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若有情天亦老
唐克扬
去往长安中心的道路有两个方向：出和入；描写长安命运的词汇也是两个：兴与亡。个人的命运也便是长安的命运，一个人一旦不得不离开长安，哪怕只是暂时，曾经极大的满足感就会消散，煌煌世界的意义终趋寂灭，又一次梦醒的帝都客，就像“永恒之城”的罗马人面临着它毁灭的一刻。“长安”的好口彩，并不能给它带来持久的好运，保证它永久地安宁下去。从秦朝的一个乡里跃居大帝国的首都以来，它的“气数”总是在一次一次地积累，复又在不知节制的消磨中耗损殆尽。在唐诗之中，长安既是“这一个”，是诗作者同时代的，见证他个人生命的现实，也是“那一个”，是假想之中的已经完成的历史，是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的回忆——这样的回忆用不着是宋人之思唐人，唐人已有他们的前驱，“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此“日暮汉宫传蜡烛”（韩翃《寒食》），“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秋词（其三）》］说的都是“那一个”长安，也是“这一个”长安。汉代长安地图，出处：张永禄主编.汉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汉代长安城在隋唐长安城的西北面，自从汉末败亡之后，又做过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至少五个朝代的首都，另外还有赤眉起义军、东汉献帝、晋惠帝等在此短暂施政，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人间不二的“天府之国”，神话般的地位不可动摇——还是被陈寿赞誉为“天资文藻……才艺兼该”的曹丕，有勇气毫不隐晦地说出了命运的实情：“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终制》）他对于结局的坦率预想，当然是为了“存不忘亡也”，但是唐代长安人从此有了一个难以忽略的命运的参照物：“面缺崩城山寂寂，土埋冤骨草离离。”（储嗣宗《长安怀古》）杜甫已经捕捉到风景变迁中的这种寓意，是永恒的“变”：“城春草木深”。比起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只是简单象形，在《秋兴》之中，“闻道长安似弈棋”有了更深的含义，人和物不过都是局中的弃子，不知将被哪一只大手轻轻拎起，又终随便放下。悲欢中的“百年世事”如同狼藉打翻的棋坪：“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令得“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隋唐帝国的开创者，意识到汉长安业已衰竭的“气数”，于是以一代雄主之力，在汉城的东南面另起炉灶，将大兴—长安城送上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巅峰。但是他们很难预料的是，这一回它从巅峰的跌落将会更加惨痛，唐亡之后，甚至再没有后继者愿于此再造他们的永业。如同曹丕的谶语，这一天虽然迟到，但绝不会取消，于是焦急地等待了几万个时日的孤鸟和长空，都像是专为了这个无聊的结局而存在，“万古销沉向此中”（杜牧《登乐游原》）。在将来未来之际，不祥的预言只能以历史沉思的形式存在，如同杜牧所说的那样，“看取汉家事业”。身世甚是吊诡的唐代诗人李贺，假托前朝的历史，甚至早在长安化为丘墟之前，就看到了拟将千秋万代的帝京的败亡。他清醒地看到，颂歌和绝唱，同是一座城市生命的两面：这首《金铜仙人辞汉歌》所写的，是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咸阳宫中捧露盘金铜仙人的故事：“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描写的长安，是在汉末崩毁的最后时刻，它一反制式颂词的“官宣”气息，不是——哪怕表面上的——暖洋洋的，喜庆祥和的，而是充满着各种让人不安的异象。