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但是纳粹德国根据自身现实利益，在1941年三次调整对日政策：从利用日本在太平洋向美国施加战略压力以阻碍美国参战，转为要求日本攻击英国远东殖民地以转移美国注意，再到要求日本进攻苏联以迅速结束东线战事，后又改为鼓动日本对美国开战以免德国单独面对美国。德国对日政策的直接目标由“利用日本牵制美国”转变为“鼓动日本对美国作战”。究其原因，一是希特勒不断地根据自己对战争形势变化的判断调整对日政策的目标；二是德国决策层高估了德国对日本的影响力；三是战时纳粹德国外交决策的独裁模式使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从结果来看，虽然德国在拉拢日本共同对付美国的政策上取得了成功，但却由此造成了同时与英美苏交战的局面，并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从而加速了自身的败亡。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 轴心国 纳粹德国 德日关系史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意在威慑美国，孤立英国，以利于其侵略扩张计划。但德国此举并未达到迫使美国退回孤立主义的目标。因此，1941年初，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希特勒三次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改变了德日同盟的作战方向，使德国最终跟随日本对美国开战，加速了覆灭的进程。 目前国内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二战”期间德国对日政策的成果。有学者在其他研究中涉及了“二战”期间的德日关系，认为德日间的战略分歧使得彼此在战争中缺乏相互配合，甚至互相拆台。蒋相泽的论文还注意到了1941年德国在对日政策上的三次调整，但作者并未就此展开详细论述且相关结论亦缺乏充足的史料作为支撑。日本学界也就战争期间的德日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总体而言，日本学界的研究侧重于轴心国同盟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没有充分研究纳粹德国如何利用这一同盟来实现其战略意图。欧美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开始利用原始档案，对“二战”前及战争期间的德日关系进行研究。除了以德日关系为主题的相关论著外，一些学者也将德国的对日政策置于希特勒的对外战略之下予以探讨。欧美学者的相关论著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诸多思路和史料线索。本文综合利用了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相关档案文献，探讨1941年德国对日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调整过程和结果，以便阐释德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如何从“利用日本牵制美国”最终转变为“鼓动日本对美国作战”。 1939年8月，由于德日两国在缔结军事同盟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加之波兰危机愈演愈烈，希特勒为排除西线行动的后顾之忧，迅速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举被日本视为“背信弃义”，并导致平沼内阁垮台。此后德日关系一度冷淡。直到1940年6月，德军在西线取得空前胜利后，日本开始调整政策，主动向德国示好，以便借势实现其在亚洲扩张的领土野心。6月19日，日本外交官西春彦借与德国驻日大使尤金·奥特(Eugene Ott)会谈之机指出：欧战期间，日本通过将美军牵制在太平洋，为德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因此，日本期待德国在法属印支问题上给予其“行动自由”作为回报。日本此举，意在提醒德国不要掣肘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行动。 对于日本的要求，德国反应冷淡。一方面，希特勒认为，击败法国后英国或将寻求妥协，而日本对西方列强远东殖民地的领土要求，不利于德英之间的和解。另一方面，德国驻东京的使馆已经报告，说米内光政内阁奉行亲英美的政策，对德国而言当前的日本是靠不住的。因此，6月27日，德国外交部指示驻日大使奥特，不要在相关问题上向日本做出明确承诺。但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推动希特勒转变了在与日本合作问题上的态度。 1940年7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在广播演说中正式拒绝了希特勒19日的“和平倡议”，并表达了英国战斗到底的决心。9月3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向英国提供50艘老式驱逐舰以换取英国在西半球的海、空军基地。此举标志美国对英国抵抗的公开支持，也印证了希特勒此前关于英国不愿妥协是寄希望于美国的判断。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局也发生了转变，7月16日，亲英美的米内光政内阁垮台，随后新成立的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在7月22日的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中决定，“要迅速加强与德、意在政治上的团结”。在此背景下，希特勒开始寻求能在远东牵制英国并在太平洋制衡美国的盟友，日本成为他的不二选择。 起初，德国方面设想的德日合作是主要针对英国的。这在1940年6月30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备忘录中得到了证实。该备忘录显示：如果政治手段没有结果，将促使对大英帝国解体感兴趣的国家参加对英战争，这些国家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苏联和日本。不久，由于希特勒将英国不愿妥协的原因归咎于美国的支持，所以他把对日合作的目标设定为利用日本阻止美国干预欧洲战事。这点从1940年9月17日希特勒回复墨索里尼的信中可见一斑。希特勒在信中宣称：“尽管有其他种种疑虑，但我原则上相信，与日本密切合作是使美国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或使其参战无效的最佳方式。”因此，在当年8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派遣海因里希·施塔莫(Hans H. G. Stahmer)作为特使出访东京，以协商与日本的合作。 