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秋收起义以来，毛主席就在我军中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队”的传统，因此，连级以上部队都设有双主官，分别是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二者级别相同分工不同，但是在战时军事主官牺牲之后，政委虽然有权接替指挥，却不是第一顺序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要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军一场失利说起。
很多人不曾想到，战争年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军有过一条特殊的规定：“政委在军事斗争中拥有最终决定权”，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如果军事主官的意见与政委发生冲突，政委可以使用最终决定权。
换句话说，政委实际上在某些时候，要拥有比军事主官更大的权力。他可以在管理政治生活的同时，对军事指挥施加强力影响。
这就造成了我军历史上的一次悲剧，1942年，日军对我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所在根据地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扫荡。时任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带领军分区机关和23团成功突破了封锁线，顺利运动至饶阳。
此时，司令员常德善得知分区下辖的30团被敌人包围，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不能扔下30团，于是返回增援。正当他们在根据地联系到30团时，意外突然发生。
敌人察觉到我军的意图开始实施合围，而当地群众对于八路军极为拥护，不希望部队撤走。就在紧急关头，司令员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在行动方向上产生分歧，常德善准备尽快撤离甩开敌人，而政委王远音则是坚持留下打运动战阻击敌人。最终争论的结果是，政委动用最终决定权，常德善只能听从。
因为政委的这个决定，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所属的两个主力团23团和30团剩余部队1000余人，落入日军四千人的包围圈，最终部队全军覆没，司令员常德善英勇牺牲，政委王远音被俘后自尽殉国。
消息传到延安之后，全党全军为之震动。司令员常德善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主官，久经考验且能力出色，他的牺牲尤其让毛主席痛心不已。很显然，这次失败原本可以避免，症结就在于两位军事主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军事主官的指挥意图未能贯彻，酿成惨剧。
当年九月，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中央决定改革政委制度，主要的内容就是：取消政委的“最终决定权”。另外还做出了补充条例，在军事指挥方面，军事主官具有最高决定权，同时在政治方面政委有最高决定权。
无论何种情况，两位最高主官有意见冲突的情况，事后都要向上级总部反馈。这便是电视剧《亮剑》中独立团团长的李云龙和政委赵刚的分工：“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的组织管理依据。这种军队军政分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能够军政兼优的人才固然不少，但是术业有专攻，有些人擅长军事指挥，也有些人擅长政治组织工作，能够军政一肩挑而且工作出色的人，并不是普遍现象。
因此，在军事指挥方面，就算军事主官在战时牺牲，第一顺位接替指挥权的也是军事口干部，包括部队的参谋长、副级军事主官等，而后才是政委。比如说当年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某部损伤惨重，军事主官包括政委全部牺牲，由一个政治部主任临时指挥战斗，照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很快，新的部队管理制度，就被应用于实践当中。1944年，彭雪枫将军在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在政委在场的情况下，是参谋长张震将军临时承担起了指挥的重任。
1945年，我军在攻打藤县的战斗中，第八师师长王麓水将军被炮弹炸成重伤，此后不治身亡，在其伤重以及去世之后，副师长何以详接替指挥战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军甚至还出现过团部参谋在军事主官牺牲之后，临时指挥全团战斗的案例。
不难看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尤其是在过去我军通讯能力薄弱的背景下，自然需要做好组织管理制度，提前做好特殊情况的预案。
当然，现如今，我军的指挥通讯能力已经可以直接触达班排一级，甚至前沿侦察兵都可以随时呼叫火力支援。如此先进的通讯能力，就算军事主官牺牲，也可以由上级直接指派相应主官顶替指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衍生出新的战时指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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