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地位和掘墓人
《共产党宣言》研究
作者：张一兵
原文刊载于《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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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都是与工业生产物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相关联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随后发展起来的机器化大工业和海外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将资产阶级推向了超越其他一切没落阶级的历史舞台的中央。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由此，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之后，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发展本身的内部揭示出来的客观社会矛盾，这意味着，曾经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筑模之中，当年消灭落后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关系构式的革命之矛，现在已经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指向资产阶级自身。这就是客观的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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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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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们仍然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基本观点，集中展示在他们1848年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1)中。因为这是一个用于社会政治活动的公共文本，其任务在于向全世界“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论证共产党人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其中并没有过于学术化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简明扼要，反映了这个时期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共同认识。
0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历史认识论中说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modern‐e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封建生产方式灭亡中的历史发生。第一方面，是社会阶级主体及存在条件的历史发生。在他们看来，相比之传统的封建社会，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
“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466。
这是马克思自《巴黎笔记》以来，越来越清楚的一个基本认识。当然，资产阶级是这个新世界的主宰者。首先，“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和交往方式（Produktions-und Verkehr‐sweise）多次变革的产物”1。这是说，资产阶级既不是一个天然的永存物，也不是突然出现的阶级主体，它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多次脱型和变革的历史结果。这是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哲学的贫困》中始终在不断思考的问题。
图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页
依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的前身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的初期城市中的自由居民，他们的生活基础已经是超越自然经济惯性实践的新型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和与此相应的商业活动。这是他们优越于封建统治者的社会定在基础。而当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使得商品交换的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并导致需求的扩大。当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相化(2)2活动不再能满足这种需求时，
“蒸汽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中的革命。现代的大工业（moderne‐große Industrie）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批批产业军的统领，即现代的资产者（mod‐ernen Bourgeois），代替了工业的中层等级”[1]467。
可以看得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都是与工业生产物相化塑形与构序的实践功能度和市场经济关系物相化赋型与构式的发展相关联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随后发展起来的机器化大工业和海外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将资产阶级推向了超越其他一切没落阶级的历史舞台的中央。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Weltmarkt）。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越发发展了，它越发增加自己的资本（ihre Kapitalien），越发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1]467
殖民主义开辟的广阔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大工业发展的客观前提，这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市场在航海业和铁路业的迅速扩张，这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扩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这是资产阶级超越旧社会中所有其他阶级，成为统治力量的根本基础。可以看到，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说明历史主体的时候，完全是依照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场境存在论的观点，即不是将社会主体幻想成一种孤立实在的主体存在，而是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特定构序能力和实践功能度水平出发，来说明一定社会主体的历史性关系场境存在和力量消长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形成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特定物质生产运动的客观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现代性工业生产物相化进程、商业交换和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场境存在直接依存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在社会历史主体关系上的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如果说，封建社会的阶级主体存在的基础是自然性的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关系，虽然在一般社会定在基础上，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一般基础，但在整个社会构式的层面上，却表现为政治—神性关系场境主导和规制社会定在的现象，政治（神性）在场决定一切，阶级主体是凝固化地从属于自然血亲关系和“不动产”（土地）的封建所有权的；而在资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之后，作社会定在新的一般基础的工业生产物相化之上，资产阶级商品—市场交换体系解构了阶级主体的直接自然存在关系（血亲—宗法关系）和祛序了神学意识形态伪饰，新型的经济关系构式中的变卖性伪在场成为决定一切的主导性力量，阶级主体的依存基础转换为“动产”（金钱）所有权中的经济关系人格化。在历史认识论的视角中，封建宗法—神学意识形态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构式与商品-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筑模起来的先天综合判断构式是完全异质的。这些问题，马克思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后才逐步理解和科学说明的。