经过一系列谈判，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与日本正式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以下简称《三国同盟条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该条约的第3条：三国承诺，当缔约方中的一方受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时，将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协助。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对该条款做了限制：“关于是否发生了条约第3条所指的攻击，必须通过三个缔约方的联合协商来确定。”这大大降低了该条约的军事效力——提高了触发同盟军事行动的门槛。因为德国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最终是无法避免的，而德美间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德国不愿被日本拖入与美国的战争。在谈判过程中，德国方面也声称：不寻求日本在对英战争中提供军事援助；只希望日本尽一切可能，牵制美国以阻止其参战。德国的这些举动表明了《三国同盟条约》对于德国而言，初衷在于通过公开缔约的姿态，在政治意义上威慑美国，使之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义；通过这种手段德国与英国达成和解将变得容易。 事实上，《三国同盟条约》在美国产生的政治反应让希特勒感到失望。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退回到孤立主义，反而加大了对英国的支持力度。罗斯福总统继当年9月与英国达成“驱逐舰换基地”的协议后，在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炉边谈话”中公开宣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美国已经向英国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援助，将来还将提供更多的支援”。美国在大西洋方向不断加大对英国支持力度的同时，也在太平洋对日本施加了巨大压力。《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前夕，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任何废钢铁，同时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贷款。11月30日，在日本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后，美国宣布向迁都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贷款。 面对美国不断施加的压力，日本国内对《三国同盟条约》的态度产生了分歧，这反映在1940年11月日本对两位驻外大使的任命上：极端的亲德分子大岛浩重新担任驻德大使；而主张改善日美关系、具有亲美倾向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日本派遣野村赴美的举措加重了德国方面对日本的不信任。据里宾特洛甫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回忆，《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希特勒对日本并不信任，因为日本国内存在着反对该条约的强大力量。而日本对野村的任命无疑印证了希特勒的这一看法。此外，德国外交部也认为野村吉三郎赴美，意味着日本偏离了《三国同盟条约》的政治目标。因此，希特勒将《三国同盟条约》未能对美国产生预期影响的原因归咎于日本在面对美国时的软弱。 希特勒原本期望凭借公开缔约的政治姿态威慑美国，迫使其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事实上，直至1940年底，美国的种种举措表明《三国同盟条约》不仅未能威慑住美国，反而促使罗斯福总统以更加坚决的措施应对德日的挑战；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也开始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日本牵制美国的作用，配合德国的欧洲战略，德国在1941年开始调整对日本的政策。 1941年初，为促使日本在太平洋更好地扮演牵制美国的角色，希特勒放弃了在《三国同盟条约》框架下“不寻求日本介入对英战争”的承诺，开始要求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殖民地，以此来转移美国对欧洲的注意力。
利用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殖民地来转移美国注意力的构想最初来自德国海军。早在1940年12月27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在例行的海军事务元首会议上就向希特勒建议，应当使日本增加对新加坡的兴趣，并与日本讨论可能的进攻措施。但希特勒认为日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故而未对雷德尔的建议表示认同。此后，大西洋形势的发展推动了希特勒态度的转变。罗斯福在12月发表了“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演说后，又在1941年1月6日的《年度咨文》中呼吁国会，提供充分的拨款以便制造更多军用物资，提供给反抗侵略的国家。因而在1941年1月8-9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对三军高级将领和外交部长阐述了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应该在新加坡“自由行动”，即便这可能导致美国被迫参战。希特勒的看法标志着德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按照希特勒1941年1月对战略形势的评估，2月4日，雷德尔在海军事务元首会议上提交了题为“关于日本问题和三国同盟条约的意见”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不仅全面分析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日美两国的海上力量对比和可能采取的政策，也提出了海军对战略形势的评估，其要点如下。1.