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第1期所载周作人照片
编者按
作为新文学早期重要理论家的周作人，1930年代逐渐定格为“小品文”作家的形象，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姚玳玫教授以某种知识考古学的方式，细致分梳和考察了1930年代周作人经典形象的确立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机制，指出周作人的自我阐释、苦雨斋群体的互动唱和、左翼文化人及自由主义文人围绕“周作人”的论辩等，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以这一精彩的个案研究，提示我们注意文学史上某种定型化的作家形象的生成，本身就是需要历史化地加以探讨的论题。本文初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感谢姚玳玫教授授权发表。
作为论争的“话题”：1930年代“周作人”经典化构建考察
摘要：1930年代上半叶，周作人作为小品文第一人的经典性地位基本确立。这个过程含有自我阐释与他者论述双重推进的迹象。1929年之后，苦雨斋师生闭门聚合，惺惺相惜，以序跋书信，互为唱和，开始他们个人主义文学的自我阐释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被悄然推出。1930年以后，关于周作人的论述热潮到来，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引人注目，成为各路文化人论争的“话题”——被责难或被赞美，被讨论或被甄定。在受指责与受推崇的平分秋色中，周作人成为一座不可绕过的山，其权威性在这种文化论辩中确立。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1929年，在革命文学运动催化下新文坛发生深层分化，周氏兄弟真正地分道扬镳。之后，作为鲁迅的参照面，周作人开始其第二个时期的表达。新的周作人形象迅速形成，其影响力与鲁迅不相伯仲。兄弟二人成为1930年代新文坛两种思想文化路向的领衔人。
作为《新青年》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提出到关于“美文”的界定，再到一批独具品质的随笔的推出，多有建树，名声不小。但1929年之前，谈论周作人的文章并不多，“周作人”作为对象被谈论，是1930年以后的事。在革命文学运动的压力之下，周作人以《闭户读书论》表明其退出“时代”的姿态，这种表白使他很快成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自此进入其关于超功利文学的阐释和创作阶段，以小品文构建其为人与为艺、观念与创作相统一的自我形象，在文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周作人在新文学史上位置的确立，未必完全得自他人之论，也得自其自我阐释。这是一个谨慎地建立个人主义文学的知识谱系和文体规则的过程，也是周作人确立其典范地位的过程。
一、唱和是一种表达：苦雨斋文化圈的自我彰显
1920年代下半叶之后，周作人与学生辈的俞平伯、废名等密切交往，书信往来，文章唱和，亦师亦友。至1928年前后，周作人师生圈子已经形成。与《新月》以维护“健康与尊严”为由与革命文学唱对台戏的做法不同，周作人师生群以私下的文章唱和为方式，交流，切磋，呼应，玩赏。在多事之秋，闭户读书，志趣相投，惺惺相惜，互为激发，形成相近的文体样式，呼唤超功利的美学理想，苦雨斋文化圈的形象逐步确立。
1925年为《竹林的故事》作序伊始，废名每部作品都有周作人作的序或跋。周作人称“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他是否在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那一派的文学，但我喜欢读他，这就是表示我觉得他好”。[1]他强调趣味的无争议，喜欢是没有理由的：“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2]他喜欢废名平淡朴讷的作风，他借废名阐释自己，他们互为印证，相知相惜。1928年作《〈桃园〉跋》，周作人又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他们都有隐逸气质，而废名走得更远。废名的隐逸如空气般无形无迹：“废名君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3]对废名的阐释拓展了周作人的观念世界，如对“晦涩”的阐释。周称“晦涩”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一是“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废名、平伯属于后者。他将二人的晦涩与明季竟陵派的奇僻相比拟，引袁中郎语，称历代文风流丽之后总以奇僻矫之，“公安派的流丽遂亦不得不继以竟陵派的奇僻”。“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4]新文学先有徐志摩、冰心的流丽，后有废名、俞平伯的晦涩，与明季先有公安派后有竟陵派相似，是流丽与奇僻的交替。借弟子之文，周作人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
1928-1929年是周作人最寂寞的时期。“这一年里苦雨斋夜话的人只有疑古玄同与俞平伯二君”。[5]正是在这种境况中，师生的切磋，激活了彼此，清晰了认知，确立了自我安身立命的方式。1930年5月12日《骆驼草》创刊，标志着他们由内部唱和走向外部宣扬，将“闲”的姿态宣示于众人。《骆驼草》发刊词称：“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晌都是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6]说闲话写闲文，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和超功利性。创刊号头条文章是周作人的《水里的东西》，谈家乡传说中的河水鬼，这就是“闲”。此文标志着周彻底走向“闲适”：对民间杂说的闲叨，对人情人性的沉湎。
