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谁也没有想到，当年蘅塘退士孙洙为儿童编写的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会成为近两百多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
《唐诗三百首》是乾隆二十九年蘅塘退士和夫人一同编写的。这个蘅塘退士现在基本确认是江苏无锡人孙洙（1711—1744）。
孙洙，江苏无锡人，号蘅塘，晚号退士。家境贫困，聪明好学。中过举人和进士，当过知县、官学教习、县教谕、府学教授。
从他的经历来看，除了干过几年县令外，从事的都是和教育考试有关的工作。作为考官，他参加了两次山东乡试，因此他对考生水平、阅卷标准和阅卷人的心理都很了解。孙洙感到当时通行的蒙学读物《千家诗》已不适合当前的考试形式，于是着手编纂新的诗歌启蒙选本。
孙洙在《唐诗三百首》序言中把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写得很清楚：
一、不满意当时最流行的蒙学读物《千家诗》，要让学生学习正统的唐诗，这样才能在科举选拔中一举中第。
二、代替《千家诗》成为儿童的家塾课本。
三、验证一下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真伪。
孙洙不是著名诗论家,也不是著名诗人,和学界大咖相比他只是个“小人物”，但他所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却能广受欢迎,流布广泛久远。《唐诗三百首》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注重精品
孙洙“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现在统计出的唐诗前一百榜单中，《唐诗三百首》收录的诗作占了74首。精品意识是《唐诗三百首》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
二、题材广泛
《唐诗三百首》所选的诗歌题材较为广泛、匀称,不单调,思乡、送别、边塞风光、山水情怀、题画、音乐等题材都有。正由于孙洙在选诗时重艺术,博采众长,多元组合,使《唐诗三百首》两百年来经久不衰。
三、读者定位准确
儿童、老人是孙洙对《唐诗三百首》的读者定位。因此他注重选取朗朗上口、易于成诵的精品，让《唐诗三百首》成为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普适读物。
四、契合考试制度
高考是当今教育的“指挥棒”，在清朝，科举中第则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而《唐诗三百首》就是一本指导学子应试的“辅导书”。
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巳卯科乡试开始，试帖诗成为清朝科举考试的重要考试内容之一，童试、乡试、会试以及岁考、科考、复试、朝考中均增考试帖诗。
清代科举考试中对试帖诗的要求极尽严格，乡、会试所考的五言八韵，童试所考的五言六韵，用的全是仄起格。《唐诗三百首》选编的五言律诗有８０首，其中用仄起格的就有51 首。
科举制度中试帖诗对作诗结构上的要求同八股文一样讲究“起承转合”，《唐诗三百首》在收入诗歌时也将“起承转合”结构，作为其收录的重要标准。
《唐诗三百首》得以广泛流传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契合了当时的考试制度，符合试帖诗在结构和用韵上对诗歌的要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部诗歌选本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唐诗三百首》也不例外。
《唐诗三百首》最大不足是一些经典的唐诗没有收录。前面提到了《唐诗三百首》收录了唐诗百大榜中的74首，比例虽高，但还是有26首经典之作没有收录。具体到个人，像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的大诗人李贺，竟然没有一首诗入选。
我们耳熟能详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独坐敬亭山》、王维《鸟鸣涧》《使至塞上》、王昌龄《从军行》、杜牧《江南春绝句》、杜甫《春夜喜雨》等名作都因不符合孙洙的选诗标准，而没被收录。
当然这些都属于“软伤”，此外《唐诗三百首》还有将作者张冠李戴、诗体分类不当、随意缩减原诗题目等“硬伤”。
《文艺研究》杂志编辑陈斐认为“不太合适”。他认为诗歌教育，要通过诗歌选本让学生或诗词爱好者了解唐诗的发展史、流变史，也就是应该是唐诗的微缩景观。作为选本，不应该倾注作者过多的审美倾向。
《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却认为，“《唐诗三百首》能够流传至今，说明它能经受时代和历史的考验，深受大众喜爱，我们不能因为有差错，就把它的经典价值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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