其次，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即它所创造的新型生产和交往关系都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说，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往手段（Produk‐tions-und Verkehrsmittel），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在这些生产和交往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往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feudale Organisation der Agrikultur und Manufaktur），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3
资产阶级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工业生产物相化构序和新型的商品交换关系赋型对农业生产组织和宗法关系构式的替代，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也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和发生起来的，可是当大工业生产和商业市场（“交往手段”）急剧发展起来之后，旧有的“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立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被彻底打破。仍然处于旧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凭借自己手中不断变大的资本，将所有旧势力在经济上“排挤到后面去了”，从而，由一个在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等级”（第三等级），经过社会政治革命，“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观点，正在接近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但其中总是有一种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同时，旧有的生产关系会以残存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质性定在，它出现在原有的旧社会赋型中，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形成和发展的一定时期中，它会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筑模并存和对立。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科学说明了资本关系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太”）的问题。这当然也生成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认识论复调认知线索的问题。不过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将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视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关键性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的第二部分有进一步的讨论。
02
第二方面，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历史地位。也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从正面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höchst revolutionäre Rolle）。在这一点上，他们此时的观点显然已经在历史认识论的构境中更深刻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图
在柏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雕像
首先，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Produktionsinstru‐mente）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1]469
总体上说，这是工业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彻底改变农耕自然经济非物相化生产中循环往复的惯性实践本质，原先基于恒定自然物质进程和凝固化血亲关系上数千年“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有明确目的（telos）工业生产物相化整个自然界的创制（poiesis）活动中，人第一次使自己的爱多斯（eidos）之相完全实现出来，工业生产劳作的塑形和构序第一次给予自然物质存在的外部形式和内在有序性，真正第一次超越了自然物质负熵发展进程的限制，从而第一次实现了“改变世界”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永不停息的创造性实践样态。依笔者理解，这也会是人所新获得的历史在场性中的现代性历史时间质性的动态本质。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整体动态生存的现实基础。
这有三个构境层：
1 | 一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必须保持“生产工具”在自我祛序中的不断变革，这是技术构序层面的生产力发展，可见的生产工具只是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功能水平的物性模板，它直接呈现出工业生产物相化的实践功能度； |
2 | 二是使怎样生产的协同关系（分工与协作等狭义的生产关系赋型）不断地发生内在的自我失形和改变，这是共同活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改变； |
3 | 三是随着工业生产中狭义生产关系劳作赋型的根本性变革，全部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的社会关系赋型也不断发生相应的改变，自我脱型和“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的动态经济关系构式成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样式。 |
马克思恩格斯说，与过去的“各个时代”旧有的生产方式不同，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不是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那种基于不动产（土地）的惯性实践循环往复过程中保持自身生产方式的“原封不动”，而是在交换市场变动不居的“动产”（金钱）的基础上，主动自觉地造成“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这种永不停息的全面“革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存在前提。当然，这里有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方面，即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指认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革命”，并非是指生产方式筑模的根本改变，而是说，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身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在不改变生产方式质性的前提下，用生产关系构式中各种非根本质性的微观调整和改变，使之获得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赋型自身具有的变与不变的本质特征。
图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年）
20世纪之后，从罗斯福“新政”到凯恩斯革命，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垄断的经济“干预”和福利政策，甚至以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地域性联合形成资本的国际垄断（“欧盟”），使当代资本主义获得了重要的苟生空间。在一定的意义上，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将马克思恩格斯预计在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机制，在保证私有制的前提下，挪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来了。这是一个当代资本主义再认识的新问题。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因为工业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的无限性发展，使得社会生活中，
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Alles Ständische und Ste‐hendeverdampft），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1]469
