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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的绘画
   元代是山水画发生巨变和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

  宋代的文人画,到元代被推向了高峰,离开了宋代绘画的坚实作风而走向空灵的写意,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首先要提一提的是赵孟頫。

  赵孟頫是一个修养全面的艺术家,诗文、书法、绘画无所不精,其书法成就尤高。他在书法和绘画上都主张“贵在师古”,这是针对宋以来尚意之风和当时许多画家用笔纤弱而发的,也确实对绘画和书法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主张的师古,仍然停留在技法上,而没有重视“师造化”,没有重视深入生活。他的《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水村图卷》《重江叠嶂图卷》等都是著名的山水画作。

  (元)赵孟頫《洞庭东山图》

  如果说西方绘画重在写实,属再现艺术体系,那么,中国绘画则重在写意,属表现艺术体系。中国绘画虽然也主张“外师造化”,但更看重“中得心源”;虽然也要求“形似”,但更强调“神似”。把这种追求抒情写意、以境界韵味为核心的表现美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是“元四家”。

  (元)黄公望《天池石壁图》

  “元四家”,指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同,具体技法上各有特色,但是,在绘画思想和审美情趣上,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对明、清两代的绘画影响非常大。

  元代画坛,山水画是主流,成名的画家四百余人,其中,钱选、高克恭、方从义、孙君泽、卢师道、朱德润、王振鹏等也各有所长,形成了元代山水画的繁荣局面。

  (元)朱德润《林下鸣琴图》

  元代花鸟画和人物画的成就相对较小。由于元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高压,许多文人都采取隐遁的办法消极抵抗。他们多画墨梅、墨竹,以梅、兰、竹、菊象征自己不随流俗和孤芳自赏的情操,李衎、柯九思、杨维翰、顾安、王冕、钱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衎、柯九思、杨维翰、顾安都以画竹闻名。

  元代以画梅著名的,有王冕、周密、钱选、沈雪坡、朱淳甫、赵云崖、乔戚里、陈立善、吴大素等,尤以王冕最为著名。

  元代的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名家。此外,任仁发、许通、陈琰等善画马、牛、虎、鹿等走兽。

  元代人物画家不多,只有赵孟頫成就很高。赵孟頫的人物画成就很高。他的《人马图卷》《红衣罗汉图》等,都是元代人物画中的上乘之作。

  除赵孟頫以外,元代也还有一些人物画家,如颜辉、钱选、何澄、任仁发、王振鹏、张渥等,都有人物画作传世。如《水月观音像》(颜辉)、《李仙像》(颜辉)、《紫桑翁图卷》(钱选)、《归去来兮图卷》(何澄)、《张果见明皇图卷》(任仁发)、《伯牙鼓琴图卷》(王振鹏)、《九歌图卷》(张渥)、《雪夜访戴图》(张渥)等,都是人物画中的名作。

  “元四家”遁迹山林,洁身自好,孤芳自赏,这种态度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们那种萧索疏淡乃至枯寂幽远的作品及风格,也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取。明代初年,画院恢复,统治者有意提倡南宋院画,推崇李、刘、马、夏,他们的画风支配了明初的山水画坛。

  明代山水画,派别林立,最著名的,是早期的“浙派”,中期的“吴门派”和晚期的“华亭派”。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周文清、周鼎、陈景初、王谔、夏芷等都属此派。此派取法南宋李唐、马远和夏珪,多用斧劈皴,笔有顿挫,多用干笔,水墨氤氲,浑然天成。

  东南苏州一带,人文荟萃,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趣味与赵孟頫和“元四家”相似,因此,他们继承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风格而形成了“吴门派”,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吴中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征明和仇英。

  沈周的年龄比唐寅、文征明、仇英大得多,唐寅、文征明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是当之无愧的“吴门派”画家的领袖。