清晨就要启程上路的马队一夜悲鸣，醒来时却不见了踪影，奔流的渭水也渐喑哑无声，东关送客的古道旁，只有枯萎的兰草，荒凉的月色。“天若有情天亦老”，目睹此情此景，就连没有生命的铜人也禁不住泪流满面。铜人的命运，也就是李贺本人的命运。几进几出长安仕途无望之后，在元和十一年，他不得不离开长安东行回乡，不久早逝。铜人洒落一掬铅泪的东关，也是游子们一次次肠断的“青门”。他们总还有机会返回，刘郎再访，可是李贺诗中道出的，却是一种深沉的绝望，不可能挽回。对那些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寻找自己命运转机的人，长安既是家，又不可能是家。它是“永恒”在尘世找到的舞台，却又是时时被命运征服的人间。就连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都不例外，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最阔大的感伤，最深层的无常。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三百年大抵一统的升平年光，唐朝已经算是难得。虽然李贺死后唐朝的国柞又延续了近一百年，可是从他的时代算起，惊心动魄的宫闱事变，内急外迫的政治乱局就从来没有断绝过，比如永贞年间的乱局，“甘露之变”“泾原兵变”……肃宗是受惊吓而死的，顺宗被迫传位次年便“病亡”，宪宗为宦官刺杀，敬宗为刘克明等所杀，文宗死因成疑，敬宗为颖王夺位……末代的几个皇帝更不能算是善终。有了这些波澜，晚唐的长安绝不能说是一座平静祥和的城市。也许繁华依旧，甚至一度绽放出比贞观、开元这些“盛世”更绚丽的光彩，但是由于是走在向着那个“最终的结局”的路上，事后人会觉得，那不过是即刻便凋谢的花朵，行将枯萎的果实，悄悄地，一切在发生着向下的运动，就如同盛夏过后慢慢流失的热力。长安的猿啼是真实的吗，还是诗人的想象和夸张？一只来自南方的猿猴，也许是作为宠物被带到都城的，此刻显然没有了主人。在长安，尤其是在那些灰尘满院的王侯府邸，突然传来了野生动物凄凉的叫声，以往是在江湖小舟中才会听到——那也便是李贺想象中汉宫马厩的嘶鸣。“秋来古巷无人扫”，紫陌红尘中不知回头的娇客，忽然意识到了那不可抗拒的荣枯的存在。风景依旧，可是风景又传达出不同的意义：美人眼中的欣欣向荣，或是三十六宫中再无人顾的桂树秋香。马燧是中兴时期的名将，官至司徒兼侍中，贞元五年，随太尉李晟绘像于凌烟阁。马家权倾一时，园宅在长安安邑里，以形制壮丽著称。他死了之后，儿子马畅就因此惹上了事端，他欲用园中产的大杏讨好宦官，可是却招来了德宗的猜忌，马畅感到了压力，不得不把大宅主动充公了事。后来，在长安人眼里，马宅成了荒废不祥的“奉诚园”。白居易便感慨说：“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秦中吟·伤宅》）园林无情，可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自然沾染了纷繁的人事，就裹挟了类似杜甫那样的，山河家国的忧患。人们注视着马燧幽暗的命运，产生出推人及己的狐兔之悲。武宗时期的诗人薛逢直白地发出了盛衰无常的喟叹：君不见，马侍中，气吞河朔称英雄；君不见，韦太尉，二十年前镇蜀地。一朝冥漠归下泉，功业声名两憔悴。奉诚园里蒿棘生，长兴街南沙路平。当时带砺在何处，今日子孙无地耕。或闻羁旅甘常调，簿尉文参各天表。清明纵便天使来，一把纸钱风树杪。碑文半缺碑堂摧，祁连冢象狐兔开。野花似雪落何处，棠梨树下香风来。马侍中，韦太尉，盛去衰来片时事。人生倏忽一梦中，何必深深固权位！奉诚园的昔日主子马燧，长兴街的名人韦皋，薛逢所提到的两位权倾一时的大臣，他们的人生起落或许是个偶然，才连累了园林的生命，沙堤的存废。但整个中晚唐的文人心绪，确实都弥漫着这种消极情绪。在整个国家愈演愈烈的政治季候中，一些具备风向标意义的诗人，他们坎坷的生命，本身像是这种时代情绪的流露——如同“诗鬼”李贺不幸的一生，他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六岁。定鼎长安初叶的风发意气，换而为不可逆转的“南山何其悲”和“低迷黄昏径”。“万壑清光”转而为“鬼雨空草”……李贺虽然担任过陵邑小吏，但这身份绝不是他的诗歌风格的唯一来源。在中唐，他首先唤醒了一个久未明言的梦魇，梦之诡异不在于它包含的祸患本身，而在于这种祸患无法明确定义，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演绎为现实，就像飘飘洒洒的“鬼雨”一样。唐代长安图