其一是在社会关系赋型和构式的层面上，不仅原先农耕自然经济惯性实践中存在的封建式的宗法关系赋型和专制等级构式，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跨了”，因为经济物相化中的金钱关系场境会“夷平化”一切高贵—低下质性和所有不平等关系，进而，资产阶级自己创造的经济关系赋型，还没有等到固定下来也会立刻变得“陈旧”，这使得新的社会定在本身的内在本质变成快速的变易性场境转换，泡沫式的功利性时尚成为生活塑形的基本样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客体向度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场境本质的一次最重要的透视。与土地上周而复始的惯性实践中的不变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亲关系之上的凝固化的封建等级不同，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社会关系赋型，从本质上就是变动不居的动态祛序—构序。
所以，它让一切凝固化的等级和停滞的到场事物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后来后现代思潮最喜爱的一句话。二是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旧有的封建宗法等级中的贵贱观念和全部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关系构式的脱型中彻底解构，工业生产物相化生成的新型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使关系意识论中的关系性认知对象开始变得更加难以辨认，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种经济关系物相化场境还没有被意识把握和透视，它已经被新的物相化关系所替代了，不像自然风景中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中的相对恒定，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所有在世之中的“感性确定性”，人们看到、听到和触碰到的感性现象世界，以及一切思想观念，也都会是verschwindend‐darstellt（正在消逝的东西），不过，这里的消逝不是深刻的非物像透视，而是走向死亡的昙花一现的经济物相化伪场境中永远逐新的时尚时间构式。这是黑格尔“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的漫画形式。
图
黑格尔（1770-1831年）
由此，社会的历史时间质性异化为纯粹的物性翻新，一句“你过时了”，代表了金钱时尚时间对你的抛弃。并且，这些动态的物相化经济关系，基本上都是以颠倒的伪在场构式呈现出来，并生成五花八门的经济拜物教观念。这是仅仅靠历史认识论难以完成的辨识任务。后来的德波和鲍德里亚，分别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中的“景观拜物教”和“符码拜物教”。
其次，是资产阶级在这样的生产方式筑模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发展。显然，这仍然是客体向度中的科学描述。马克思恩格斯感叹道：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Klassen‐herrschaft）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里面呢？[1]471
当然，相比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资产阶级占据“阶级统治地位”后“不到一百年”的发展，创造了比过去所有社会生产力的总和还多的生产物相化构序能力。在这里，它第一次能够从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整体上控制和征服“自然力”，这是过去所有农耕自然经济时代的非物相化惯性实践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它采用了化学等科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这使得外部物质存在的塑形和构序发生的根本性的质变，它创造了可以环球航海殖民其他民族中“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的壮举，铁路的通行缩短了市场流通的空间距离和时间，电报打通了资本谋利的各路远程信息，它像用法术般召唤出巨大的劳动力大军，这一切，都创造了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变革奇迹。应该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深层次历史构序上的巨大历史作用。
其三，资产阶级的世界市场创造了社会定在与发展更加宽阔的生存场境空间。这还是客体向度的肯定性描述。为了赚钱，“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而当通过“榨取全世界的市场”，无形中“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其客观结果是让“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70-471。这是说，如同斯密所言，我们有面包不要感谢面包师的利他心，恰恰是他追逐私利的过程，无形中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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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23-1790年）
这里，不是资产阶级自觉地推动社会生存场境的空间拓展，而是资本家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客观结果却生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性交易关系的市场。这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场境存在。当然，这也使历史认识论的认知对象和视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1]470
在农耕时代各民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空间状态被彻底打破了，无所不能的工业生产物相化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无形市场关系，消解了自然经济封闭共同体中的循环往复的惯性实践塑形的“自给自足”，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物质需求和世俗欲望，也让资产阶级社会中与工业生产同体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作为纯粹的抽象构序，成为不同民族“共同享受”精神情境。这不仅使得人们生存的主体物相化场境关系存在获得了广阔的拓展，也让不同文化的交流建构起世界性的精神构境。当然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性进步。
其四，资产阶级社会金钱化的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巨大改变。如果上述三条是从客体向度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拓展人的生存空间的历史作用，那么在这里，则是转而从主体向度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特定的经济剥削本质。当然，此处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前述人本学的异化构式批判不同，他们这里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批判，并不是现象学式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关系场境的客观转换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表现方式，是利己主义基础之上的金钱关系，当这种商品—市场交换关系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一切封建的旧有社会关系就在交换价值的粉碎机中消解了。他们认为：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nackte Interesse）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bare Zahlung”）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Tauschwert），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offene,unverschämte,direkte,dürre Ausbeutung）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1]468
这段表述，是《共产党宣言》这一文本中十分著名的话语片断。它像散文诗一样的生动和感性，但同时以极为深刻的批判性目光，透视了从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宗法性社会关系场境脱型到资产阶级金钱世界的根本转换。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认识论中社会关系场境历史性转换认知的最出彩之处。
图
