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著名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而闻名。这是第一部非常全面而且深入反映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1997年，这本书在大屠杀60周年之后出版，西方世界这才第一次无比震惊于这场人类史上的惨烈暴行，而那个时候的张纯如年仅29岁。
这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来这个世上，就是来表达一种真实的声音。她做的是美国无数以英文写作的男性作家或历史学者都没做到的事。然而，她的生命却又那么脆弱……
1995年盛夏，当张纯如身穿圆领衫大短裤，行走于南京街头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个来自异国的年轻姑娘，能和这座城市以及那段久远的黑暗历史建立如此紧密的纽带……
1995年夏，张纯如在南京
从小就对中国的经历充满好奇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诞生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中。一年后，作为物理学博士后的父亲和生物化学博士后的母亲，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成为教授。又一年后弟弟纯恺出生。
在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优美环境中，张纯如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一年父亲张绍进从台湾探亲归来带回一张蚕纸，蚕卵孵化后，父亲教他们用桑叶养蚕，姐弟俩着了魔，每天守着蚕宝宝看着他们长大，吐丝成茧，这来自中国的古老游戏，让少年张纯如对那遥远的血脉之根产生好奇。
儿时张纯如（右一）与家人合影
张纯如会问母亲张盈盈：我们为什么会要到美国来？为什么不呆在中国？她最好奇的是，父母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在中国是什么样子。
母亲就告诉她：我们那个时候在逃难。
张盈盈1940年出生于战乱中的重庆，从那时起一直到1949年，她人生中的前十年一直在跑警报、疾病、饥饿、战火和全家人的颠沛流离中度过。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正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张纯如的外公张铁君，从水陆撤往湖南，他和妻子相约在芜湖会合，然而苦等四天，妻子还不见踪影，最后一天官船即将起锚，张铁君绝望地对着江面，呼喊妻子的名字，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从远处驶来的一艘小船上，妻子探出了身，喊道：我在这里。
张纯如从小就对这段历史很有兴趣，她说，假如外公外婆失散，那就没有妈妈，也没有她了。
中国人的苦难历史，就这样以一个家族传奇故事的方式，从外公外婆传到母亲，再传到张纯如这里。
1972年，张铁君和妻子移民美国，在外公那堆满中国古籍的书房里，张纯如被一遍遍告诫着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
中学时代的张纯如
1985年，17岁的张纯如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双学位，如果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她会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大二时她却忽然决定转到新闻系，她的选择虽出人意料，但依然获得父母无条件的支持。张纯如本性中对文字的热爱和对现实世界的好奇统一了起来，这个世界从此多了一位重要的纪实题材作家。
但张纯如开始的职业之路并不顺利，实习后她被美国几家著名媒体拒绝，为了养活自己，她还送过外卖。
20岁的张纯如身材高挑，非常美丽，但派对、约会、时装、购物，这些寻常女孩乐在其中的事物，完全不能占用她的精力，她也从不为情所困。她的心里有一个目标：她要写一本很好的书，变成世界名作家，这个是她的梦想。
1991年，张纯如和初恋男友道格拉斯·布瑞特结婚，同年，张纯如的作家生涯曙光初现，导师将她介绍给出版人苏珊·拉宾那，后者要她写一部关于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的书。
1992年的某一天，张纯如和母亲在外公外婆家相见，当晚张纯如兴奋地向母亲讲起她的新书，以及第二本书的选题计划。张盈盈对这些选题都不感兴趣，她建议女儿写至今仍然很少有描写二战中中国的英文书籍，也再次谈起了父母在长江边险些失散的故事，谈起了南京大屠杀。
张盈盈在后来的文章中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晚上，我们聊了那么多，以至于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便是《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缘起。
这些照片击中了她
1994年，张纯如的第一本书，描写钱学森生平的《蚕丝》出版，书名“蚕丝”灵感来自于她儿时养蚕的经历。张纯如在她的“畅销书作家”的理想道路上初露锋芒，但就在当年，她迎来了扭转她一生的时刻。接受母亲的建议，张纯如开始关注中国抗战的素材。
1994年12月13日，她在加州参加一次会议时，看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这些照片猛然击中了她。
她说：我感觉到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在半个世纪之后没有人会关注，而那些犯罪者甚至会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尤其让我感到恐惧。