在太极宫中建立隋唐帝国的诸帝不祥的梦境，本是从北方草原席卷而来的。可是，自从隋文帝梦见滔滔洪水在他身下之后，长安本身就成了梦魇的来源……噩梦惊醒之后，初唐大多还是晴天，一次次的迁徙，让中枢迁到了更安全的地方，但是面南背北的君主，在让他的臣民们一生失望之余，自己也终生恐惧，恐惧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新的祸患——这是统治者真正的永久的噩梦。更不用说，从安史之乱以来，长安就没有像样的城防，不管广德元年吐蕃入寇京师，还是建中四年“泾原兵变”，长安基本都是不战而降的，城墙完全帮不了长安的统治者什么，尽管看起来威仪不可冒犯，但它一触即溃。不仅长安本身绝不“长安”，殃及了它的儿女们，在九世纪末还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动乱。中晚唐的权臣和名人们，也被这种不知何时会爆发出来的祸患的可能折磨着，既享用帝国盛日的余热，也为它的反面惶惑不安。身在两京和前线，却总惦记着更让人释怀的平泉宅的李德裕，就是这种真实的例子，它让初唐人因着慷慨意气写下的宏大历史，只剩下了那不可回避的下场里的凄凉。仿佛还可以嗅到销亡的桂枝芳气，那时的诗人发出了“柏梁高宴今何在”的感慨。一意进取的同时，他又作“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的哀鸣。孰知这少年老成的无心之言，竟然会结结实实地应在长安的子孙身上：但见知心的感动，终究与功业难建的不祥的预感交织在了一起，“乘风破浪会有时”，归于“麒麟作脯龙为醢”的寂灭。即使是这个久已习惯了豪华和骄奢的长安，即使是这个意欲在“无穷之业”的长安，对于前代兴亡看得太多的人们，在它的起点也难以回避曹丕坦诚的判词——是的，那就是它的结局，那个所有人都会面对的，巨大而沉重的结局：“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回忆”是个吊诡的东西，和前面不祥的“预言”一样。相对于“永恒之城”的期待，它是尴尬的“事后”而为——但我们之所以想了解长安，能记住唐诗，恰恰也是源于“事后”。早在一切发生之前，李贺就已把“预言”和“事后”一网打尽。只是，我们作为千年之后唐诗的读者，站在追怀往事的“事后”的更远处，并不等同唐代诗人们料定的，使人不安的“将来”。古人、今人只是相互想象。“今之视昔”，并不轻松就是古人想象中的“后之视今”，过去和我们的关系需要强大的“同理心”来重建。受了有同样爱好的父辈的影响，我算是自幼熟读唐诗。但小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我喜欢的开元天宝遗事，对不上具体的影像。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评书《薛刚反唐》第四回“征西将回朝受爵 武昭仪暗害正宫”）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在这里，清代人的演义事实上重新发明了唐朝，而脍炙人口的《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订了唐风旅游区的国家标准。《全唐诗》帮我们梳理出的回到过去的路径，已经是堆积着厚厚的近代的尘土——过去也许真的在那里，在近代的城砖和重新演绎的意义的结构后面，但是如果你仅仅满足于“我看到了”，你看到的将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或者误读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生活之河在流淌，传统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我们读到的唐诗有时只剩下字面的意义，就像我们见到的西安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唐代”。