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记者：南方科技大学通过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在全球遴选校长，您在200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全票通过，成为该校的创业校长。在常人眼里，您功成名就，何必还要在花甲之年独身一人跑到这里创业呢？
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位置卸任之后，本打算过清静的生活。表决结果出来后，有的委员打电话给我，也有的专门乘飞机到中科大找我，说我们当校长时，总是遗憾无法做成最想做的事情，现在深圳具备了这些条件去创新，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这些话打动了我的心。说实话，我深深地感到，在原有体制下推进高校改革太难了。深圳创办新学校，就可以按照新机制和新体制来办学，就可能实现我的梦想。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为高校改革的突破搏一搏。
记者：您理想中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社会上对大学有一些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以为大学是相对小学、中学而言的，因为其学校规模大、学生年龄大而称之为“大学”。 大学一词源自universitas（拉丁语），意思是做学问的师徒共同体。威廉洪堡把大学视作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由此，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基调，这就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洪堡的故乡德国，“学术自由、科研自由、教学自由”开国之际便被写入相当于宪法的《基本法》，而且成为任何修宪举措无法撼动的条款。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人才辈出？这是制度上的保障。
我理想中的校园，弥漫着“学术自由、科研自由、教学自由”的空气，在教师和学生中洋溢着追求卓越的风气。它应该是一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具体说，有两个基本标准。
一个是校园要安静。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的学校可以不豪华，但一定要很安静。我当校长的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忙着争项目、争经费。后来忽然觉得，大家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搞丢了，就是如何让老师和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校园安静下来，老师和学生的成果，自然而然就有了。社会浮躁，大学不能跟着浮躁。现在学校整天忙着开会、评审、这个工程、那个工程……背离了教育规律。
第二个是校园要纯净。大学应该是坚守社会道德的高地，做社会的净化器。我所以极力反对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并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评估成了一些人的“政绩工程”，为了得高分，就造假。比如，有些大教授、名教授，他们上课是不写教案的，课就“备”在他的脑子里。于是，就组织老师和学生给他们补写“教案”，这就是造假呀。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
记者：所以，您就坚决抵制教学评估？
朱清时：教育是慢工出细活，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很高的教学质量不可能在几个月就完成。我们就是“原生态”，谁来检查都是学校的真实水平。
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记者：您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扩招被许多人认为是学校发展的一个“机遇”，您面临的压力很大吧？
朱清时：我当然知道扩招的好处，一个人头就一万多元，有的学校收到一万五六。我面临的压力上下都有。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披露过，一次安徽省人大开会，一位领导在会上说，中科大不建新校区、不扩招、不支持地方政府工作……学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卸任之后还有人说我不扩招是犯了“战略错误”。
但是，我能坚持个人意见。我是校长，我有否决权。关键是教师们都理解我，班子内部也没有不同意见。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学校并非越大越好，世界上有些大学规模不大，却是一流的。中科大有自己的定位，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我不捞钱、不捞地，就是要保证教学质量。如果扩招一倍，教学质量就“稀释”了一倍。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一般认为一位老师最好教12个学生，但扩招后教师要应对几十个学生，上课就像作报告，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效果很差。而且，扩招之后，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还有时间搞教研吗？
记者：教学质量因扩招而被“稀释”，本科生水平下降是社会公认的事实。
朱清时：中国大学为什么干了这么多蠢事？许多学校在扩招时都疯狂了，他们不是不知道扩招的危害、贷款的危险。很多人追求的是“政绩冲动”，在我的任期内把学校扩建了、扩招了，这就是我的政绩。至于贷款怎么还，教学质量下降等等，我就不管了。这种“政绩思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要受到惩罚的。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真理，就要坚持，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学术机构了，而是被“行政化”了，成了“衙门”，谁官儿大，谁说了算，是行政机构的特点。大学是学术机构，应该是谁掌握了真理，谁说了算。但是，要扭转这一点很困难，在中科大我也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利益问题，很多人是难以割舍的。
记者：您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吧？据我所知，秘书和司机应该是跟您一辈子的吧？
朱清时：我在安徽中科大仍然有秘书和司机，我到这里就给自己“去行政化”了。在合肥机场我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在深圳要交800元。对，这些都是我主动放弃的。
记者：这些待遇都是利益呀，放弃是很难的。这也正是您令人钦佩的地方。舍得是一种境界呀！
朱清时：其实，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位专职司机，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走在大街上，飞来一块石头，打在头部就会死掉。就像帕斯卡尔说的，人像芦苇一样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一个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
记者：您自己带头“去行政化”了，南方科大呢？
朱清时：我们已经“去行政化”了，没有从公务员系列套来的什么科级、处级，行政人员就是“服务员”，是为教授和学校工作服务的。当然，大家的物质待遇不会减少。“去行政化”就把学校内部的关系理清了。谁是主导，谁为谁服务，就清楚了。“教授治校”才能恢复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我。
记者：您多次强调高分压力扼杀优秀人才，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南方科技大学将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自主招生，为什么要招高二学生呢？
朱清时：我1963年考入中科大时，分数并不算高，460多分。其中，最高分是数学，考了93分，物理79分。我们上完课只复习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复习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老师也没训练我们如何应对高考，就是自然而然地考了460多分。
现在的高中课程，在高二就完成了。为了多考一二十分，孩子们要被“强化训练”一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我们从高二学生中自主招生，就是想保护孩子免受这种摧残。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这让很多人不理解。少年班的学生要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记得我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但是，过度施肥，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了。而且，土壤板结，把土地搞坏了，损失更大。
记者：是啊，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
朱清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文化学术氛围被淡化了，教育的功利性太强，一切只看成绩，非常浮躁，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出大师的，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苗子”也会被扼杀。
在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有两张中学时的成绩单。一张是16岁时，成绩是：修身35分，算术100分，经学96分，几何85分，国文55分，植物78分，英语98分，生理98分，历史87分，图画35分，地理92分，体操85分。另一张是18岁时，成绩是：试验80分，品行73分，作文90分，习字69分，国文88分，英语98分，地理75分，代数92分，几何97分，植物80分，图画67分，体操60分。可见，郭沫若当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成绩单平均79分，国文、图画等3门功课不及格。第二张成绩单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比较优秀。可是，郭老后来却成了大诗人、大书法家、大考古学家。
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 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还有，考清华时，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吴晗则是0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考上大学。钱伟长上清华时先读历史系，一年后他要求转读理学院，学校同意他试读。了解这些大师的经历，可以帮助认识为什么我们教育界没有培养出大师？可以激励我们坚定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的信念，让我们把真理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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