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3月15日，（吴主）孙皓袒露上身，把自己反绑（“肉袒面缚”），到王濬帐下投降，东吴就此亡国。
这一年发生的晋灭吴建业之战，是南京建城后第一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有史以来，这也是南京京畿地区大规模攻防作战，在南京作战史上应属首战。同时这一战又是决定吴国生死存亡的战略决战。是役晋灭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而实际上，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在这次战役之前，吴国在蜀、魏相继亡国后，已经独自面对晋支撑16年之久，甚至在战略上一度占据了主动。然而，吴国最终还是被晋“吃”掉了？原因何在？
思辨/文
战争背景
三国鼎立结束，
吴晋两国南北对峙
在不少人印象中，蜀国一垮台，三国均势被打破，吴国马上就跟着完蛋了。但实际上，吴国并没有接蜀而亡，而是继续与魏（晋）对峙了16年之久。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期间，吴军还主动发起了4次进攻，而同时期晋对吴的进攻只有2次。吴国在表面上占有战略主动。
吴、晋的外交斗争从纸上转移到酒宴上
公元263年，蜀国灭亡；264年，吴帝孙皓即位；265年，魏国被晋国取代。自此，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演变为吴、晋两国南北对峙。
东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时年23岁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侯孙皓从封地启程前往建业（今江苏南京）即帝位，是为吴国第4任皇帝。随后，他将自己待了6年的乌程改名为吴兴，并改元元兴元年，希望这两个吉祥的名字为自己带来好运。孙皓即位不久，就收到魏国丞相司马昭的劝降书。孙皓回书拒绝。
尽管双方的书信往来火药味很浓，东吴方面还没有打算与魏国断交翻脸。因此，孙皓派遣光禄大夫纪陟（掌管议论的文官）与中郎将弘璆（孙权外甥，统领皇宫护卫的武官）回使魏都洛阳。吴、晋两国的外交斗争从纸上转移到酒宴上，纪陟在席间与司马昭进行了精彩的伐交之战 ：
司马昭问：吴国的战备建设怎么样？（吴之戍备几何？）
纪陟答：从西陵到江都沿长江5700里都无隙可乘。（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
司马昭问：这么宽大的防御正面，不可能都固若金汤吧？（道里甚远，难为坚固？）
纪陟答：我国疆域辽阔，但真正险要又必须坚守的地方不过四处。打个比方吧，八尺男儿也会生病，但身体经常被疾病侵袭的部位只有几个，只要保护好就可以有效预防。（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塞亦数处耳。）
吴国外交官应对机智得体，可谓有理、有利、有节，挫败了司马昭威逼迫降的企图。司马昭“先礼”失败后，也没有“后兵”。一方面，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通过灭蜀积攒了政治资本，急于取代曹魏。另一方面，他刚刚失去了邓艾、钟会两员大将，伐吴暂时有心无力。
蜀亡后，吴国连续四次主动进攻晋国
关于东吴与魏（晋）的军事关系，有两组数据往往被忽略。
一组是2：10。从赤壁之战到西蜀亡国这段时间，吴国遭到魏国入侵达10次；而从蜀国灭亡到三国归晋，吴国被晋国进攻仅2次。也就是说，三国鼎立演变为南北对峙后，吴国遭到魏（晋）入侵的次数反而从10次剧减为2次。
另一组是4：2。蜀亡后，吴国主动进攻晋国4次，是晋攻吴的两倍，且其中两次属战略性进攻，皇帝担当主帅御驾亲征。
很显然，蜀国灭亡后5年中（263年～268年），东吴唇亡齿寒，处于敌情观察和战略调整阶段，先取守势。结果发现，魏（晋）不仅没有趁热打铁，挟灭蜀之威继续攻吴，其内部反而出现有利于吴国的变化。一方面，灭蜀的两员大将邓艾与钟会先后身死；另一方面，司马氏取代曹氏，以晋代魏，需要巩固内政。见此，东吴决定改取战略攻势，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于是连续4年发动4次进攻，平均每年一次。尽管吴军力有未逮，屡战不胜，但反映出孙皓并不满足于做江南一隅之主，他有统一天下的愿望。这里有一个情节颇为生动，《三国志》中没记载，《晋书》里也找不到，笔者在《资治通鉴》发现了。东吴灭亡后，晋武帝司马炎在接见孙皓时说：我老早就为你准备好这个座位了。（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也说：我在南方也为你准备了这样一个位子。（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公元271年后，4次北伐4次战败的吴国再无进攻行动。