作为一座“废都”，西安常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区域的废墟，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古罗马并非是历历在目，也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如同考古学者的挖掘一样，唐人的诗境也深埋在意义的地层下面，我们看到的顶多是淡淡的车辙印记而已。与此同时，当代生活和确实存在的过去，有着奇怪的更不对称的对位，如果其他不知名的荒城是“空”的容器，被西安所覆压的长安便是什么都没有的“满”。隋唐里坊的著录，或是偶然有戏剧性的考古发现，使得你可以将自己的想象与文学文本中的某个场景约略相连——但事实上又了无实据。是唐诗帮人们记住了长安。但是，唐诗本身又是靠什么赖以流传的呢？好像没有太多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今人已经习惯了印刷体的唐诗，普通话的吟诵——声、情总是并茂，它现在既是文化的“产品”又已经是一个文化的潜意识。唐诗，好像没有也不需要有物质的形体，它的意义仿佛是不会“磨损”的。一旦涉及“什么是唐诗”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那感觉就好像讨论“'心痛’到底发生在人体哪个部位”一般吊诡，大大超出了本文的容量。既然是“唐诗与长安”，我们好像就只能聚焦于物理的和可见的东西，聊一聊有具体“载体”的唐诗——空间的和物质的。像很多人通过电视和照片了解北京一样，长安也是通过唐诗传播到中国各地乃至域外。不过唐代的“诗歌选集”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书”，它更像一种不拘一格的广义的“诗歌媒体”。在敦煌的密室之中，无意发现了一些唐诗，包括韦庄描写唐末关中离乱的《秦妇吟》抄本——时人正是从千里之外辗转而至的这首诗，知道了长安凄凉的结局。这些俗称为“敦煌卷子”的“书”，未拘版权，不明渠道，谈不上有什么统一的编辑纲领，它只是养活了一些以抄写为业的人，刺激了正在逐渐浮现的一个庞大文化市场的好奇心。唐人寄赠自己诗作蔚为风气，甚至在首都的名利场中，还诞生了一个专有的名词：“行卷”。士人向身份地位显赫的贵族或高官推销自己的作品，会有世俗的好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由作者本人书写而且流传下来的唐人诗卷却极为罕见。我们可以看到的唐人墨书中，难得有类似于杜牧五十韵的《张好好诗》那样的单篇唐诗。大多时候，这些短小的篇什是被抄录人汇集在一起，甚至杂写于其他内容之间才广为流传的。一个读者展开卷子，在今人看不见的现场，会有他的注目与沉思的特定的时刻，他或在心中反复品味，或在灯下低声吟哦，或干脆立刻抄录他喜爱的部分，构成和今人不一样的传诗读诗的画面。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传播”，有些诗歌得以保留，有些就随着作者本身身世的跌宕，永远地失传了。这样的诗与现实的关系是脆弱的。但长安的空间中也不乏一起读诗的画面。最可想象的起源是“题壁”。唐代之前，“画壁”常见，但“题壁”却并不常见，“画壁”常因信仰、宗族、丧葬等意义重大，其间不太有文人抒发胸臆的余地。现存唐画多无款，可以想象唐代的画壁上也不大会有后世那样的诗文题跋，图是图，文是文。但最早的“题诗”却似与这种在公共建筑物上绘画的风气有关，不仅有寺庙、佛窟、墓葬，还扩大到住宅、驿舍、衙署，“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绘画毕竟费时费力，还要事先制作适合颜料附着的地仗层，题诗却比作画更简易，瞬时富有阐释的可能，容易触发作者和后来者绵绵不绝的互动。