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适合入门，钱著适合深造。
吕思勉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共计两种，一是《白话本国史》，二是《中国通史》（一名《吕著中国通史》）。前者出版于1923年，属早期作品，虽然被顾颉刚称作“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不过无论史实还是史见都有粗略之处（彼时他还没有把二十四史读到三遍以上）；后者分上下册，上册出版于1940 年，下册出版于1944 年，属成熟期作品，如今一说吕思勉中国通史，即指此版而言。从品质上讲，后者显然更胜一筹，可作为阅读中国通史的第一选项。其优点是清晰，尤其上册，分作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条目，千年兴衰，一目了然；缺点则是单薄，这由其写法所决定，以区区两册规模，论数千年沧桑巨变，只能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是以此书只适合入门，而非深造。
相形之下，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则适合深造而非入门。我们都知道，钱穆是二十世纪中国三大儒之一（另两位是马一浮和梁漱溟，对比这三人，马一浮以学问见长，梁漱溟以风骨见长，钱穆以教育见长，马一浮令人景仰，梁漱溟令人敬畏，钱穆令人亲近），基于儒家的思想本位，他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未免太深了，从而沉淀为一种成见——吕思勉对中国传统不缺温情与敬意，却谈不上有什么成见，这才是现代史家应具的态度——这容易误导初学者，却不妨作为研究者的靶子。此外，钱穆一生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三度讲授中国通史，新亚的讲义，由其弟子叶龙记录整理，成《中国通史》一书，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叶龙还整理出版了钱穆讲授的中国经济史、文学史等）。《国史大纲》系文言写法，讲义偶用文言，主体则是白话，故而明白晓畅，通俗易读。对文言无感或反感的朋友，不妨考虑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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