现存的《共产党宣言》手稿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封建式的自然负熵进程中的血亲关系被赤裸裸的经济负熵进程中功利关系所祛序，传统的人与人关系之间的“温情脉脉的纱幕”被揭去，变成了利益交换的“单纯的金钱关系”伪境；上帝的神性和贵族的血性被利己主义的冰冷实惠所消解，金钱“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1]489；原来特权下的天生贵族自由，被市场中的不断易主的财富自由所取代，过去那种在宗教光环和封建意识形态幻象下的直接剥削被更加无耻的经济剥削所替代，这其中，金钱背后的交换价值和形式上平等的自由买卖成了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在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场境之上，人们观察世界的经验-统觉基础开始为有用的金钱关系所左右，不能变成金钱伪在场的东西都会是不入利益优先法眼的废弃物，金钱观念赋型成为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照世界的光。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深入到金钱关系背后的资本关系，这是透视资产阶级社会本质最关键的一步。
03
第三方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和历史没落。这是整个《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批判的主体内容。首先，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矛盾。可以看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一致，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始终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所以他们会去寻找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和冲突，并从这种矛盾冲突中引出资产阶级社会走向灭亡的根据。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批判话语的基本逻辑构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曾经创造了全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构式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今天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491这个“魔鬼”，就是超越了过去所有社会发展总和的现代工业生产物相化的巨大生产力。因为，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1]480。
这是说，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与阶级对抗。如上所述，这种资产阶级“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生产关系赋型一度成为新兴工业生产力发展有利的助推器，可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1]472
应该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指认对抗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矛盾。不同于《1844年手稿》等文本中对资产阶级社会非人道的价值判断，这是他们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之后，从社会现实发展本身的内部揭示出来的客观社会矛盾。
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迹
这也会是历史认识论中动态矛盾关系本质分析的例证。这意味着，曾经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筑模之中，当年消灭落后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关系构式的革命之矛，现在已经指向资产阶级自身。在此，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现实例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频频发生的“周期性的（periodischen）而且愈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1]492。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指认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的严重经济问题。
在商业危机（Handelskrisenzunennen）期间，每次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也被毁灭掉了。在危机期间，发作了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Überproduktion）的瘟疫。社会转瞬间回复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大饥荒、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争，完全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1]472
这种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背后，是周期性发生的无序熵化的商品Überproduktion（生产过剩），在此时，整个资产阶级经济负熵进程直接被破坏性的熵增所中断。因为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劳动产品被毁灭，生产力本身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像一种无法抑制的“社会瘟疫”漫延到全社会，整个社会像是被一场人自己发动的毁灭性的战争所摧毁。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自身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并且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构序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1]492。马克思恩格斯说，今天，“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472。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它生动地呈现了资产阶级从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力量走向没落的进程。
其次，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最重要的思考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者阶级（Bourgeoisklasse）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Reichtums）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筑模和增殖（Bildung und Vermeh‐rung des Kapitals）。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Lohnarbeit）”[1]478。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的Bildung（筑模）概念的使用是重要的，因为它预示了资本作为一种动态生产方式思考方向。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此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定性评判尺度已经开始出现偏移，因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并非仅仅是财产多少，资产阶级社会生存前提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作为社会主体的资产阶级生存的真正社会构序和经济关系赋型基础，其实是“带来财富的财富”——资本的筑模和增值，而资本增值的唯一生存条件则是不断地占有雇佣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其实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而资本（关系）则是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然而，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中，工人“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Lohnarbeitausbeutet）的财产（Eigentum），亦即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演进的”[1]481。这也就是说，资本是一种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得以存在和增加起来的私有财产。其实，将资本作为一种财富或者财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将这种现代私有制社会视为有产者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认识。这当然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观点。一是由于批判认识论的缺失，“私有财产”的劳动异化本质并没有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被揭示出来，二是马克思不久就将会发现，资本不是可见的财产，而是一种支配性的非物相化的生产关系赋型。