英国在远东的石油等物质利益是以其在印度、马来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来维护的，新加坡是保障其海上交通的关键阵地。没有新加坡，英国便无法在远东立足。2.如果日本中立，德国必须要求日本仿效美国，提供“除战争外一切手段”的支持。3.如果美国保持中立，美国事实上的非中立行为将促使英国战争潜力的增加，并妨害德国的战争努力。4.如果美国参战，对英国的物资援助将会减少，美国国旗将不能为海上航运提供保护。特别是，如果美国参战是由日本挑起的，美国舆论不会允许美国领导人将其主力舰队投入欧洲，美国更可能将舰队留在太平洋抵御日本。因此，海军方面认为，鼓动日本进攻新加坡符合德国的利益。理由有二：一是日本的进攻将直接削弱和牵制英军；二是日本的进攻最有可能转移美国对欧洲的注意力。此外，海军认为，可以接受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殖民地造成的美国加入英国一方参战的风险，因为就海战而言，总体上利大于弊。雷德尔的备忘录是德国海军方面首次对日美两国政策的全面评估，为希特勒调整对日政策提供了一定参考，其中关于“鼓动日本进攻新加坡”的建议最终被希特勒批准。 1941年2月，美国国内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讨论最终迫使希特勒调整了对日政策的目标。2月15日，希特勒向最高统帅部表示，德国的目标是让日本尽快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日本越早介入越容易得手。3月5日，希特勒正式下达了“关于与日本合作的第二十四号指令”，该指令强调：“以《三国同盟条约》为基础的合作必须以尽快促使日本在远东地区采取积极措施为目标。强大的英国军队将因此受到束缚，美国的利益重心将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进行战争的共同目的是迫使英国迅速崩溃，从而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夺取新加坡这个远东的关键阵地将意味着三大国赢得对整个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该指令正式确立了“以诱使日本尽早进攻新加坡为目标”的对日政策，由此引出了德国对日本的一系列外交攻势。 早在1941年2月23日，在希特勒下达“第二十四号指令”前，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就向日本大使大岛浩指出，“日本应出于自身利益尽快在新加坡发动决定性打击。”3月27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柏林。在松冈访问期间，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都竭力促使松冈在日本进攻新加坡一事上做出明确承诺。在27-29日的四次会谈以及4月4-5日的两次会谈中，德国方面都将谈话引向了“日本进攻新加坡”的问题。在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多次向松冈表示，日本迅速进攻新加坡对于击败英国和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必要的。在希特勒本人接见松冈时也认为，尽管会有风险，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机会千载难逢。 面对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轮番敦促，松冈洋右一方面宣称，他也认为进攻宜尽早进行，但他无法保证日本会参战，只能致力于追求这些目标。另一方面，松冈也不断表达了日本对美国的忧虑。而希特勒为坚定日本早日对英开战的决心，除在援助日本的军事技术上做出让步外，更是进一步向松冈保证：“尽管与美国的冲突并不可取，但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德国将立即采取行动。”实际上，在松冈洋右来访前，德国方面就已从大岛浩那里得知了日本对美国的忧虑。因此在3月18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在与希特勒的例行会议上再次就日本进攻新加坡是否会引发美国干预的问题向后者表示了海军的观点。雷德尔认为，因为美国舰队不如日本，如果日本尽快发动进攻并占领新加坡，就可以避免与美国开战。因此，希特勒向松冈抛出的“立即介入日美冲突”的承诺更多是为了打消日本对美国的疑虑，并不表示德国此时真的愿意将来介入日美间的冲突。 松冈洋右并没有为希特勒的表态所打动，在整个访问期间，他仅仅承诺，他回国后会在有利的时机向天皇和首相报告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在日本向南进攻英国远东殖民地是否会引发美国干预这一关键问题上，日本决策层有着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并非希特勒能左右。在松冈出访德国的同一时间，日本陆海军统帅部主要负责人几经协商终于在该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英美不可分割”，对南方作战就是对美国作战。鉴于日本的国力，这不得不令人担忧。因此，大本营陆海军部在1941年4月上旬决定了《对南方施策纲要》，其中规定了“只有在美英等国采取的禁运、包围等措施为帝国生存和国防所不能容忍时，才会采取武力以自卫”。这就等于为日本在南方动武设了限制条件。 此外，1941年4月，松冈洋右结束对德访问回国途中停留莫斯科时，与英国驻苏联大使克里普斯爵士(Stafford Cripps)进行了会晤。克里普斯向其转交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件。信中暗示松冈：美国不会放任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殖民地。而松冈则向克里普斯表示，日本不会对南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战后，丘吉尔认为，他的信件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忧虑。而4月21-27日，美国派代表正式参加了美、英、荷、澳等国在新加坡召开的“远东防务会议”，更使日本军部印证了对“英美不可分割”的判断。因而，日本方面并未如希特勒所愿，迅速对英国远东殖民地发动进攻并吸引美国对太平洋的关注，而是着手进行日美外交谈判，以便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因此，尽管在希特勒授意下，里宾特洛甫不断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竭力要求日本加入对英作战，但日本方面始终没有就参战时间给出明确答复。