在后来的书中张纯如这样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
随后张纯如给出版人和母亲打电话，说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甚至甘愿自费出版。
张纯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档案馆
开始写作前，张纯如震惊地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竟没有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权威专著，而相关资料也稀少零散、湮没无闻，她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在这里她有了惊人的发现。
1995年1月的一天，张盈盈忽然接到女儿的电话，电话那边张纯如哭了起来，原来她刚刚读完了魏特琳日记，魏特琳和张纯如一样，也毕于伊利诺伊大学。
1937年，明妮·魏特琳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目睹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并以人道主义的勇气和坚持，在学校内庇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免受凌辱，她本人也数次遭受日军威胁面临险境，而在1940年回国后，南京大屠杀却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梦，始终折磨着她，不久，魏特琳自杀身亡。
同样作为勇敢的女性，魏特琳的悲剧引起了张纯如的强烈共鸣。
1995年盛夏，张纯如从美国飞往香港，然后转乘火车从广州来到南京，从这座陌生而略显凌乱的城市里，张纯如开始探寻六十年前历史浓雾中的血腥味道。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前
被介绍来协助她工作的几名中国友人一开始惊讶于张纯如的年轻，但很快他们就被她的执着与勤奋打动，张纯如跟随向导穿行于当年城边的各个刑场，无数平民青壮年被日军当做隐藏的士兵而被集体杀戮，她忆起儿时外公外婆和父母向她讲述的场景，扬子江水都被血水染红，那时她甚至认为这只是长辈口中夸张的故事。
她又走进那些曲深里巷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每一个老人都极其渴望滔滔不绝、情绪激动，他们的痛苦过于深重，好像在老死之前都不能一吐为尽。
张纯如在南京采访大屠杀见证者
张纯如说：有时我感觉像在做时空旅行，比如一名受害者面对面地跟我说她曾经反抗企图强暴她的三个士兵，而她的照片是我见过的，一个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女孩，满身都是伤口，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眼前这个老人跟我说的她当年的遭遇，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切身感受到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六十年前，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杀》一书进入到了最艰巨的写作阶段，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张纯如体重减轻、经常恶梦，头发一团团地脱落，她告诉父母，有时她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她觉得痛苦万分，几乎窒息。
张盈盈深为女儿忧虑，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张纯如这样写道：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中的那些遇难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1996年5月25日，张纯如来到外祖父母的住处，此时外公已经去世，她对身患癌症的外婆进行了正式的采访，她再一次问起了那个从小到大听过无数次的外公外婆在1937年的长江边险些失散的故事，但这一次，张纯如不再是个好奇的听众，而是一个庄严的追寻者和记录者。
《南京大屠杀》震惊了西方世界
1997年12月1日，全球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新闻周刊》中出现了几个大字，“揭露南京大屠杀”，张纯如的第二本书《南京大屠杀》，正式在全北美推出。
1998年1月14日，张盈盈夫妻接到正在外签售的女儿的电话录音，张纯如惊喜地告诉父母，她的书在全球最权威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已经上升到第15名，录音中她哭出声来，张盈盈夫妻也激动万分，他们回话说纯如，你成功了。
张纯如是第一位如此年轻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华裔作家，《南京大屠杀》震惊了西方世界，二战后，西方对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罪行研究汗牛充栋，但对日本法西斯的揭露则几近空白。
此后《南京大屠杀》一书数次加印，张纯如奔走各地开始了漫长的签售和演讲活动，众多专家学者也对这本书高度评价，著名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说，晚到的正义不一定意味着正义不被承认，对大屠杀的遗忘等于第二次杀戮。