建业之战
孙皓的5700里长江防线
是怎样崩溃的
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张弘反叛被平定；274年，陆抗去世；279年，树机能起义被镇压；279年，王濬在益州造好舰船；司马政权也已稳固。西晋见伐吴时机完全成熟，遂于西晋咸宁五年末（公元280年一月）出动20多万大军，对吴国发起全面进攻。从晋国的战略指导及部署看，晋军分为三个作战集团，每个重兵集团分为两路，并肩突击，共6路大军南下东指，分别从长江防线全线，向荆州、武昌、扬州三个战略区挺进。
淮河已失，长江防线一分为三
为应对迟早要来的晋（魏）的进攻，16年来，吴国备战情况如何？
江南之国自古有“守江必守淮”之说。历史上多次战争表明，南军若据守淮河，北军要突破该防线，再穿越水网纵横的淮南江北，实力必然遭到很大消耗。北军即使推进到长江北岸，又需筹集大量船只，殊为不易。因此，历史上北军铆足劲攻到长江边，也往往只能望江兴叹。此前楚霸王项羽如果从乌江（长江之一段）南渡，刘邦大军断难追止，遂有古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孙皓即位时，吴国基本已失去了淮河防线的战略缓冲区 。至东吴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底，东吴在军事地理上唯一的依靠只有长江“天堑”。从历史上看，长江值得信赖。据《资治通鉴》记载，北方曹魏虽“屡起锐师”，但往往打到长江边就打不动了，只得打道回府（“临江而旋” ）。魏文帝曹丕曾两次率军10余万伐吴至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在江北）。第一次，魏军在长江北岸向南望去，见吴军防备严密，无隙可乘，非常害怕，扭头就撤了（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第二次，曹丕望江兴叹：唉，这是老天要阻隔南方与北方，不让我统一天下啊！（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吴、晋决战前，东吴长江防线自西向东划分为三大战略防区，即荆州防区、武昌防区（非今武昌，而是以今湖北鄂州为核心的区域）、扬州防区（非今扬州，而是以今南京为核心的区域）。
长江天险有赖于守御者的有效利用，否则险无所用。孙权依托长江屡屡挫败曹魏南征企图，犹“存不忘危，安必虑危” 。长江使孙吴政权实现了拥江自保，但也导致吴国君臣形成了“有长江就有江东”的心理定势。
孙权死后，孙吴朝野上下都有偏安心理，以为长江天险可以永保吴国安全太平。（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 ）。结果，在前线,吴军水师官兵利用军舰的便利，在长江沿线做起了买卖（浮船长江，贾作上下 ）;在后方，多数官员不思长进，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以为有长江天险，什么都不用担心。（玩富贵而恃阻险。）
陆抗死前预警，孙皓置若罔闻
晋国总兵力达50万，是吴国23万兵力的两倍多。不过，晋军过不了长江，兵力再多，徒有理论上的意义。东吴水师长期保持5000余艘舰船的规模 ，对北方魏（晋）形成了独特优势，得以拒江自保。但到了279年，东吴赖以恃之的水师优势为晋所夺，两国的水师实力发生逆转。
开始，晋武帝司马炎让益州刺史王濬调用屯田的五六百人打造战舰。王濬嫌人手太少，一年造不了几艘船，等后面的造好，前面的都腐烂了。因此，他干脆自作主张，把益州万余驻军全部拉来开工造舰。积7年（272年～279年）之功，益州水师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实力已赶超不思进取、裹足不前的东吴水师。
王濬在益州造船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到了无法保密的程度，以致木屑“蔽江而下” ，满江尽漂造船凿下的木屑，漂到建业，惊动了东吴君臣。东吴最后一代名将陆抗临死前上书预警：如果敌人乘坐舰船顺流而下，几乎一日千里，像流星和闪电一样快，突然攻到眼前，搬救兵压根儿来不及。这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绝非边境的小冲突那样简单。可惜孙皓安逸太久，听不进去。
为了阻止长江上游晋军舟师顺流而下，吴军在丹阳（今湖北秭归西南）附近的要害险峻之处采取了两个阻截办法。一是铁索横江。阻陆军可置路障，滞水军可用水障，而且水障比路障更难清除。尽管水障只能阻敌而无法退敌，但至少能暂时阻滞对方，争取时间加强备战。为此，吴军在长江出三峡处跨江横置铁索数十条。二是沉锥江中。江中铁锥长丈余，如晋军船只开过，可划破其水下船腹，达到致沉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防御措施并非吴国中央的指示，只是地方官建平太守吾彦的局部举措。王濬在上游造船的动静太大，木屑顺江东流。吾彦见状大惊，遂携屑入京，面呈皇帝并建议加强江防，但未被孙皓采纳。吾彦只好动用地方力量，自行在防区内沉锥横索。
