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路上的轮回

　　清明路上桃红柳绿，金黄的油菜花铺天盖地，这一切都让这一年一次祭奠先人的日子多了几分热烈与浪漫。不管什么时候，死亡总是沉重的话题，但清明这一天却是例外。即使是嘻嘻哈哈，在坟前用夸张的动作磕头如倒蒜的孩子，也在年复一年鲜花草地和炸裂的鞭炮声中明白，这的确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关于春天的热热闹闹的节日。

　　从记事起，我的清明就是与老家连在一起的。那时候，父亲带着我们一次次回到老家来。父亲是坚韧的，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外乡的游子，不管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每年这个日子，就必须回到这里，回到这个村子里，在先人的坟头烧几刀纸，放一挂鞭炮，算是向先人报告一下家族绵延的消息。

　　这个村子是我们这一支老黄家的祖籍地，在我尚未记事时，村子对面的山坡上就葬埋着我的祖父母。后来，我们又把父亲的灵骨移葬在他父母的坟旁，算是帮父亲圆了叶落归根的旧梦。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他们的坟头被灌木和杂草厚厚地覆盖着，在灌木和杂草丛中，蒲公英花灿然地开放着，仿佛是父亲回应我们来看他的笑意。

　　那时候，回老家是一件大事。头一天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穿的——要尽量体面些；吃的，各种糕点，是送给一家家族亲的，我们回来，就食宿在这些族亲家。当然还有祖父母坟前要烧的成捆的大表纸。天还没亮，就被父亲从被窝中叫醒，轮船汽笛的一声长嘶让我们从惺忪的睡意中兴奋起来，在寒冷和柴油机巨大的轰鸣声中度过几小时水上行舟，然后是乘车，再步行十几里地，直到天黑了，才回到这个叫店屋的村子。时光转换，这条复杂而漫长的回乡之路现在无须一个时辰，可那时候我们却差不多走了一整天。现在，当我们坐着北京现代或沃尔沃走在这条清明路上时，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兴奋。我们一次次来，不过是为了完成一种心愿，也只有在这时候，才会想到父亲，想到父亲低沉的带着马头琴闷音的咳嗽声以及他身上由于职业而散发的杉木的幽香。

　　想起当年随父亲回老家的日子，我还是有些冲动。屋子里围满了人，呛辣的烟草气味弥漫在油灯的光亮中。父亲与他的老弟兄们交换着手中的烟袋，一边热烈地议论着老家的人和事。我歪在一张椅子上，努力不要让自己睡着，但终究还是睡着了。直到很多年后，那些零星的故事进入到我的文字中，那些或悲或壮的人物，他们死了，却一直活着，活在我的文学世界里——我多么想父亲能知道这些，每次来看父亲，我都想告诉他，那些年您真的没白带我来。现在，我再也寻找不到那些故事和说故事的人，他们的名字被一个个刻在墓碑上，面容也渐渐模糊。只是每当走过他们的坟前，我才会想起，这是做挂面的炳鳌大爹，那是做黄烟的尔文四爷，还有比我长十多岁的堂侄宝其，他喜欢向我说六零年各种饿死人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村子的楼房越来越多，但那些楼房却大多大门紧闭着。即使是这样的日子，那些打拼在陌生城市里的年轻人也难得回到村子里来，于是，清明就变成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别处的本土人的一次故乡的回归，一次关于春天的旅行。

　　大约是在十几年前，在一位有号召力的族人的牵头下，我们这一支近亲开始联合起来做清明。在约定的日子里，大家分头从各地聚集在这里，四五十、七八十号人，走在那条清明路上的队伍就有些浩浩荡荡。双响炮在空中炸出一缕青烟，燃烬的纸灰在油菜花田里像黑色的蝴蝶翩跹翻飞。年轻人嘻嘻哈哈地磕着头，相互调侃着，年长者早就适应了这个缺乏尊严的时代，所以也就原谅了晚辈对先人的不敬。在每一处坟头，他们仍免不了要向年轻人说起亡者生前生后事，有悲壮激烈，有委婉曲折，也有辛酸扼腕。晚辈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像是在听一个遥远的传说。过了一些年，孩子们长大了，那说故事的人变成了故事中的人。这条清明路上，每年都会少去一个二个，也会多出一个二个，印证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就像这路上的蒲公英，开了谢，谢了开，却总是生生不息，人类也就是在这样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繁衍着，这条清明路也总不会寂寞。

　　每次回老家做清明，我总习惯带着母亲。母亲一开始还能与我们一起攀爬着一座座山坡去看望父亲，后来就只能坐在堂兄家的院子里静静地晒着太阳。每次依依不舍地离去，母亲总会说，明年不晓得还能不能来？但到了第二年，母亲还是来了，母亲说，哪一天，等你们把我捧着回来，我就再也不走了。

　　清明的路，我们一年一年地走着；在这条路上，我们也一次一次体会着生命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