事实上，对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最感兴趣的德国海军已通过情报确信，日本不会对英国采取行动，除非德国入侵英国本土并打败英国。但希特勒依旧对日本即将进攻英国充满期待，他甚至在日苏缔结《中立条约》后向海军总司令德雷尔表示，“因为日本对符拉迪沃斯托克采取行动将受到限制，德国可更好地引诱日本去攻取新加坡。”希特勒对日本的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直持续到1941年5月，德国知道日美间正在进行秘密谈判为止。那时，他才承认德国的意图在日本遭遇了巨大的政治阻力。而到了6月初，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日本已将军事行动的重点转移到了迅速结束中日冲突上。因此，德国在促使日本进攻英国一事上以失败告终。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德国在对日政策的目标上做出了第二次调整，由要求日本向南进攻英国转为要求日本向北进攻苏联。 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就认为，英国继续抵抗是因为寄希望于苏联和美国。因此，德国要迫使英国屈服就必须先征服苏联，以斩断英国在欧洲大陆最后的希望。同年12月18日，希特勒正式下达了进攻苏联的第二十一号指令，要求德国武装力量在对英战争结束前迅速打垮苏联。行动代号为“巴巴罗萨”。次年1月9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向三军高级将领和外交部长阐释了他进攻苏联背后的战略考量。他认为，如果德国能迅速征服苏联，将会导致要么英国投降，要么德国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继续与英国作战；摧毁苏联也将使日本能够全力反对美国，这将阻止后者参战。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为征服苏联而进行的一系列准备是在隐瞒其盟友日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这首先是基于希特勒对德国能在1941年消灭苏联而不用日本帮忙有着绝对的自信。他的自信源于对德军远强于苏军的乐观判断。早在1940年12月5日，在进攻苏联的“第二十一号指令”下达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Franz Halder)就向希特勒表示，为进攻苏联投入130-140个师是足够的。次年2月3日，在最高统帅部举行的会议上，哈尔德再次向希特勒谈到，苏军数量虽多，但德军在战斗力上优于苏军。到苏德战争前夕，虽然德国陆军方面已发现苏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德国仍然认为可凭借芬兰、罗马尼亚等盟国的部队来平衡这种优势。这些判断助长了希特勒本人和他身边的军事将领们长期以来对苏联的轻视。其次，希特勒向日本隐瞒其进攻苏联的意图，也基于他对日本的不信任。因此，即便在1941年3月，出于与日本合作的需要，希特勒发布了“第二十四号指令”，但也在该指令的最后一点特别强调了“绝不能向日本人透露任何有关巴巴罗萨行动的细节”。随后，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在下发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了“广泛转移敌、友的注意力和欺骗措施是行动成功的必要前提”。因此，当雷德尔在与希特勒私下讨论时建议，应该把与苏联有关的计划告知来访的日本外相松冈时，希特勒并未理会这一建议。 由于松冈洋右并不知晓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意图，为缓和日苏矛盾，也为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创造条件，他代表日本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希特勒很重视这一条约，并认为苏日间的协定是在德国默许下缔结的，而且会使苏联预计目前不会受到攻击。从德国制定“巴巴罗萨”计划的过程来看，希特勒和德国陆军，出于对德苏两国军力对比的乐观判断，并不认为有与日本合作攻击苏联的需要。加之希特勒对日本并不信任，因而他认为更没有必要告知日本德国对苏联的真实意图。 因此，当苏德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时，日本感到颇为突然。事实上希特勒在此问题上的“突变”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苏德战场的战局影响：苏军最初的“溃败”迹象让他感觉到无须日本的配合。可是随后几周，苏军的顽强抵抗和德军的巨大损失让他萌生了“求助”的念头。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德国没有向日本表达要求其参战的意愿。1941年6月23日，松冈洋右在接见德国大使奥特时向后者表示，大岛浩的报告给他的印象是：“元首和外交部长不期望日本基于《三国同盟条约》参加对苏战争。”直到6月28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才开始要求日本加入对苏作战。实际上，在苏德开战后两周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要求日本配合进攻苏联”的问题上意见不一。 “要求日本进攻苏联”的想法最初来自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他本人出于尽快结束对苏战争的考虑，试图让日本加入对苏作战。而陆军方面并不认为有日本配合的需要。陆军甚至宣称“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剥死尸”。海军方面则认为，应向日本施压，以要求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采取行动。希特勒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数次变化。6月3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日本大使大岛浩时，第一次告知后者，德国可能与苏联开战，并暗示，他希望德日能就此进行合作。而6月23日，他却给大岛浩留下了不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的印象。当他得知里宾特洛甫自作主张要求日本进攻苏联时，对后者进行了严厉的责备，并表示他希望能单独击败苏联，而“日本进攻英国会更好”。7月9日，希特勒却又向戈培尔表示了对日本进攻苏联的期待。 因此，近乎7月中旬，希特勒才最终认可了里宾特洛甫“要求日本配合进攻苏联”的想法。至此，德国的对日政策目标随之转变，即德国开始要求日本进攻苏联。 实际上，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前，里宾特洛甫就已在采取行动以便让日本配合进攻苏联。