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耗去半个多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总算是把梅志女士撰写的，大约26万余字的长篇回忆录——《伴囚记——我和胡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给读完了。之所以说是好不容易，倒并不是因为文章本身有什么艰涩难懂之处，而是源于一种阴郁的心情，一种完全沉浸于对书中所描述的苦难煎熬的无尽悲哀。这样的一种读书心境，似乎只有在若干年前读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中才曾有过。
说起胡风，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不过，当时所知道的胡风并不是作为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的胡风，而是被视为反革命分子，需要揭发、批判的胡风。对于这样的一段历史，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上海读大学时无意在旧书店里淘到的一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中便可见一斑。正如该材料“序言”中所“义正辞严”的那样：“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那些曾经密布的乌云渐渐散去，这才使得胡风，以致与胡风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重见天日。
平心而论，我读过的胡风作品并不多，目前只有《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和《野花与箭》（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两种。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胡风本人以及胡风现象的探究。如果说一部《胡风回忆录》主要记述了胡风本人前半生，即1929年9月去日本东京至1948年12月离开上海这近二十年的生活、工作经历，那么由其夫人梅志女士所撰写的《伴囚记——我和胡风》则详细记叙了在建国以后的1965年至1979年这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她陪伴胡风入狱、劳改的坎坷历程。
梅志笔下的胡风是坚韧的，无论是在北京的秦城监狱，还是在成都的小院幽禁，抑或是在芦山县的苗溪茶场，还是在大竹县的第三监狱，胡风所表现出来的耐性都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漫长的囚禁岁月虽然摧残了他的身体，损耗了他的时间，却从未动摇他的做人原则和文学信念。
梅志笔下的胡风是勤奋的，即使长年身陷害囹圄，也从没有放弃过自觉学习和主动创作的冲动。且不说在此期间阅书无数，更是无怨无悔地撰写了大量的资料性文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更让人钦佩和感动的是梅志女士“不抛弃，不放弃”的高尚情操。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然而，面对史无前例的人生浩劫，作为胡风妻子的梅志女士既没有颇识时务地及时划清界限，更没有如一些人般反戈一击，而是始终坚定立场，不离不弃，历经长达十五年，辗转数地，艰难困苦的伴囚生涯。我想，如果不是梅志女士的悉心照料和精神支持，饱经折磨的胡风怕是怎么也活不到被释放，乃至被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岁月无情。如今胡风、梅志夫妇都先后随风逝去，曾经的胡风事件也不可能再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重演，惟有他们的著作还在时时教育和警示着我们这些后来者。但历史的伤痛毕竟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想想胡风、梅志他们所经历的，这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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