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贺山
这是新浪网友353252762写的一篇留言，我认为很有价值，对我有启发，故重发表如下：
一，“据学者王先胜研究，黄帝的年代当在距今6500年左右，也就是说仓颉造字距今也应在6500年左右。造字属于官方行为，其发布与推行一定是有效的、甚至是强制的，现代的汉字简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且不评论其对文化影响的正负面如何，其社会普及效果是明显的。我觉得在仓颉造字之前，社会上没有统一的文字，那些刻划的出现是正常的，但其在社会上流传和影响与认可度是有问题的，即便对创作者本身来讲把他当作纪实的符号或说是文字。在仓颉造字之后，出现的刻划类的东西，应是民间底层的现象，或是官方文字推广未能影响到的群体里出现的现象，不应当把他视为文字的主体。这样看不知有无道理。”
关于黄帝的年代究竟定在何时，一般认为在5000年上下，这是今天的普通提法，我没有具体计算过，长也长不了多少，短也短不了多少，以5000年为宜。仓颉造字是官方行为，我完全同意此观点 ，其发布和推行，是有效的，强制性的。就像简化汉字推广发布一样，是政府下令推行的。所谓 约定俗成，就是这个意思，约定就是法定，政府行为，一言九鼎，俗成，即下边必须执行，无商量余地。由此看来，文字的发明和推广，是由上而下进行的，非象某些人讲的那样，文字在人民中间萌芽，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 至于那些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先民的一种文化，在劳动和生活中，起到很大作用，就像结绳记事一样，给记忆以很好帮助，在民间，一直使用这种方法，帮助记忆，到春秋战国时，陶器上还可以见到刻划符号。所以说，刻划符号与仓颉造的文字，没有多大关系，郭沫若先生硬将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说成文字的起源，人为痕迹明显，他有他的政治考虑。总之，刻划符号确实是民间现象，我们应当肯定它的作用，但不该与文字生拉硬拽在一起，这在中国文字史上，是一大败笔，会让后代贻笑大方。
二，“客观上考古界至今还搞不定夏朝的都城在哪里，比如二里头到底是夏代城址还是商都遗迹，看来考古界的探索之路还很遥远。考古也需要文献的佐证。马先生等一批民间学者大海捞针，搜集挖掘被历史尘封的夏朝及其之前的文字，其精神令人钦佩！（例如：老马识途 、探古思幽、曾力 、魏文成。。。）相信这些学者的努力不会白费。”
田野考古是很辛苦的，也很重要。他们曾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现在有些人将田野考古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好像中国的历史存在与否，将由考古决定，这是本末倒置，到目前为止，考古出来的结论，没有一项是推翻历史文献的，它只起到补充和印证的作用。考古也需要文献的佐证，更需要对历史文献的深刻理解和公正阐释，才能发挥其作用。黄帝文字是客观存在的，唐虞文字是客观存在的，夏朝文字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人故意将有说成无，将真说成假，将信史说成神话传说，将仓颉造字说成劳动人民集体造字，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夏朝传世文字的发现，能拂去近百年落在它上面的一层厚厚的尘埃，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
三，“《虞书》一称大概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季文子使大史克对鲁公云：“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这段引《虞书》“慎徽五典……四门穆穆”一节文字在今本《尚书·尧典》之中，可见《虞书》一称在春秋时已经存在了。不过，从春秋时文献看，可能春秋时期尚存当时一般人难以读懂的古文献。《国语·楚语下》王孙圉谓与观射父、云连徒洲（云梦泽）同时为楚国“三大宝”之一的有左史倚相，并谓之“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 。《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楚语下》王孙圉所说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中的“训典”应即《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所说左史倚相能读的《三坟》、《五典》等典籍。
春秋时楚灵王所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什么书？古人说法不一。《周礼·外史》谓外史之职云：“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三皇五帝之书”云：“楚灵王所说《三坟》、《五典》是也。”《书序》也说相似之说，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说法２５。
不过，从上面所引《国语·楚语下》及《左传》昭公十二年的材料来看，左史倚相被视为楚国“三大宝”之一，就是因为他能读懂且能训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说明春秋时能读懂且能解释《三坟》、《五典》等典籍的人很少了，正因为能读懂的人很少，左史倚相才能被视作“三大宝”之一，不然怎么能称作“楚之所宝者”呢？
这应该不是用西周春秋语言文字写成的，甚至可能不会是商代的文字——因为从今天我们见到的西周春秋金文和商代的甲骨金文的书体写法基本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这样看来，这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形成时代也许就像汉唐为之作训注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在夏代或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这说明相当于“五帝”时期的新石器晚期已经有用早期文字书写的典册了。”
我认为，这位网友的观点是客观的，五帝时代有典册，不必怀疑。因为历史上曾有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我们今天看不见这些书，不能说这些书不存在，或这些书是后人伪托的，或说成是春秋战国孔门编造的小说，对于流传至今的【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学术主流不是仍不承认吗？有些人天生就多疑，有些人很狡诈，蒙蔽性很强，历朝历代都如此，信者则信，疑者则疑，没有必要强求一致，学术问题让大家敞开思想，共同探讨，学术才能发展，否则一个观点，一个思维模式，有什么繁荣可言。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学界把很多传下来的书籍，都说成战国以后人，根据神话传说整理而成。中间隔着周朝、商朝、夏朝一千五百多年时间，请问谁有如此之长的口耳相传的能力，只要两百年，口传的东西，就会自行自销自灭，这全是现代文人的想象，而且让此种观点成为近百年的主流观点，太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夏朝文字，唐虞文字，黄帝文字，统统被他们给鼓捣没了，仓颉造字给换成了劳动人民集体造字，他们将不是文字的东西——刻划符号，当成原始文字，而将真正的早期文字，当成伪书。
中国古史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象江河一样，顺流而下，奔腾不息。而非象顾颉刚先生讲的那样，是层累造成的。朝代的更替，更是如此，水可载舟，水可覆舟，不行多义必自毙。命有长一点的，有短一点的，皆由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有的永远有，没有的永远不会有，编也没有。对夏朝文字就是这样，我认定的夏朝的出土文字和传世文字，是我用心研究出来的，决不信口雌黄，决不哗众取宠，绝不是为了评院士才做的官样文章。有后生想跟我辩论，好事，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得把【夏禹书】12个字给我念下来，否则我的事情很多，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切记。
谢谢353252762新浪网友，让我把这些问题的头绪又理了理，你的正确的观点让我受益匪浅，已融进我的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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