晋水军顺江而下，东吴防御土崩瓦解
刘禹锡有诗云：“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不少人看到这句诗，就嘲笑吴国只知道消极防御。其实，江面横索与江中沉锥都不失为防御晋军从水路进攻的好办法，这两道防御设施在实战中失效，不仅如上所述没有兵力防守，没有火力封控，关键是晋军开战前就从捕获的吴国间谍口中得知这两道防御设施，所以在发动进攻前做好了充分准备。
为清除江面铁索，王濬采取了“火烧法”：制作长10余丈、大数十围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头，遇到铁索就点火，顷刻间就将其烧断，打通长江水道。江中沉锥，江面上看不见，吴军如果得计，应该能破坏晋军部分大船。但晋军为排除水面下的铁锥，采取了“以筏吸锥”的办法：事先准备几十张大筏，并将其连成一片，顺江放下，铁锥遇筏则扎于筏底被带走。
王濬一路突破铁索与铁锥这些水障后，大军顺流东下，与杜预一路协同，从西、北两个方向会攻长江中游防御要地荆州。荆州地区吴军共5万至8万，据守秭归、荆门、夷道等沿江要点。吴军要面对两路晋军8万多的兵力 。双方兵力大致相当，但吴军被打得一败涂地。丹阳（今湖北秭归）于2月1日失守，荆门与夷道（均在今湖北宜昌附近）接之陷落。西陵督孙歆自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在长江南岸）率军沿江西上，企图阻止王濬水师，失利而归，旋被杜预派到江南的奇兵擒去。随后，吴水军都督陆景 （陆抗次子）被王濬击败身死。2月17日，吴国江陵督伍延不敌杜预，被斩杀。
晋军西集团只用了1个月就拿下荆州，接着与晋军中集团一起会攻长江中游的吴国战略要地武昌。武昌驻军本有西援东救的战略机动任务，但荆州危急时，武昌方面并未派出援军。这是因为仅3.8万驻军的武昌防区也面临当面强敌由北而来的巨大压力，战略要点夏口（今湖北汉口）与武昌分别遭到晋平南将军胡奋与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所率两路军队夹击。也许是看到陆景与伍延的下场，江夏太守刘朗与武昌都督虞昺干脆选择了投降。
吴军3万精锐尽没，全国震动
长江上中游战略要地荆州与武昌的陷落，使长江下游的扬州战略区直接暴露在晋军西、中、东三个集团的兵锋之下。扬州防区特别是吴都建业京畿地区是东吴防御重心，经营多年，按理当固若金汤。当时的吴都建业城比当今南京城小得多，城环大致位于今南京市中部，东起太平门，西至鼓楼，北起北极阁，南至淮海路。据明代陈沂考证，建业“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 ，约合今天的8600米。另据德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阿尔弗雷德·申茨最新研究成果，建业城面积为2公里×2公里， 即4平方公里，也就是边长2000米的一个方城，规模不大。今天所见南京城墙是明城墙遗迹，系常见的砖石结构。但建业城墙不是，它初为竹篱，后为土墙 ，大概也就是个土围子，坚固程度大大逊色于明城墙。
荆州危急时，武昌没有派出援军，扬州也没有发兵相救，因为扬州方面同样面临晋军东集团10余万人的威胁，无法分兵。其中，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面临晋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所率数万 兵力的压力。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压力更大，对面是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所率大军10余万 。进退维谷之下，吴国选择了主动出击，冒险一搏，意图打退对建业威胁最大的晋军东集团西路军王浑所部。
为了鼓舞士气，吴国丞相张悌亲自出马，率领最精锐的3万吴军反击。东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二月，吴军逆势反攻。
3月，吴军渡江迎敌，初战告捷。当时，吴军在杨荷遭遇王浑前锋张乔部。张乔麾下仅7000人，没想到吴军竟然主动发起进攻，只好闭栅请降。吴副军师（丞相属官）诸葛靓认为晋军是诈降，想乘机袭杀，被张悌制止。
不久，吴、晋两军主力在版桥（离杨荷不远）相遇。只相当于军分区司令的沈莹率7000吴军精锐率先发起进攻，连续三次冲阵，不但没能撼动敌营，反而导致本军撤退时阵脚大乱。晋军乘机反击，晋降将张乔反水，又从后面掩杀，吴军大乱而败。吴军4名统将，除诸葛靓率数百败兵逃脱外，其余3人（丞相张悌、护军孙震、丹阳太守沈莹）都战死于乱军之中，军士7800人战死 。吴军3万精锐尽没，东吴全国震动。
救命稻草闹笑话，2万水军不战而溃
