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海婴
编者按：1948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许多民主党派总部及大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都集聚在香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护送到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已成为中共中央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之一。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人作为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12月4日从安东（今丹东）登岸后抵达沈阳。本文为周海婴（许广平之子）回忆抵达沈阳后的见闻。
沈阳旅居点滴
1948年12月6日，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铁路宾馆是俄式旧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地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内暖气太热，大约有二十七八度，我们这批江南生长的人，对这种干燥的环境很不适应，一个个热得脸红耳赤流鼻血，只好经常敞开气窗，放些冷湿空气进来。幸而街上也有冻梨、冻柿子卖，吃了可以去火。宾馆的房客仅有我们这十几个人，许多客房空着，听说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将抵沈，大伙都翘首以盼。
▲沈阳铁路宾馆外景
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布置着许多大圆桌，尺寸大于一般的圆台面。每桌10人，坐满便上菜开饭。早晨，供应北方式的早餐和牛奶。南方人习惯吃的泡饭，这里是看不到的。午、晚餐的质量基本相同，经常有酸菜白肉火锅。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晚睡的还供应简单的夜宵，有牛奶一杯和随意取食的清蛋糕（即没有甜奶油）。厨房有西餐厨师，受过苏联人的培训，会做俄式西餐，和上海的罗宋大菜口味相近。冷菜供给红鱼子酱，是马哈鱼的，晶莹透明而带红色，现在市面上很稀有了。厨师的拿手菜是“黄油鸡卷”，把整条鸡腿带骨片开，展开后抹上黄油、味精、胡椒盐，再卷紧，外裹面包粉，以热油炸熟。口感又脆又香，入口酥松，每人能吃完这一大份便很饱了。
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比如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丁瓒先生，讲过欧美的心理学研究现状。我听了大开“心”界，但大家的反应却平平，无人向他提出询问，因而未引起什么讨论，丁先生一讲完，报告会就冷冷清清地结束了。
长春解放后，也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亲自来向民主人士介绍这场战役的经过。他说这场战役打到最后，变成一场混战，指挥部和各级指战员之间，因通讯员都牺牲了，联络都中断了，但我们的战士个个士气高昂，都能“人自为战”，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因此虽然兵力有悬殊，我军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唯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落袋”（斯诺克）和两张“开伦”（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伦”式，往往由秘书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思。
▲沙千里（左）和周海婴打台球。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大家可以分批出去逛街，三两警卫人员跟随，但不摆阵势，轻装便行。天寒地冻，大家游兴寥寥，只少数人上街。商店开张不多，市场清淡，只有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少数人去过几趟古董店而已，绝大多数仍然在旅馆里看书聊天。有一回我跟着郭老、马老、侯老去逛古玩店，进入里边，生意极其清淡，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大概都辞退了。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老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郭老是鉴别青铜器的专家，当场考证评论真伪，使老掌柜钦佩不已，不敢拿假古董骗钱。他叹着气说，要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断不会把压仓底的善品拿出来卖掉的。郭老那天买到了“三凤瓶”和“三龙笔洗”。
马老心仪的瓷器向来是稀罕物，据说他家藏的珍品不少，没有看上店里的，只随意买了点小玩意。而对于我这个小青年来说，却喜欢旧货摊上的旧军用望远镜，品质虽不高，价格却相当低廉。它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抛弃之物，老百姓从战场拾来赚些外快，不想几位老先生看到我买了这东西，觉得用来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个人都托我买，以至于旧货市场的小贩们误认为有人在大量收购。我只得挑明要货的就是我，才使他们不再漫天要价。