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看法中也逐步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即资本不是一个主体性（资本家）的人格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性财产的概念，它是一种非主体性的社会力量。他们说：
做一个资本家（Kapitalist sein），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并非只是一个纯粹个人（rein persönliche），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资本是关联性的产物（gemeinschaftliches‐Produkt），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gemeinsame Tätigkeit），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
由此可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persönli‐che），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gesellschaftliche‐Macht）。(1)4
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的科学认识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一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家，并非仅仅是一个主体物相化结果的“纯粹个人”，而是在生产中占有一种特殊社会地位，这种非主体性的地位恰恰是通过占有作为“关联性产物”的资本而得到的。之后，马克思更精准地将资本家透视为非主体性的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的人格化伪主体。二是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主体性的力量，也不仅仅是物性对象意义上的财富，它是一种人们共同活动中发生的异己性的客观场境力量。之后，马克思将发现，资本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力量，而它就是一种主导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构序和经济政治赋型的生产关系，资本正是这个现代私有制关系体系中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式。
其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之下，不同于可以一次买卖的奴隶，工人才成为“把自己零星出卖”，使自己的劳动（力）成为可以使资本增殖的交易对象。在后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深化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认识论构境中的比较性的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的活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资本的一种“手段”。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在生产中“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增加，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1]493，因为机器化大生产中，整个生产的构序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人，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构序力量的机器系统客观工序，失去了技艺的工人，在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惯性实践中已经沦落为机器运转的被动附属品。所以，手中占有机器的“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1]482。现在：
他们不仅是资产者阶级的奴隶（Knechte der Bourgeoisklasse），不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Maschine），受监工，首先是受各本厂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横制度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那末它就愈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1]473
与传统社会中手中可以独立从事生产和掌握着完整工艺的匠人不同，在资产阶级“专横制度”下社会劳动分工和机器生产中彻底丧失了独立性的工人，无情的事实为，如果不把自己变卖给资产阶级，他就将被饿死。资本家手中抽打工人的不再是可见的奴隶主的皮鞭，而是看不见的饥饿的皮鞭。其实，这种复杂的奴役关系，在关系意识论和认识论层面上使历史认识论变得有些力不从心，也为马克思之后的晚期批判认识论的重新出场奠定了客观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雇佣劳动制中，工人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奴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奴隶，他们还受到资本家、机器系统和监工的奴役。甚至，当他们拿到“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命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工资时，却立刻受到“房东、店主、高利贷者等”资产者的进一步盘剥。马克思恩格斯愤怒地说，
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1]478
这也就是说，今天，在资产阶级社会雇佣劳动制下无法生存下去的无产阶级，只有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新生。这个新生当然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断言，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生产出“它自身的掘墓人”——革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479他们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走向人的彻底解放，即“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共产主义。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探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注释
1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最初于1848年2月在伦敦用共有23页的德文单行本发表。1848年3月至7月，“共产党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上连载。德文原本也是1848年在伦敦再版的，这是一个共有30页的小册子；这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错的字，并改进了标点符号”。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页。中译文有改动。MEW Bd. 4,Berlin:Dietz Verlag,1977,S.463。
3(2)物相（phase），这是笔者在本次研究中从科学中挪用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的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来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的文本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n, Gesamtausgabe(MEGA2)II/1, Text, Berlin:Dietz Verlag, 2006, S. 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1,Text,Berlin:Dietz Verlag, 1988,S.47。当然，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页。中译文有改动。MEW Bd. 4,Berlin:Dietz Verlag,1977,S.467。
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EW Bd. 4,Berlin:Dietz Verlag, 1977,S.475-476。
编辑：潘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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