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网上关注了一下部分致力于研究中国古文字（黄帝时期文字、夏朝文字）的民间学者，阅读他们的博文，分享他们的心得。与其说这是他们的个人兴趣，不如说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厚爱，与其说他们是在玩文弄字，不如说他们是对中华文明之源流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感慨之余，我也想借网络这个平台谈点自己的看法，与诸君商讨。
一、值得关注的部分民间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一）、学者马贺山，网名老马识途，博览古籍，致力于黄帝时期和夏朝时期文字的研究。
马先生通过对相关文献记载分析，认为在清朝以前，人们对仓颉造字及虞夏商周有书流传后世，还深信不疑，但到了近代和当代，有反潮流反传统思想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开始否定仓颉造字，否定虞夏商周之书，认为这些不可信，不可靠，都是战国以后的人，追记的或后人伪托。从此历史的真相，被厚厚的硝烟战火的尘埃掩埋，越埋越深。
马先生对不同版本的【仓颉书】、【夏禹书】和【禹王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破译，认为黄帝时期有文字，夏朝亦有文字。马先生的探索与研究可谓是破冰之举，打破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字起源诸多问题的传统及当今的一些主流看法。
1、 主流认为：夏朝如果有文字，也应该比商朝甲骨文还原始一些，就像二里头遗址的刻划符号一样。马贺山认为：夏朝文字应该比商朝甲骨文成熟，因为夏朝文字是官方文字，是夏篆，而商朝甲骨文是民间俗体字，它就像带尾巴的毛孩，因为在商朝文化上，曾出现过一种返祖现象。
2、主流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在夏末商初之际，劳动人民长期酝酿创造的。马贺山认为：文字应该产生在黄帝时代，是仓颉在几年的时间里发明创造的。
3、主流认为：篆字应产生在西周以后，史籀做大篆，秦李斯做小篆，商朝甲骨文之前，不会出现篆字。马贺山认为：大篆应该是仓颉造的，夏篆也是大篆，史籀所做之篆应称复篆，是许慎弄错了，李斯说他做小篆，是根据上古大篆而省改之。
4、主流认为：刻划符号里最初有指事字和象形字。马贺山认为：象形字和指事字来源于仓颉的六书造字法。郭沫若将仓颉的六种造字法中的象形和指事移花接木到半坡遗址的刻划符上，然后张冠李戴，说刻划符号是文字的孑遗，其手法很笨拙，刻划符号的应用根本跟六书不搭界。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文字的最初的造字方法，刻划符号不是文字，何谈使用六书中的二书？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
5、关于世传28字的【仓颉书】，马先生对文献记载进行了梳理：
（1）、南朝梁文学家寿光人任昉在文章记载：“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识之，余不信也！”马先生认为任昉对李斯、叔孙通所识之字提出质疑，是任昉见到北海仓颉石刻的议论，客观地证实了周代初期在北海仓颉墓下得到仓颉石刻的事实，周初距今至少已有两千七、八百年。
（2）、《金陵新志》说：“昔周初有于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书府在山东寿光双城。
（3）、《法帖神品》目首列仓颉二十八字注云：“在北海，此石刻虽不可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 马先生认为【仓颉书】二十八字确实是我国文字之祖，是碑刻之祖，发现于周初，流行于全国。它比发现于唐朝的石鼓文，要早一千多年，是我国碑刻的开山之作。
（4）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上一些有关仓颉的记述：“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后李斯识其八字，叔孙通识其十三字，孔子至齐，亦尝访焉。”
（5）、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载：“仓颉台弥水所经，水东有孔子问经石室，中有孔子像，盖孔子至齐亦尝访焉。”
（6）、元代古文研究家郑杓在《衍极》一书中也说：“北海亦有仓颉藏书台，人得其书，莫之能识……”
（7）、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三皇》记：“仓颉，黄帝史也，亦曰皇颉，姓侯刚氏，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广伏羲之文，造六书，是为古文。其冢在冯翊彭衙利阳亭南道旁，北海亦有仓颉藏书台。人得其书，莫之能识，秦李斯识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其十二字。今《法帖》中有二十八字。”
从以上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知，，在周初时，北海仓颉墓下已发现石碑，上刻28字，后藏书府【北海藏书台，在山东寿光】，李斯只认识八个字，叔孙通只认识十三个字，春秋时期孔子经常访问北海藏书台，马先生推测，孔子是认识碑文28字的，因为春秋时期仓颉古文还在，孔子在整理、选编虞夏商周之书时，如果不认识仓颉古文，就很难编纂完成百篇尚书。孔子在【礼记】一书中，很详细的谈了古人对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认识，其中大同世界的内容：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学，也正与【仓颉书】二十八字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完全一致。可见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论，来自上古黄帝时代的【仓颉书】，而非孔子原创。）