地分彼此、文有生灭。很自然地，有了那些著名的因诗与空间而生的忆往、怀古、怅望的名篇，也催生了长安和长安之外“遥感”的经验。比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在通州（今江苏南通）落满灰尘的墙壁上，突然看到了他多年前写给帝都相好女子的诗句，感怀之下，元、白又分别有了叠在旧句之上的新的题咏：元稹在通州看到无名氏题壁的“绿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本是白居易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的绝句。白之所以“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恰恰是因为它诉诸了两种不同之同：地点不同，人事不同（从而有着人物两非的一般感慨），而诗还是那诗。昔日活色生香的美人唱词，今日是“寂静之声”的歌词。诗歌的起源首先是“歌”，是一种和时间相系的“行为艺术”。在特定的空间变迁里，文字的意义因为语境被放大了。或许是看到、感到了这种魔力，唐人题壁的热情空前高涨。长安出现了一些因此而著名的地点，比如由“雁塔题诗”而成为一本立体诗集的大慈恩寺。写下这些诗句的最基本意图，就是令人直观地看到“春风得意”。原本普通的白圬墙壁，因此需要额外的装置，比如“碧纱橱”来保护，使得这片刻的沉醉能够长久地留在世人的视野中。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变化的周遭与“一瞬间”触动的矛盾。题壁诗注定又是脆弱的。诗人洋洋得意的同时，难免又自省这种行为的虚妄，感受到可能身名俱灭的一种不安感——诗之存灭，也是对名利无常的洞彻：一种意义是随着时间增加的。就好似题写于长安的诗句在异乡被作者自己看到，或者大雁塔里的狂言让后来者分享，为诗意增加了更多人事的层次。雁塔本身幸而保存，北宋人张礼在长安毁灭二百年后的元佑年间重访废都，还能从历经劫波的塔中砖壁上看到层层的墨迹。另外一种，却是和作者的意图相矛盾的。就像画壁往往崩塌，形象便不复存在——“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长久流传的愿望和“即兴”书写诗句的表演性，本来就是彼此龃龉的关系，更不用说那不堪长久的诗壁本来就该是“临时”的。但是中国古人却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神话，为这物质性的毁灭辩护出不可思议的结局——意义可以顽强地抵抗时间：“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形象倒过来拯救了它的载体，一只仙鹤，如果能如传说般拥有超脱于人间世的神力，那么它的图像或者描写它的诗句也能的：现代人不再容易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时间，好似有着无量数的各种“见证”和“记录”，今天一个婴儿从出生下来，其一生的音容笑貌理论上可以全方位地保存在各种媒体之中。但是，唐人的时间仍处于一种随时崩坏消失的过程中，真正流传下来的，只能是传说神话，和不多的“大人”的生平。难怪那个时代的诗人，会那么强烈地把自己的存在寄托在他们认为可以千秋万代的东西上面。长安这座城市，本身是这种“无穷之业在斯“的载体的一种，有时，长安人难免对它和自己的关系，也就是永恒与须臾的关系产生怀疑。诗歌却是以上两种东西的总和，一则寄望于长久——唐宋之际，人们已经相信了文字的魔力，“只须垂世用诗名”（王遂《送黄叔向归永嘉》）；另一方面，这种一厢情愿认定的价值和诗歌的脆弱属性又明显自相矛盾。长安的字纸极少流传到后世，就是像李白那样有名的诗人，他的“朋友圈”有多少人能看到也是个未知数，身后编撰诗集的时候，他的作品“十丧其九”，手书只有一首真实性存疑的“上阳台诗”残卷存世。难怪，白居易听说遥远的通州存有他的旧句会感慨万千，毕竟，比起那些无法辨认来处的文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这是把具体的人、事在不同的时空中又重新组装起来的一个奇迹。