6月28日，他指示驻日大使奥特，要求后者从“德国将建立与东亚的直接陆路联系”，“最终解决中国问题”，“为南进扫清障碍”，“有助于美国保持中立”等方面，督促日本尽快加入对苏作战，并且要求松冈兑现先前如果德苏冲突，日本将对苏联作战的承诺。此外，与此前要求日本向南进攻英国远东属地时不同，在德国要求日本配合进攻苏联的过程中，德国除了向日本指明“共同行动”有助于日本实现其核心利益“东亚新秩序”外，也在不断向日本方面通报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巨大进展。德国方面力图营造一种苏联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景象，而日本的迟疑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以此诱使日本迅速参战。7月1日，里宾特洛甫在致松冈的电报中声称，苏军主力的很大一部分已被摧毁，日本历史性的机遇已经来临。7月14日，希特勒在接见日本大使大岛浩时也向其表示，苏军已经崩溃，6周内苏联将被终结，德国希望日本出于自身利益尽快加入对苏作战。 面对德国的敦促，日本有着自己的打算。早在苏德开战后的最初几天，日本政府就已决定占领法属印支南部，显示了日本的“南进”倾向。7月2日，日本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伴随情势推移帝国国策要纲》。该文件强调，日本应借机向南扩展，为此不惜对英美一战。这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南进的迹象。在此次御前会议上，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明确表示，应暂不介入苏德战争，直到战局对日本有利。因此，面对德国一再施加的外交压力，日本一方面不断以“正在进行军事准备”，“关东军的战略是防御边境，向进攻转变需要时间”，“避免过早引起苏联注意”等借口敷衍，另一方面不断向德国强调美国对日本的威胁。德国对日本的敷衍显然是不满意的，因而不断通过日本外相松冈向近卫内阁和军部施压。 为摆脱“对德国过度依赖”的外务大臣松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改组了内阁，以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为避免德国生疑，8月4日，日本驻德武官坂西一良代表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致信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日军将在解决一系列困难后，与德国一道进攻苏联；到8月底，日本将在伪满洲国部署16个师团，从而达到在远东进攻苏联的最低兵力要求。德国对日本的这一动向深表关注。但实际上，早在7月30日，日本天皇裕仁已暗示杉山元停止在伪满洲国集结重兵。因为苏联远东军可能因此不敢调防欧洲。而远东苏军一旦西调，日本的战略地位将立即有所改善。因此，8月9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彻底搁置了1941年内进攻苏联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愿参加对苏作战除了此时偏向“南进”的战略外，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军事困难。日本陆军领导层认为，在中国战场遭受长期牵制和削弱的日军无法承担对苏联的冬季作战。此外，鉴于关东军在诺门坎的遭遇和苏军在面对德军时的顽强，日军参谋本部确信无法在冬季来临前取得对苏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虽然日本方面最终没有向苏联进攻，但日军确实在伪满洲国集结了16个师团并进行着军事准备，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一举动引起了希特勒的关注。因此，8月22日，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向凯特尔等人阐述他对日本的看法时，他确信，日本将对苏联发动进攻。日本现在的冷漠是因为“要不受干扰地完成部队集结，以便进攻出其不意”。当晚，柏林方面就相继收到驻日大使奥特和驻日海军武官保罗·温纳克(Paul Wenneker)少将关于日本局势的绝密报告。奥特的报告指出，日本海军认为西伯利亚铁路不可能被打通，因而日本失去了“北进”的主要目的。而日本海军倾向于在南太平洋地区采取行动以确保原料安全。而保罗·温纳克的报告也显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因为这无法解决日本的原料供应问题。至此，德国方面才意识到日本并不打算对苏联作战。到9月初，尽管希特勒仍然期待日本出兵苏联，但他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对日本这无法解决日本的原料供应问题。至此，德国方面才意识到日本并不打算对苏联作战。 到9月初，尽管希特勒仍然期待日本出兵苏联，但他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因为他担心这将给人留下“德国需要日本”的印象。因此，德国方面不再以外交手段就该问题向日本施压，转而利用宣传手段，通过夸大德军的战绩，营造苏联已经崩溃的假象，以诱使日本主动进攻苏联。此举实际上标志着德国在促使日本出兵苏联一事上以失败告终。 苏德战争发爆发后，美国趁德国无暇西顾，在大西洋方向加大了对英国的支持，使得德美的海上摩擦日渐升级。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太平洋方向加紧了与日本的谈判，力图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条约》。由此，德美间的矛盾开始迅速激化。德国在促使日本出兵苏联初步失败、德美矛盾日益升级的背景下，开始第三次调整对日政策的目标，由敦促日本进攻苏联转为鼓动日本对美国开战。