到了1949年2月初，交际处先组织大家到郊区体验土改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访农户，和老乡聊天。2月11日之后，全体民主人士乘坐专列向北参观。令人惊诧的是抚顺露天煤矿、小丰满水电站没有遭受什么巨大破坏，每日可正常运转。
在吉林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看到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标本，它浸泡在一个大玻璃樽里，讲解员说到烈士牺牲后，日寇解剖，胃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李济深、蔡廷锴将军听了非常感动，唏嘘不已。李济深主动索笔题字，以表敬意。
▲李济深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字（周海婴 摄）
意外的烦恼事
在宾馆等待的日子虽然安稳而舒适，但时间久了，竟接二连三地发生让我们母子烦恼难堪的事，这是在离开香港时始料不及的。且让我一一道来。
餐厅里有一架带放音响的电唱机，时间使用久了，放起来声音微弱。交际处的干部不知从哪里得知我会摆弄电器，便来找我修理，希望能放出音乐，好让大家跳跳交谊舞，调剂一下单调的旅居生活。我听了以后，感到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兴冲冲搬回住处，用三用电表检查出这台机器的毛病是电子管老化。这很容易解决，换成新的就行。等到两只管子买来，顾不得已经入夜，我就迫不及待地试放起来。我那时真是年少不懂事，一时心情十分兴奋，又是第一次替公家办事，不自觉地便有了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心态，为此我把房门敞开着，让优美的旋律在走廊里回荡，心里得意极了。
▲周海婴在宾馆房间内修理收音机
第二天一早，母亲告诉我，昨晚的喧闹影响了周围人的休息，还一直责问到宾馆负责人那儿去了。负责人将这事告诉民主促进会的领导，让他再转告我母亲（母亲也是民进的领导人之一）。我连忙把修好的电唱机送回餐厅，却深感委屈。我以自己简单的头脑想：这样的一桩小事，只需当时过来关照一下就可解决的，竟弄得这么郑重其事，非要等到第二天，再绕那么一个大弯子传达到我这里，岂不小题大做？殊不知如今环境变了，我的身份也变了，成了个“统战对象”，我该多个心眼，处处约束自己，注意“影响”才是，但我没有想到这些。
不久，我闯了更大的“祸”。事情是这样的：我那时虽已19岁，实际还是个好动爱玩的学生。在旅馆等待的日子很枯燥，同来的又都是大人，有的还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在他们面前需要毕恭毕敬，他们的活动和交谈，哪里容我插得进去？甚至因我在场，有几位民主人士还开玩笑地称我“周老”。但是，就在宾馆的底层，驻有很多警卫战士，年龄与我相仿，我在他们中间可以说笑玩乐、无拘无束。这样，我一有空就溜到他们的休息室去听战斗故事。对我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挺了不起，有过数不尽的战斗经历，立过许多大小战功。他们的枪法很好，有几个是神枪手。我自然也对武器感兴趣，就询问手枪的结构原理、怎样射击等。
几天后的下午，有一个朝鲜族和一个东北籍的战士，陪我去沈阳著名的北陵游玩，据说那是早期清代的皇陵。此行也可以说是三个人共同发起的，用的是陪我的名义。进入北陵，发现除了我们三个，周围毫无人迹，颇感荒芜，逛了一会儿就兴味索然了。这时那个朝鲜族战士说，好久没打枪了，打几枪过过瘾，拔出驳壳枪便推上膛打了两发。另一个也跟着用他自己的左轮枪开了两响，之后问我要不要试试，我不假思索，拿过朝鲜族战士的枪打了两发。刚射击完往回走，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抄过来，立刻缴了两个战士的枪，把我们押到附近一个营部。两个战士之一央求我说，只要承认打枪是你发起的，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我就按他说的在营部“交代”了来龙去脉。
▲在沈阳为随行的战士拍照（周海婴 摄）
到傍晚，交际处派来干部和吉普车接我们回去。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回到宾馆时晚餐已经开始。当我步入饭厅，立即受到众人的“注目礼”，并听到窃窃低语：“回来了，那就好了！”好似我是一个受了宽大释放的犯人。不用说，这事让母亲尴尬。人们一定在想，鲁迅的儿子怎么能这样？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鲁迅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普通的人啊，我又是个初涉社会、毛手毛脚的小青年。但此时此地，我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我遵照母亲的训导，低着头向相关负责人认错请罪。但我还没把预先拟好的“认罪词”说完，那位负责人就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你没事，你没事，那两个战士已经坦白了，是他们让你试枪的。”当然，这使我又一次尴尬，因为我听了那战士的话，说了谎。事件真相总算弄清楚了，错不在我，我是受了那战士的怂恿。只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都听到解释，后来又是怎样想的。
有了这两次教训，母亲再三叮嘱我，切勿忘乎所以，一切言谈举止都得小心谨慎，拿后来的话说就是要[1] “夹紧尾巴做人”。没想到尾巴夹紧了还是“闯祸”。母亲关照我，凡有外出参观活动，老老实实跟在队伍后面，切勿乱跑，我就问：“那我跟在哪些人后面妥当？”母亲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你跟在茅盾夫人孔德沚婶婶后面，就不会出差错了。”从此我牢牢记住这句话。几天之后，正逢市里举行欢迎民主人士抵达沈阳的大会，我也同队去了。那是一个剧场，里边坐满了人，留下前面第一排让贵宾落座，我也忝列末座。
▲举办欢迎民主人士大会的宏大电影院（日伪时期为平安座剧场）