1973年，在长安万里之外的吐鲁番阿斯塔那二百零六墓之中，人们从出土的彩绘木俑衣袖中掏出权充手臂的纸捻，展开一看，居然是首都新昌坊之中的质库（当铺）账历。虽然只是无名氏的生活细节，但是，它就像不多的能够辨别人头的出土文物一样，除了时间还有地点，从而建立起了更为确实的，可感的历史。要知道，一百年后，也就是在同一个新昌坊，白居易把千百年前的私人情感，也用时、空，纵、横的两个坐标如此锁定了，从而让我们具体地定位了长安的一刻——“永寿寺中语，新昌坊北分”（《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因为“废壁无由见旧题”，为了能够让这些打开记忆的密码保存下来，在另一个时间里无中生有，诗歌扮演着这样一种神奇的媒体的角色；为了未来能在另一个相似的情境里重构古人的感受，甚至空间本身也得埋下某种伏笔。诗壁是不可移动的，果真如此吗？壁画和题诗共同的载体，白灰泥粉刷的墙壁表层下面，毕竟还可以有掺有棉花、麻丝、碎麦秸的骨架，加上胶矾、蛋清等凝固物的地仗层，板结以后，时间一久，甚至可以从墙上整体取下来。这就启发了唐人创造出某种可以重新组织、收藏、传播的诗歌的载体，比如专门用来题写的“诗板”，或者屏风那样的活动墙壁，它们既可以在一个空间里悬挂安置，也可以转至另外的场所里去，构造出诗人创作时类似的情境。于是，白居易会“我题君句满屏风”（《答微之》），在大雁塔的左近，除了砖壁白墙，也还有“前后名流诗版甚多”（《唐才子传·章八元》），有了人和建筑更灵活的关系，“寂寞空门支道林，满堂诗板旧知音”（张祜《题灵彻上人旧房》）。人们或许会问，那么，为什么今天甚至没有一扇这样的屏风，一块这样的诗板流传下来呢？屏风脆弱如斯，有待救亡于水火，或者干脆就湮灭无踪，消失在层层的白垩和污渍里，诗人不在意这些，但是这种流失又产生出新的诗意。不要忘了，诗歌本身就是即兴的行为：不管这是否是因为我们有过太多的离乱和毁灭，事实上，唐诗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延展了文学和世界的关系，也许是中国人独有的。其一，是文字见证的不可言喻的丧失和无常，“诗板”并不比纸张更耐久，唐人或许早已习惯了。事实上，不要说小小的“诗板”，就连长安城的奠基者宇文恺所作的县署大门，也差点被拆毁去为新朝的权贵让路。其二，方便在陌生的语境中重建起来，这样诗歌又因此得以流传，诗歌的意义于是彰显。“模勒”作者的亲书，也就是后世印刷之术的滥觞，获得下此一等但是又毕竟类似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脆弱的诗歌的介质的结局，是“坏壁”，长久时间里的灵光再现，是读者能够再次“看见”的旧题，这不光是向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主动的绝处求生。不能把握的现实语焉不详了，反而是那些明明白白的虚幻，需要去竭力追溯其细节。在《述梦诗四十韵》中，中唐有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人物，当过兵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的李德裕，显示出了芬芳悱恻的一面：“去年七月，溽暑之后，骊降。其夕五鼓未尽，凉风凄然，始觉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梦赋诗怀禁掖旧游……初觉尚忆其半，经时悉已遗忘。今属岁杪无事，羁怀多感……”“目睇烟霄阔，心惊羽翼高”——这理应是梦中的长安，可他在梦中所看到是天上宫阙，富贵华丽，正如一个难以醒转也害怕醒转的梦，诗本以简要为佳，梦中追忆，反倒历历在目，梦寐在矣，“凡四十馀韵”：……椅梧连鹤禁，壀堄接龙韬……泉流初落涧，露滴更濡毫。赤豹欣来献，彤弓喜暂櫜。非烟含瑞气，驯雉洁霜毛。静室便幽独，虚楼散郁陶。花光晨艳艳，松韵晚骚骚。画壁看飞鹤，仙图见巨鳌。倚檐阴药树，落格蔓蒲桃。荷静蓬池鲙，冰寒郢水醪。荔枝来自远，卢橘赐仍叨。