6、关于【夏禹书】也有不同版本，那就是由山东作家邓华收藏的一版夏朝甲骨文，上面的文字与淳化阁帖内的【夏禹书】一样。马先生认为一个是传世文字，一个是出土文字，互相印证，互相比照，都是篆字，都是夏篆，虽说都是甲骨文，商朝甲骨文是用刀刻的，而夏朝甲骨文是用金属棒烫出来的，笔道粗，圆润，字大，与马家祖传的夏朝甲骨文的风格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信的（破解见其博文）。
7、关于【禹王碑】，马贺山先生认为不管【禹王碑】有几个不同版本，字形如何变化，但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因而能找到它的老根和精髓，这正是【禹王碑】能传承4000年的真正原因和魅力所在。马先生对古文字界前辈唐兰先生所谓【岣嵝碑】是伪碑之说提出了挑战，并进行了破解（详见其博文）。
（二）、学者探古思幽（网名），一生酷爱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虽已是古稀之年，但坚持收集流散在社会上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遗存，并对这些遗存进行整理与研究，力求为证明中华民族及其史前先民创造的文化之伟大与丰富多彩而提供实物证据，并希望能从中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以丰富对祖国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的认识。目前探古思幽已释读了近百个玉器上的夏朝文字，笔者认为其虽是一家之言，但对研究夏代文字也有及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三）、学者曾力，系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员，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古老的《仓颉书》、《夏禹书》即在其研究之列。他去年喜获一枚颛顼时代的蝌蚪文玉印，为破译印文，他搜集了1.2亿字节的相关文献数据，终于在古彝文系统中获得了破译结果。碑上刻的是5000年前的《月亮经》。碑文背面的文字为“朔望”，正面为“要坐此神船，去找库土人。雁鹿高层行，蛇神头迹。库人初呼魂，要解洞弯处，龟朔望颂龟。”共有34个字。
最近曾力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三块带有文字的碑文，贴到了网上。对此马贺山先生是这样说的：“我看了，很感兴趣，便进行了破译。说实在的，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相信仓颉造字是真实可信的、仓颉造的字一定会在某一天出现！果不其然，没想到它会出现得这么快、这么早！三碑的横空出世，一定会在中国文字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衷心祝贺曾力先生的收藏，为国家、为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堪称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四）、学者安国欣，对《仓颉书》、《夏禹书》、龙虬陶文、丁公陶文和安诺石刻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特别是对于《仓颉书》的释读，安先生的破译方法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今人刘志一 、马贺山、谢子展等，他打破了传统的释读习惯，以仓颉在洛南造二十八字碑【现玉器版的仓颉书，任南红山文化网】为释读范本，放弃了传统的竖体右起以四字为一句的释读习惯。大胆改用右起横向释读：“上帝立，万物当生。四时阴阳五行七星成。产出六气西北风。百草兴，朱鸟南宫”。白话释义为：“ 上帝立，万物正值出生。四时阴阳五行北斗七星形成。产出六种气体，西北风形成。百草奋兴，朱鸟显现南宫”。笔者认为此破译亦不失为是有益之探索。
（五）、学者魏文成编著了《创文造字学》，相关文稿可见《国学论坛》和作者的博文，目前待出版。
此书之定位，拟在系统地揭示华夏文字创文造字的基本规律与奥秘，力求能充分证明华夏文字是目前发现并还在使用的世界上最早的拼音文字。
华夏文字蕴藏着中华文明史的辉煌，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国际学术界判断一个民族发展历史上何时出现或进入“文明”年代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魏先生坚信华夏文字确是仓颉创始，而后经历代文字学家不断丰富，终形成完美的集象形表音表意表调为一体的反切式的拼音文字系统。