1941年3月，美国国内通过《租借法案》后，加大了对英国的援助，由此引发了德美间的一系列海上摩擦事件。特别是当年9月，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与德国潜艇发生交火。以该事件为契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发表的“炉边谈话”中宣布，在对美国防务关系重大的水域里，美国海军舰艇和飞机将对轴心国的舰艇“一见面就开火”。不仅在大西洋，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开始通过太平洋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战争物资。 与此同时，日本不但未阻碍美国向苏联远东运送物资，而且在隐瞒德国的情况下，重启了此前因其占领法属印支南部而中断的日美外交谈判。8月底，德国大使奥特不仅得知了日本正秘密地继续与美国谈判，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还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传达了一封私密信件，且日本方面拒绝透露相关内容。日本的这些举动加剧了德国对日本立场的担忧。希特勒认为，如果日美间达成协议，一旦美国对德国开战，日本将不会履行《三国同盟条约》的义务。因此，他决定破坏日美谈判，以确保日本继续与之站在同一战线。 9月13日，里宾特洛甫向德国驻日大使奥特授权，让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一项要求，即日本向美国明确声明，如果罗斯福继续进行对轴心国家的敌对行为，将导致《三国同盟条约》中规定的盟约生效，使日本立即投入对美国的战争。德国此举意在破坏日美谈判。如果日本向美国表示将忠实遵守《三国同盟条约》的义务，日美谈判将归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德美间发生冲突，日本将不能置身事外，罗斯福就不得不面对“两洋战争”。所以罗斯福要么停止对德国的敌视，要么进行“两洋战争”。当然，希特勒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恫吓美国，使它不敢参战，同时也可暂时延缓美国在大西洋上对德国采取行动。 面对德国的这一要求，日本政府有着自己的盘算。第三届近卫文麿内阁与此前相比，更加重视与美国的谈判。因此，直到9月26日，日本才将一份“措辞委婉”的声明交给德国大使，并且保留了向美国传达的时机。此外，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和外务次官天羽英二继续拒绝向德国透露日美谈判的任何细节。因此，德国破坏日美谈判的行动未能对日本产生实际影响。 事实上，日美谈判伊始，希特勒就面临一个困难选择：如果该谈判成功，美国将会在太平洋获得行动自由，日本作为盟友的价值也不复存在；如果谈判失败，日美或将开战，德国很难不被卷入其中。而避免与美国作战，是希特勒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在努力尝试的事，也是德国与日本合作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然而，事实是希特勒对美国的克制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使美国保持中立的努力失败，希特勒也考虑接受日美开战，并将德国卷入的风险，认为这总要强于德国单独面对美国的情况。 自1941年9月，形势的发展推动希特勒逐渐转变了对美国的态度。继9月11日罗斯福发表对轴心国的强硬演说后，9月下旬，美国公众和新闻界越来越频繁地讨论废除《中立法》的问题。9月23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演说中呼吁立即废除《中立法》。对此，德国外交部认为，一旦《中立法》被废除，大西洋上的德美摩擦会加剧，美国国内反对参战的情绪将减弱，“以至于总统迟早会说服国会向德国宣战”。10月9日，罗斯福在给国会的致辞中呼吁废除《中立法》中“禁止武装商船”的条款。10月17日，美国海军部宣布美国驱逐舰卡尼号(Kearny)在冰岛水域被德国鱼雷击伤，11名美国水兵阵亡。同日，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了“废除禁止武装商船”的议案。到11月17日，美国参众两院均通过了“废除禁止武装商船”和“废除禁止船只驶入战区”的议案。至此，对德国而言，美国的《中立法》已名存实亡，两国已在大西洋处于一种“不宣而战”的状态，希特勒企图让美国保持中立的尝试已然失败，他决定转变政策，尝试推动日本攻击美国，以减轻德国在大西洋上的压力。 与此同时，日本对德政策的变化，也在影响希特勒态度的转变。自第三届近卫内阁重启日美谈判使得德日关系趋向冷淡后，10月开始，日本在政策走向上出现了有利于德国的变化。10月4日，德国大使奥特向外交部报告了他与日本军界人士的会谈。他在报告中称，杉山元、东条英机等日军高级将领向他私下表示：年内，日本或将对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阵地发起军事行动。10月13日，日本天皇裕仁告知内大臣木户幸一，如果势必要与美国开战，应该以外交手段使德国与日本一道对付美国。不久，日本内阁更迭，第三届近卫内阁垮台，东条英机组建新内阁。对此，德国方面在加强德日关系上给予了一定期待。 事实上，东条内阁上台伊始，便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重新研究了日本的国策问题。11月2日，日本内阁和军部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该文件显示：如果1941年12月1日零时，日美谈判不能取得成功则对美英荷开战。在此期间，谈判和军事部署同时进行。该决议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获得了通过。此外，在此次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表天皇再次向东条英机表达了立即加强同德国关系的必要性。因而，“谋求与德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被作为一项国策载于11月5日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中。至此，东条内阁开始着手迅速加强与德国的关系。 1941年11月5日，德国大使奥特向柏林方面报告，日本海军界向他透露了日本将采取某些行动的各种“保留”信息。11月18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本清福在东条英机授意下向奥特透露，参谋本部预计没有可能和平解决日美争端，日本必将“自救”，这很可能导致美国参战。因此，日本希望能和德国缔结一项“不单独停火或媾和”的协定。这是日本军部代表首次向德国释放日本将与美国开战的明确信号。11月21日，奥特与陆军武官阿尔弗雷德·克雷奇默(Alfred Kretschmer)向柏林方面报告了日军南方作战部队的情况。该报告预计，日军将进攻泰国、缅甸、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甚至菲律宾，还详细列出了日军南进的兵力和各部队的指挥官以及日军参谋本部对敌军兵力的评估。因此，德国方面认为日军正在准备对英美开战。 至1941年11月下旬，由于美国的中立“名存实亡”以及日本对德国政策的转变，希特勒已经接受了日美开战的风险。因而，在希特勒的授意下，里宾特洛甫在21日让奥特回复日本军部时表示： “只有当日本或德国出于任何原因与美国开战时，柏林才会认同不单独媾和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当然倾向于缔结一项相对应的协定。”