张悌率吴军渡江北进反击晋军王浑部时，吴国江南本土也被晋军东集团东路军还以颜色。司马伷遣军出滁河口（今南京龙潭镇长江北面）渡江南击，俘、杀吴军5万至6万。此役，东吴都督蔡机，版桥之战中侥幸逃脱的诸葛靓等将领战败投降。吴军在建业东南方向的次要防御区内又吃了一个败仗。司马伷麾下的东路军经龙潭向建业东南方向迂回，如一把铁钳，张口向建业城夹来。
吴军在长江下游扬州防区连吃两个大败仗，战局急转直下。此时，上游8万晋军水师在王濬率领下浩荡东进，直下三山（今南京西南），迫近建业。晋军铁钳的另一只也张开了大嘴，自建业城西南方向夹过来，与东路军的钳口会合，只是时间问题了。见此，孙皓孤注一掷，动用了唯一的战略机动部队，于3月中旬遣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余水军（吴国机动力量长期保持在1万人左右 ）抵抗东进之敌。或许是受到3万吴军精锐尽失的震慑，张象军竟“望旗而降” 。
就在孙皓行将败亡之际，吴将陶濬于280年3月率军7000进京勤王，及时赶到。陶濬是徐陵（即京口，今江苏镇江）督，本来受命前往广州镇压郭马叛乱，不料刚到武昌就得到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于是返回建业请战。孙皓抱着一线希望，向陶濬了解前线敌情，他竟答道：“四川造的船都很小，如果给我配备大船，我只需要2万人就可以搞定。”晋军王濬所造战船体型之大，数量之多，非吴军能比；所部水军更有8万之多，一路从四川打到建业，个个身经百战，士气和战斗力极强。大敌当前，主将陶濬竟说此昏话，当真说明东吴气数已尽。果不其然，2万人是凑齐了，但《三国志》中评述的“合众” 两个字，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除陶濬本部7000人外，其余1.3万人属于七拼八凑，是孙吴最后的家底。结果，这2万水军在出战的前一天居然全部逃散，吹牛大王陶濬成了光杆司令。
战役结局
末代皇帝孙皓
袒露上身投降
吴军在最后的扬州防区四战四败，孙皓已无兵可用，建业城也呈失控之势。孙皓派出的降使刚走，吴国将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城里宫内就乱套了。吴宫中的卫士纷纷浑水摸鱼，有的抢财宝，有的抢女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还放起了火。孙皓再不亲自出降，有可能像后来的隋炀帝一样被人杀了。
公元280年3月15日，孙皓袒露上身，把自己反绑（“肉袒面缚”），到王濬帐下投降，东吴就此亡国。
晋灭吴战争中，建业城本身并无战事，吴军所打的4次败仗，主力在安徽版桥被歼，一部兵力在滁河口长江以南（约在今龙潭、高资一带）被歼，吴军另两仗还未打，即望风而降（散）。孙皓到洛阳后被封为归命“侯”，按中国古代王、公、侯、伯、子、男级别，孙皓的“侯”比魏国末帝曹奂（禅位后封陈留“王”）和蜀主刘禅（降魏后封安乐“公”）地位更低。他在洛阳苟活了5年，42岁死，算是善终。孙皓半推半就投降，唯一的好处是建业城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免遭涂炭。
吴被灭后，建业的名字不能再叫下去了，被晋打回原形改回秣陵，意即从“国都”又变成“荒丘野地”。西晋统治者还不放心，担心这里的王气再次升腾，决定分而治之，在灭亡东吴2年后又把秣陵一分为二，秦淮河以北为建邺，南为秣陵县。
东吴之憾
东吴独撑16年的
秘密何在
吴国虽然最终被晋灭掉，但回顾历史，蜀亡后，吴国独自面对魏（晋），不但支撑16年之久，甚至在战略上似乎也占据了主动。为什么？当时晋国受到以下四大因素牵制：
一是西南蜀地新平，需要时间巩固。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蜀人张弘叛晋，杀掉晋国派驻益州的刺史皇甫宴。蜀亡已逾9年，晋国在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竟然被干掉，可见张弘之叛动静不小，蜀地还不太平。
二是西北鲜卑起义，长期镇压无果。
三是吴有名将陆抗，晋军非其对手。陆抗是东吴名将陆逊之子，完全遗传了乃父的军事天才。
四是平吴需建水师，短期不能奏效。水军对攻吴的重要性在夷陵之战中可见一斑。西蜀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几乎倾国力伐吴。但蜀军不行水路而行陆路，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因素。东吴大都督陆逊起初十分担心蜀军水陆并进，在知其“舍船就步”时，非常自信地向孙权进言：“请您高枕无忧，不必害怕。”
可见，蜀亡后的16年中，魏（晋）西南有蜀民之乱、西北有鲜卑之叛、南有陆抗之守、军有造船之务。这四大因素的制约，使吴国获得16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可惜吴国皇帝孙皓昏庸，没有把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