  沈周的画,远追董源、巨然,近师王蒙、吴镇,继承的还是“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的风格。所传有《庐山高图》《沧洲趣图》《匡山秋霁图》《夜坐图》《春山欲雨图》等。

  文征明的成就主要在书法,唐寅的画,主要在人物和花鸟,但他们的山水画仍然精审。文征明的《绿阴长话图》《春深高树图》《山雨图》《真赏斋图》《溪亭客话图》,唐寅的《落霞孤鹜图》《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春山伴侣图》等,都是传世名作。

  “吴门四家”中的仇英与其他三家有些不同,他是漆工出身,靠刻苦学习,终成大器。他的山水画,学习南宋赵伯驹、赵伯骕,多作青绿山水。传世名作有《玉洞仙源图》《莲溪渔隐图》《桃溪草堂图》等。

  “浙派”和“吴门派”的末流,都师古不化,墨守成规,以至笔力纤弱、死气沉沉,代之而起的,是“华亭派”。

  “华亭派”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顾正谊、莫世龙等“画中九友”。他们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师古,师法的是自王维、荆浩、关仝等直至“元四家”。

  董其昌是提倡文人画最力的人,他的绘画,笔墨极有气势,尤精于用墨。他本人是大书法家,又将书法的用笔用于绘画,是典型的文人画特色。他虽然也提到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将以天地为师”(均见《画禅室随笔》),但他自己仍然没有走出狭小的书斋,他的山水画,也因此缺乏真实的山水自然之感。

  “华亭派”虽然挽救了“浙派”“吴门派”末流的颓风,但仍以师古为事,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虽然对清代三百余年的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挑起了明末及清代的派别门户之争。

  明代前期院画占主导地位,边文进和吕纪是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钱永善、罗绩、俞存胜、张克信、叶双石、邓文明、边楚祥、边楚芳、边楚善(三人为边鸾之子)、罗素、唐志契等,都以画花鸟闻名。

  与吕纪同时的林良,虽然也是画院画师,但画风与边文进、吕纪不同,他走的是王若水、张中(二人都是元代水墨花鸟画家)的路,向水墨淡彩的方向发展,是明代水墨花鸟画的前驱。

  明代中、后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使花鸟画真正成熟的,是沈周、唐寅、陈淳、徐渭。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徐渭(青藤)。他的水墨大写意花鸟,醉笔淋漓,飘逸奔放,对清代“扬州八怪”及近代吴昌硕、齐白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吴伟《渔乐图》

  明、清两代,人物画不及山水画、花鸟画之盛,虽有杰出画家,却无多大创造。明初“浙派”山水画家戴进、吴伟等,明中叶“吴门派”画家沈周、唐寅、仇英等都兼画人物。其中,唐寅和仇英的工笔仕女画很有名。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仇英的《人物故事图册》《人物图》《汉宫春晓图》《修竹仕女图》等都是工笔仕女画的名作。

  明代后期,人物画成就较前为高,代表画家是陈洪绶。

  陈洪绶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兼有李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吴生法。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张庚《国朝画征录》)。从他传世的《女仙图》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人物画的这些特色。

  明代肖像画家,以曾鲸最为著名。他画的肖像,“如镜取影”,“咄咄逼真”。

  明末清初,继承董其昌等人的是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画家,他们的倾向仍然是摹古,甚至几乎只仿黄公望一人,搞得“家家子久,人人大痴”(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

  (清)王鉴《长松仙馆图》

  “四王”的山水画,技法精绝,笔墨韵味十足,把文人山水画的水墨技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仿来仿去,内容题材非常狭窄,风格技法也越来越单一。

  “四王”中的王时敏,是清初的画坛领袖,他的画,技法精纯,尤其是对黄公望领会极深,但却绝少创造。从他的《浮岚暖翠图》《云壑烟滩图》《溪山楼观图》《夏山图》等作品中,都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特点。