11月28日，柏林外交部收到了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日美谈判将很快破裂。当晚，希特勒在元首官邸召开了军政高层会议，会上讨论了日本和美国的政策走向。会议一结束，里宾特洛甫立即告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元首已下定决心，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德国将立即参战。 透过里宾特洛甫的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希特勒在1941年11月下旬已彻底转变了对美国的态度，并且开始鼓动日本对美国开战。这是1941年内，德国对日政策目标的第三次转变。因此，12月6日，里宾特洛甫指示驻日大使奥特，要求后者向日本政府声明，“无论其采取哪种战术行动，德日都将命运与共。”次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日本对美国开战不仅仅是德国对日本的鼓动导致的，更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和自身利益评估的结果。日本奉行独立的政策，以致在与德国达成正式协议前，就已开始对美国作战。其二，希特勒鼓动日本的直接后果是：日美开战后，德国也迅速跟随日本对美国宣战。 关于珍珠港事件后，纳粹德国为何会紧跟日本对美国宣战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德国对日美开战事先一无所知，因而是被迫应对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造成的局面。有的研究甚至认为希特勒因为日本将美国卷入战争而一度感到愤怒和沮丧。事实上，在日美开战前，德国不但已知晓日本进攻美国的意图并对此加以鼓动，而且也通过驻日使馆的情报，部分得知了日本的军事计划。尽管这些情报没有指向珍珠港，但德国确实知道了日本对美国的意图和部分作战目标。此外，希特勒在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如释重负。这些都最终证明，德国对美宣战并非是被迫应对日本造成的局面。那种认为希特勒得知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消息后表现出“震怒”、“颓废”和“无可奈何”的观点，是不了解德国对日政策的“第三次调整”所致。笔者通过对德美两国相关资料的分析认为，导致希特勒决定对美国宣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与美国有关。 首先，至1941年11月，德美已在大西洋处于“不宣而战”的状态。希特勒越来越认为，德美间的全面战争不可避免。12月4日，德国驻美大使馆向希特勒报告了披露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罗斯福对德国的战争计划和准备。这些材料显示，德国是美国攻击的首要目标，美国准备在欧洲投入数百万的远征军，而在太平洋对日本采取防御姿态。德国方面确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而12月9日，罗斯福在对日宣战后的首次演说中宣称，是德国在鼓动日本进攻美国；美国不会放任希特勒支配世界的其他部分。被披露的美国战争计划和罗斯福的演说使希特勒确信，美国将对德国发动战争。因而，他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交战。实际上，12月8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已决定，无论德国是否宣战，美国都将假定已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并采取相应行动。因此，希特勒对罗斯福意图的预判是准确的。 其次，希特勒认为，从长远来看，德美之间“不宣而战”的状态无法持续下去。美国舰艇得到命令可以“率先开火”后，德国海军再无法保持对美军的克制。此外，德国要想有效封锁英国，也必然要击沉给英国运送物资的美国船只。这些行动都会使罗斯福最终找到对德国宣战的理由，因此美国迟早会对德国宣战。特别是，12月8日，希特勒已下令“可以随意攻击美国船只”，这会使美国更快地找到宣战理由。 希特勒对罗斯福战争意图的判断和德美间实际的交战状态是他决定对美国宣战的主要原因。此外，“日美开战”也是推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重要原因。希特勒认为，其一，如果德国主动进攻美国，日本很可能不会参战，因此他不愿率先引发导致美国参战的事件；其二，德国海军方面判断，如果日本进攻美国，美国舆论会迫使罗斯福以日本为主要目标，这样会减轻德国在大西洋上面对美国的压力；其三，日本的参战会使美国将主要精力用于自身军备，而相应限制租借和贷款援助。因此，在德美战争不可避免而日本主动偷袭珍珠港的情况下，美国或将主要矛头由德国转向日本，从而大大减轻德国的压力。 实际上，希特勒也认为德国主动宣战有一定好处。首先是威望。他认为，“一个强国不会让别国对它宣战，而总是主动宣战。”其次是宣传。希特勒在12月8日，在命令海军攻击美国船只时，就已在考虑如何宣战才能给德国人民留下“好印象”。而方法则是他准备在12月11日在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对美国宣战，并与日本签订那份还未签署的“不单独媾和的协定”。这样不仅不会给德国人民留下1917年被美国宣战的“心理阴影”，也将显示轴心国间的“精诚团结”。 因此，在德国与日本迅速就“不单独媾和”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后，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的演说中正式对美国宣战。随后，希特勒公布了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签署的新协定，宣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承诺，未经双方完全同意，不与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达成单独的停战或和平”。至此，德国在尚未征服英国与苏联之际就开始了与美国的战争。 1941年3月，以希特勒发布的“第二十四号指令”为标志，德国确立了以要求日本在远东进攻英国为目标的对日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为迅速结束与苏联的战争，希特勒将对日政策的目标调整为促使日本尽快出兵苏联。在这一政策初步失败后，鉴于日美外交谈判重启、德日关系晦暗不明，同时德美间矛盾迅速激化，希特勒再次调整了对日政策的目标，即德国开始鼓动日本对美国开战。希特勒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变了在对美国开战问题上的看法，因此他乐见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跟随日本对美国宣战，而非感到“意外”和“震怒”。