张纯如曾在演讲中这么说：《南京大屠杀》成为畅销书我感到很幸运，我不想让这段历史从此消失，我不想让那么多人的生命从此灰飞烟灭，所以我写了这本书，真正困扰我的是日本的强硬势力，他们想让这段历史消失，我认为这是对遇难者的侮辱，人们应该为阻止集体屠杀行为而斗争。
张纯如以她的书和激情澎湃的演讲不但成为北美华人，也是大多数民众欢迎的明星，《读者文摘》选她作为1998年9月份的封面人物，很自然地她也成为世界各极端右翼团体，尤其是日本右翼攻讦的目标。时任日本驻美大使批评她的书，“一面之词，错误连连”，之后一些恶意来信出现在她的信箱，其中一封中还夹着两颗子弹。
女儿与日本右翼的正面交锋让张盈盈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提醒女儿注意，张纯如当时认为母亲杞人忧天，同时，无数的战争受难者来向她倾诉痛苦，她被看做花木兰和秋瑾式的人物，甚至被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很多人开始来劝她从政，这些都令张纯如深感不适和忧虑。
1999年，身心俱疲的张纯如又重新投入了写作，第三本书的题材依然是她最关切的华人。
2002年，张纯如的孩子克里斯托弗诞生。2003年，厚达五百页的《美国华人》一书出版，当年年底，她就开始接触第四本书的题材，这些二战中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战俘的经历恐怖得不可言喻，张纯如常一边听采访录音一边流泪。
《南京大屠杀》后，父母建议女儿不要再接触此类残酷题材了，但张纯如说，她不能背弃那些老兵，让他们被人遗忘。
张纯如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时间来到2004年，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会是张纯如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张盈盈在之后的岁月中，仔细的回忆那一年的每一天，试图找出女儿自杀的轨迹，当年3月到5月，为推广《美国华人》张纯如穿梭北美大陆，密集参加签售活动，签售接受后张盈盈发现一向风风火火的女儿忽然变得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一次，她向母亲讲述了旅行中的一幕：有个人演讲后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口气对我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我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立刻走开了。
这个细节当时并未引起张盈盈足够的重视，但事后回想这或许就是扭转女儿一生的一幕，这个威胁她的人到底是谁？他后来又做了什么？随着张纯如的去世，一切已成不解之谜，但无疑在这次签售途中，女儿遭遇了令她极为恐惧的事情，因为此后她变得越来越消沉。
6月，张纯如忽然开始怀疑儿子得了自闭症，并且得病的原因是自己给他打了太多的疫苗，张纯如为此深为焦虑和自责，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她的精神过敏，但在张纯如离世后的第二年，克里斯托弗果然被确诊为自闭症，事实证明了张纯如超越常人的敏锐。
2004年8月11日，张盈盈来到女儿的住处，她发现张纯如几天没怎么吃饭睡觉，几乎垮掉了，但她还在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去路易斯维尔采访美国战俘老兵，那是张盈盈后悔终生的时刻，出于对女儿决定的一向尊重，虽然心中有明显不祥的预感，但张盈盈没有竭力劝阻女儿，事后想来，如果充分休息后再长途奔波也没悲剧就不会发生。
8月13日凌晨两点，尖锐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中张纯如的声音惊恐万分：她看到旅馆的窗子外有人在窥视她，而旅馆的电视里则忽然出现了恐怖的画面。张盈盈夫妻马上赶往路易斯维尔，他们在医院的精神病房见到了女儿，她被诊断为躁郁症发作。之后的三个月，张纯如换了三位精神科医生，但她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而是趋向严重，曾经充满活力、神采飞扬的她时而郁郁寡欢、神情恍惚，时而情绪暴躁、脸色铁青，最后一个星期，她拒绝父母来家中探望，女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老夫妻心痛至极，但却茫然无措。
2004月11月9日，在留给丈夫、父母和弟弟一封打印出来的遗书后，张纯如离开位于美国加州圣何塞的寓所。当天深夜，她的遗体在一处高速公路旁的车中被找到。
张纯如用一把买来的古董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出版一样，张纯如的死再次震惊了世界。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与张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大屠杀》一书时就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在张纯如的葬礼上，有人献上这样的诗歌：
如彩虹一般，你带给人间美丽希望；
如彩虹一般，你展现天地间一座桥梁；
如彩虹一般，你只能短暂的逗留，
留下来的人们只有无限的回忆；
如天使般，你代表 善良勇敢；
如天使般，你是她的使者，
为正义，
你为无言者请命，为历史见证，
为人道，你付出自己的生命。
没有什么耻辱和怆痛是可以被彻底清除的，在那些不肯沉睡的记忆里，在虽已结痂的伤疤下，永远都有血在流淌。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位勇敢而正义的女性——张纯如，她来到人间，用她的热血，揭露了一场暴行，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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