麝气随兰泽，霜华入杏膏……“忆梦”有点像是随意调度的电影镜头，由匍匐而平视而半空，拉升、直坠……也只有诗歌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时而自己是梦中人，时而又像登上古原，俯瞰着梦中的自己，历历在目，却是另一个长安。目不暇接的细节，掩盖不住失落、空茫的心绪。龟、鳌、鸾、鹤、雉、豹、金、锦、柳、梧、松、露、烟，水、泉、晨、晚、夏、冬，画壁、仙图，低行殿竹，风拆墙桃……像深不可测的词语的花园，也像意义的迷宫，吞噬了青年才俊们的韶华，铺成英雄末路。昔日“夕阅梨园骑，宵闻禁仗獒……尽规常謇謇，退食尚忉忉”的官宦生活，换取了“屡换青春直，闲随上苑遨”。如今却是“聚散俄成昔，悲愁益自熬”。他和乐游原上悲切的杜牧一样，“每怀仙驾远，更望茂陵号”，“感旧心犹绝，思归首更搔”。在黄尘人海之中，一个身居高位，也登至城市最高点的人，却总想着向着更高处飞升，显得多么讽刺。在有唐一代，走进长安的冒牌隐士太多，以至于很多人会怀疑，辞藻矫饰的华丽的梦境，是否抵达现实的“终南捷径”的另一种。但是，确实是只有最繁华处，才能诞生小舟一叶“向江海去”的厌倦。如果你了解李德裕不幸老死南荒的结局，听说过他在故居“鬻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的咒誓，就会理解他并无伪饰的惶惑，也会体会杜牧在乐游原上看到的一切的不真实感。日暮，也就是一种人生盛极而衰的象征。青春少年不会对老年人梦中的呓语感兴趣，他们“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即使“落日双阙昏，回舆九重暮”，之后接续的美好的夜色，也是“长烟散初碧，皎月澄轻素”（李世民《帝京篇》）。但在后人看来，起点竟然也埋伏着败亡的种子，最终都会天荒地老。即使新朝，也会出现王绩那样不合时宜的遥望者，当整个世界都兴高采烈地迎向开始的开始，他却选择日暮时分，独自站在人群远处，唱着结束的歌：王绩的谶语不是简单的盛极而衰。末日的夕阳，好像早就透过时间的门缝，照到深情凝凝睇人的面上。在那一瞬间，他根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却又有一种“一切即将终结了”的惆怅，“过去完成时”也是“未来完成时”。怀古、忆往、伤时和对不可知的恐惧，都是一回事，无上的功业、一时风光和老来凄凉，不可思议地叠映为同一幅画面：“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李商隐只能在城中，在坊内流连一日将尽之光景，不同于他，另一位也姓李的汉代将军，李广（或者，他所寄托的，某位心有不平事的李姓当代人物，比如老死崖州的李德裕），须得在城外，灞陵原上，舒展一下久已疲惫的身心。照说，在陵邑不会有长安宵禁的问题，然而，李广撞上了某个有眼不识泰山的灞陵亭尉，依然以“犯夜”呵斥——毕竟，“事死如事生”，陵邑是另一座都城，是死人的长安。李广随从辩解说，他是昔日的国之股肱，喝醉的亭尉满不在乎地呵斥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实际，不止一次，一时徘徊在这城中、原上，以“夕阳无限好”而垂世的李商隐，也是写过格调完全不同的《乐游原》的。在那首诗里，他记载的到底是一场春梦，和他所同情的李德裕不同，“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虽然强赋新词，但是青门口看到的终究还是烟柳，紫阁头舞动的依然是云松，冰雪消融，春水如酒，将军年少，美人如花。在写下另外一首千古传诵的《乐游原》的时候，他迎来的却已是万物消亡的秋天，“乐游原上有西风”（李商隐《乐游原》）。而且，即使飞将军李广也会恐惧的长夜就要到来了，万物萧条，“已带斜阳更带蝉”（李商隐《柳》）。在那无边的夜色到来之前，趁着仅存的暮光，回返家园吧。唐克扬，建筑设计师、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从废园到燕园》《长安的烟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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