纵观1941年德国对日政策的三次调整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就政策内容而言，德国不断地根据形势变化评估其“眼前利益”，并据此不断调整对日政策的目标。这一过程也是德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不断磨合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的过程。起初德国“鼓动日本进攻英国”以及“敦促日本进攻苏联”的这两次政策失利的背后，是德日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分歧。希特勒的全球战略是以征服苏联为前提，而日本的战略利益则是确保侵华战争获取的既得权益和解决原料供应问题。这两者本身并无直接联系，但却因为美国的介入发生了改变。对德国而言，苏德开战后，美国逐步扩大了“除参战外”的政策，加大了支持英国的力度并开始援助苏联，这极大妨碍了德国的战争进度。此外，美国还企图通过日美谈判使德国的盟友日本脱离轴心国。美国的种种举措表明了罗斯福对德政策的明显敌意，希特勒逐渐意识到美国已成为德国征服苏联和英国道路上无法绕过的障碍。因而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转变了对美国的态度。就日本而言，美国始终是日本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最大阻碍。因此，随着德国逐渐调整对美国的态度，德日两国在应对美国威胁方面形成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在此基础上，两国形成了共同针对美国的战略目标，并先后对美国开战。 第二，从这一政策的制定进程来看，首先，它反映了战时纳粹德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模式。由于纳粹政权的独裁性质，希特勒本人的立场和主张在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最后决策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外交部日益沦为纯粹执行“元首倡议或决定”的工具。加上战争期间，德国的对外政策完全成为支持纳粹侵略战争的工具，因而很多政策实际上是由作为独裁者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根据军事需要直接做出的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纳粹德国独裁体制下，对外政策制定的“随意性”。尽管这种超脱常规的“随意性”在某些时候能够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更多时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其次，纳粹德国对日政策的制定进程也反映了德国高估了自身对日本的影响力。这表现为，德国向日本提出了一系列不顾后者实际情况的要求，这与希特勒所信奉的“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性”不无关系。在这种世界观中，“落后的”日本人接受“先进的”德国人的指导和建议是理所应当的事。希特勒自己在描述德国与日本的关系时，一度将自己形容为“主人”，而将日本视为“半猴”。然而，日本的政策走向从来都只由其利益需求决定，根本就不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能左右的。这也是导致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英国、苏联以及破坏日美谈判失败的原因。 第三，就纳粹德国对日政策的结果来看，应该从两个方面评价其成败。一方面，珍珠港事件表明德国实现了其对日政策的直接目标，即拉拢日本对抗美国。因此，德国的对日政策获得了战术上的成功。与美英不同，德国在远东问题上与日本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这一事实特别有利于德国和日本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希特勒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德国未能实现其对日政策的最终目标，即与日本合作共同赢得战争。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在1941年几次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上出现了错误。首先，他低估了苏联武装力量的规模和战争潜力。其次，他高估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他对苏联和美国的误判使德国在征服苏联前就已开始了与美国的冲突，这表现为德美两国在大西洋上的“不宣而战”。为牵制美国，希特勒又鼓动日本对美国开战，并最终导致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再次，希特勒在此过程中又高估了日本的海军实力，低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及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决心。这一系列战略误判使德国尽管在拉拢日本共同对付美国的政策上取得了战术成功，却由此导致了同时与英美苏三国交战的战略困境，从而加速了自身的败亡。因此，1941年德国的对日政策在战略上最终是失败的。 第四，从政治现实主义理论角度看，现实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该主要依据现实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需求，而价值观则是战略层面的支撑。所以，抽象地看，德国的政策调整并无异常。但是，决策者对于国家利益和现实利益的认知会严重影响政策的效果。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具有“反人类”性质，决定了它们基于错误的利益认知而制定的政策，因为价值观的错误而失去了正义性，致使其政策无论怎样调整，终究要走入困境，其盟友也不能发挥协同力量。因此，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本文作者李朋，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罗一焜，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研究生。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