过了一会儿，台上招呼贵宾从舞台左边的小梯上去，于是以郭老为首，大家鱼贯而上。我怎么办呢？我衡量自己仅仅是个民主人士的家属，是属于不需要上去之列的，便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没有随同站立起来。这时已上台的被一个个地介绍，台下哗哗地鼓着掌。渐渐地，大部分人都上台去了，最后轮到茅盾夫人孔德沚登上梯子，她回头盯着我，紧张地挥着手招呼：“快走！等什么，还不走呀！”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意识又出了岔子。我想：不上去怕不好吧，会显得自己孤傲和不合群；再说母亲关照我要跟着孔德沚婶婶行动，那么我跟着她上台去该是符合原定行动准则的。就这样，我最后一个上了舞台。等到台上把每一位来宾介绍完毕，请他们都集中到台中央，再回头一看，台边上怎么还多出一个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那么突出。我想此时不光是会议的主持者，连剧场里的与会者也一定惊诧不已——怎么会忽地多出一个人来？看到主持人朝我一愣，我心里也不由一激灵，知道坏了，他们根本没安排我上台，我跟错了。正在我进退为难之际，主持人想了一下，把我让到身旁，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儿子。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下面的掌声似乎比前一个还响亮些。但我的背上一时如有万根芒刺在戳，我生平头一回体会到，这“乞讨”来的掌声是什么滋味。
从沈阳到北平
住在宾馆里这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志传达的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的征询意见。平时则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读报，或相互串门聊天，或到文娱室玩扑克，如桥牌、百分、拱猪等。喜欢桥牌的往往是朱学范、沙千里、章乃器、赖亚力，他们都在40岁左右。有时李济深也去参加，大家都自觉对老者“放水”让一步，使他高兴。我有时不识相，仗着自己年纪最轻、记忆力强，出过的牌都记得，偶尔不客气咬住不放，让李老多“下”，做不成局。他的秘书林一心在旁观战，心中也许有点着急吧，可是在这种游戏场合，亦不便明显地表示什么。
▲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民主人士征求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周海婴 摄）
按照计划，这一批民主人士原打算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之战后，又解放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待，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参观学习。
▲民主人士参观期间的合影（周海婴 摄）
哈尔滨等地的参观学习完毕，仍坐火车转回沈阳的原住地饭店。交际处通知大家，为了准备赴北平，可以订做些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以至后来一只只大木箱在走廊里排列成行，蔚为壮观。
1949年2月2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6位民主人士共同签署的庆祝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发表。一个多月前开始的由赖亚力授课、李德全担任助手的俄语入门学习班（将近有10个学生），因大家忙于准备起程，也宣布结业。
25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火车在永定门站暂时等待，看到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散漫地步行，可见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10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建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
▲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在北平永定门火车站（周海婴 摄）
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是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先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停留，等待北平解放。还有许多老朋友如柳亚子、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萨空了、沈体兰、张志让、艾寒松、徐迈进等也都在北京饭店晤面，开饭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此后，母亲开始忙于新政协的筹备，而我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进入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31班，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55辑，2000年9月出版，图片为编者所加，文字有所删减。作者周海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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