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木
范若愚(1912～1985)，原名纯智，山西五寨县人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以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研究室秘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及主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校委委员、副校长等职。其间，范若愚以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著称。
范若愚
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范若愚曾兼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1956年至1959年)、刘少奇的学习秘书(1958年初)。他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兼职研究员，之后又兼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
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范若愚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主要工作是在红旗杂志社。他还是当时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首的中央文革五人 (即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领导下的成员之一，参与起草了《二月提纲》，参与了著名的中苏论战。
“文革”开始后，范若愚陷入苦难之境。其间，他曾以死抗争，后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范若愚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顾问、校副教育长、校顾问。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范若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是于1956年至1959年奉命调至总理办公室，兼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
1956年，范若愚担任周恩来理论秘书赴任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叮嘱他，在总理需要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平时则仍在学校工作。后来，有人因此称他是“总理府行走”。当时，周恩来的秘书达20多位。后来，范若愚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是周总理办公室最兴旺的时期。事有巧合，那个时期也正是我们党的路线正确、全党全国最兴旺的时期。”但是到了1959年，周恩来因犯了“错误”，相应地，他的职权也受到了削减，秘书班子的人数大减，范若愚也结束了他在中南海的兼职。
范若愚后来结集有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书，其中收入7篇回忆文章，主要记述了他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所感受到的领袖风范。如周恩来的优秀 “学风”，是“实践”、“调研”、“从实际出发”、“认真”、“言必有据”、“揭露矛盾， 解决矛盾”、“推陈出新”、“阶级分析”、“言行一致”、“谦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周恩来的学习方法则是 “习作合一”、“抓住中心”、“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等。
范若愚对周恩来最重要的一篇回忆文章是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一文。此文记述了周恩来当年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被迫检讨的一些情节。其中的具体描写为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载，因而弥足珍贵，成为国史中的实录式的记载。
范若愚回忆：“1956年，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是，由周恩来同志口授，让我记录或长或短的文件及其他书面材料，有时也查查文献。就在我初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发生了冒进的苗头，在某些建设中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当时由于钢产量赶不上其他有关生产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此曾亲自到过鞍钢和太原。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要我查找马克思的一段话的出处。这段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由于周恩来同志要找这段话，我联系到他的鞍钢、太原之行，以及我听到办公室其他同志谈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意识到，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冒进现象的。”
不久，“反冒进”即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严厉批评。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是“方针性的错误”。
在范若愚的笔下，当年周恩来的苦闷和痛苦，十分真切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
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 '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
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时已经深夜12点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
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
周恩来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周恩来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不少。
由范若愚起草、周恩来亲自修订的长达8000多字的检讨发言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与会代表。周恩来十分内疚，感到自己作为总理“犯了错误”，考虑自己不便继续担任总理了。于是，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但会议表示挽留他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草拟了一份会议记录，即：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