  “四王”中的王晕,虽然也走的是摹古的道路,但是,能够博采众长,风格变化要多一些。较之其他三家只知道一味机械摹古,境界稍微高一些。以《石泉试茗图》《千崖万壑图》《断崖云气图》《平林散牧图》《夏木垂阴图》等为代表。

  真正使明末清初画坛面貌一新的,是以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残等所谓“四僧”为代表的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石涛、八大、弘仁、髡残等人,都是明代遗民,为了避祸,遁入空门,养成他们精神上的叛逆。他们也认真学习古人,但反对对古人亦步亦趋地机械模仿,在技法上提倡“我自用我法”。针对“四王”完全脱离生活,在古人陈迹中讨生活的陋习,提出以造化为师,“搜尽奇峰打草稿”。“四僧”的山水画,代表了清代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清)弘仁《松壑清泉图》

  “四僧”中,石涛、弘仁、髡残都长于山水,而八大山人则以花鸟名世。

  石涛是清代山水画中贡献最大的人,他力批“四王”的盲目摹古,而提出“我自用我法”,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提出“师古人之迹”,又要“师古人之心”(均见《苦瓜和尚画语录》),指出了山水画创作的唯一正确道路。他本人也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半生云游,遍览名山大川,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清初山水画家,比较重要的还有吴历和龚贤、樊坼、高岑、吴宏等所谓“金陵八家”。吴历作画,已经开始参用西方绘画的一些明暗对比技法,增加了物象的体积感。

  清代后期山水画,仍然走的是“四王”的老路,主要受“娄东派”(代表人物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的影响,乾隆、嘉庆年间,有黄易、奚冈等;咸丰、光绪年间,有汤贻汾、戴熙、戴密等。此后,还有张问陶、胡公寿、吴伯滔、吴谷祥等,但模仿多,创造少,成就都不算太大。

  清初的花鸟画,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尤以八大山人、石涛、恽格最为突出。

  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个性突出,不泥成法,多有牢骚不平之气。他是明宁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不与清政府合作,于是将一腔亡国之痛全部寓之于画。他笔下的花鸟,极有个性,他画的鸟,眼眶作方形,眼珠上顶,有一种白眼看世界的桀骜之气。而其画又多有兴寄,所以有人题他画的荷花说:“长借墨花寄幽兴,至今叶叶向南吹。”

  明末清初,花鸟画多宗沈周、陈淳、徐渭,到恽格(南田)出来,画风才得以一变。他继承和发展了徐崇嗣开创的没骨花鸟画法,改变了自南宋以来的勾填法,后来蒋廷锡父子、邹一桂等花鸟画家,走的都是恽格的路子。

  乾隆年间,则以金农、郑燮、李鲜、罗聘等“扬州八怪”为代表,他们都是画坛革新人物,是旧法的破坏者,也是新法的创立者,成就很大,影响也很大。“扬州八怪”都走写意一路,都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但他们又十分重视各自的艺术个性,相互之间绝不相师,保持了自己艺术上的独立。

  清代中叶花鸟画,不及康、雍、乾时期,其中,赵之琛、张熊及岭南的居巢、居廉较有影响。

  清代晚期,赵之谦、任伯年、虚谷、蒲华、吴昌硕等的出现,将花鸟画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清代人物画也不及山水画和花鸟画,但肖像画却有进步。清代道释人物渐衰,而喜作鬼神,尤喜画钟馗。金农、罗聘等的《鬼趣图》,以鬼喻人,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丑恶。

  清代的市井百像图,多能接触社会弊端,如姚文翰的《卖浆图》、朱炎的《群盲图》、黄慎的《群乞图》等。这一类画家中,以苏六朋最为著名。

  苏六朋是著名的岭南画家,爱写民间生活和市井风俗,许多都能切中时弊,他的《吸毒图》深刻揭露了鸦片的毒害。

  清代仕女画的代表人物是改琦和费丹旭,但无多大创新。

  有创新精神的是岭南画家高其佩,他是清代著名的指头画家,今传有他所画的《钟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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