据王先胜《史前史年表》推算，黄帝的年代距今约6500年左右，换言之，仓颉造字的历史距今已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若承认仓颉造字是历史的真实，那势必对学术界关于华夏文字起源殷商甲骨文的传统观念造成冲击。笔者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传统的观念或是观点之形成必然会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制约，上世纪20年代，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谓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诸多领域里的重量级权威性文献，但今天读起来，莫说是专家学者，就是普通人也能发现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倘若建国六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展能在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话，相信郭老绝对不会说“尧舜禹只是传说”了，对中国文字的雏形、起源等问题也许会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论点或是说法留给今天的读者。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只是想表达对学术问题应持发展和辩证观，历史的去看，历史的去研究，既不能完全迷信专业的权威，也不应忽视民间的研究成果。魏文成的《创文造字学》今日之问世，与社会发展和当今的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相关，且不说其学术水平如何，就其探索与研究的精神而言，刘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
《创文造字学》将许慎的“六书说”升华为集象形表音表意标调为一体的反切式的拼音文字的“一书说”（也称之为“反切拼音说”），并对失传了几千年的“文”进行了探索性的推理与挖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关于“文”的基本依据，以其一家之言对以往在华夏古文字研究中只研究“字”而不研究“文”的现象提出了挑战。
“反切拼音说”，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华夏文系列古文字之释读，包括贾湖契刻、陶文、甲骨文、石鼓文、金文、小篆，甚至已经发现也可适用于对“契丹文字”读音的破解，因为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文化的融合与借鉴是自然的事。
“反切拼音说”，可以通过文字的象形表音表意标调及反切拼音规律推理出古文字的语音和寓意，也就是说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来破解古代的东方以华夏文字系统为主的古文物上的文字以及历史文献。那么，“反切拼音说”能否解读华夏各民族历史上关于文字创造的历史空白，能否为仓颉是华夏文字创始人提供有利的文字理论依据（即“华夏文字是集象形表音表意标调为一体的反切式的拼音文字”的系统理论），这将有赖于学术界同仁的实践去证明。
此外，《创文造字学》一书，对解决华夏文字研究当中的诸如上古音、中古音、今音的关系等问题，对音韵学、训诂学与古文字学的范畴问题也有其独到的见解。
作者还运用“反切拼音说”这一理论，对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汉语大字典》两书进行过研究性的语音破解，对《汉语大字典》中的近9000个标音提出了质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金子，定会发光！谨希望魏先生的研究成果能从一家之言而为大众所接受，能为学术界所认可。
笔者还要提及一点，那就是魏文成先生不但在文字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研究，而且还对夏朝文明诸如文字、少康之都城等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著书《夏朝文明》。
（六）学者谢东凌著有《实证夏代历史》，最初马贺山先生翻译了他收藏的夏玉版，后来学者谢子展先生对他收藏的九块夏玉版进行了翻译，且写了《谢东凌收藏九版夏玉玉译文》，其译文的内容与玉版上的图画相对应且与《尚书》的文法相似，谢东凌认为这些玉版是夏代的文物。谢子展先生在译完夏玉版时发现其中有三个字与著名的《禹王碑》相同，之后撰写了《禹王碑全译文》。谢东凌先生认为这文图并茂的夏玉版与被某些人怀疑的禹王碑形成了互证；而夏玉版本身由于其图文的对应关系也形成了自证。他们的研究在北大论坛曾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以上，介绍的仅仅是部分民间学者的一些信息，事实上还有很大一批社会民间学者并不为大家知晓。比如，有研究古老八卦易理与汉字形成机制的；有研究汉字系统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认为汉语是当今唯一面向对象的自然语言，是非常先进和科学的）；还有研究古彝文、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相互关系的，等等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当今民间学者致力于文明探源的实践，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自觉性的体现，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很少出现的难得的进步的文化现象，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也应能获得专家权威的支持和指导而不是轻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