以“闲适”为中心，苦雨斋群体形成自己的文化形象，并为此招来非议，被讥讽为“落伍者”。[7]有人点名道姓，称周作人“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8]对此，俞平伯站出来回应。他说，“作家喜欢被人赞，没有例外，可是若把创作的重心完全放在读者身上，而把刹那间自己的实感丢开，这很不妥。我这么想，并世上有几个人了解我，就很不少了。有一个人了解我，也就够了。甚至于戏台里喝倒彩也没甚要紧。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虽然愈扩大则愈有趣”。[9]他坚持文学是独立的，创作欲是自足的，不必去迎合读者或主义，不怕人家喝倒彩。“无求于外”是文学的特性。
沈尹默为周作人书斋题“苦雨斋”匾额
周作人暨苦雨斋师友圈的文化形象在这种坚持中形成。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文学的超功利性。1932年3月至4月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八次学术演讲。[10]这回，他从文学史角度，就何谓文学、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接合等作阐述。经由对文学的言志与载道、即兴与赋得的交替流变轨迹的梳理，指出其规律；又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样式置于文学审美之优质位置上，指出其相应的文章体式，将个人主义文学历史化和规律化。从学理角度，支持他的超功利文学主张。他称，明末那代文人最可贵之处是他们从“反抗正统”中获得思想与文学的“自由天地”，[11]其文字充满个性和情趣的魅力。
周作人及其师生群声誉的形成，既得自他们从观念到创作一体化的生命实践，也得自他们之间的互动彰显。作为周作人的知音，废名在1930年代写的几篇文章：《知堂先生》、《关于派别》、《〈周作人散文钞〉序》、《所藏苦雨斋尺牍跋》等，将“周作人”阐释推进一个新阶段。应《人间世》邀约而写《知堂先生》，从日常生活角度记述周作人。废名称知堂先生是大雅君，写这文章恐“有亏大雅君之德”。“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种艺术的态度”，那态度“渐近自然”，而不是教科书式的。他说得有点玄：“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的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直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也”。“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的，……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废名语无伦次，冷暖自知，悟人悟道：“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鸟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12]一切循乎自然，合乎天然。
废名的态度犹豫、含蓄且虔诚，由悟师而悟道，由自然之道而对应周作人为人为文之道，呈现周作人的物我同一、人文同一境界。在这种结构中，周作人的个人人格、美学理想和文章体式具有内涵一致的象征性，它既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也是文学审美和生存哲学意义上的。至此，周作人的形象趋于清晰。1935年废名又就林语堂“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一说，撰《关于派别》。[13]如果说上文是论人之文，此文则是论文之文，恰好结成姐妹篇。废名称，知堂先生不是“辞章一派”，不像公安派，更像陶渊明。陶诗在魏晋六朝诗中孤立不群，知堂先生散文行于今世，其“派别”也是孤立的，与陶诗相似。陶诗“辞采未优”，知堂文章也缺乏文采，两人共同之处是近于自然。陶诗有农人的写实，“不是禅境，乃是把日常天气景物处理得好”，是“唯物的哲人”。知堂先生作文，崇尚自由、本真，不苛求，从不打稿。对文字，他认为“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让人如沐一种“诚实的空气”，“有许多和悦”，“感到一个春风”。那是“心闲故无碍”的境界。废名不是理论家，他用散文笔法，胶着于感觉，于语无伦次中凸现周作人为人为文的形象。在这种唱和、诠释和推崇中，一个边界清晰、有自己的信仰体系和美学理想的流派浮现，其灵魂人物周作人成为一道风景。
1930年代以后，周作人对小品文从理论阐述到艺术创作保持着个人化的自觉，个人文体设置与个人生活凸显相同步。他说：“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14]他高扬性灵旗帜，以闲适自然、旁征博引的小品文字造成一种境界，一种情调，影响了一代人。1930年代，周作人小品文的典范性，已为众所公认。
二、以“周作人”为话题：论辩的效应
1928年伊始，周作人作为“落伍”的五四作家受到革命文学者的批判。之后，他对文学阶级论的嘲讽，对文学独立性的坚持，一直与左翼文化人相较劲。但以其从《新青年》到《语丝》的资格，以其作为五四新文学元老的权威身份，他没有像徐志摩、梁实秋那样受激烈抨击。左翼文化界对周作人的批评一直比较节制，主要指责他思想消沉，反驳他的超功利论调。就严厉程度而言，以1934年为界，分前后两段。
在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热潮中，周作人作为鲁迅的弟弟、语丝派一分子被提及，他只是一个附带性人物。1927年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提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带了他的Cycle悠然而来，扬着十目所视的手儿高叫道：'做小诗罢！俳句罢！使心灵去冒险罢！’”成氏称周的态度为趣味主义，并指出：“我们已经看见有许多不成话的小刊物钻了出来效颦，甚至一种刊物非以趣味为中心不能使读者满足。”[15]他无意间触及了这样的事实：1928年趣味主义文艺已经出现，周作人于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是小品文热到来的前奏。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对五位五四作家作分析，没有周作人。只是在批判鲁迅时，把周作人带上，称鲁迅“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16]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 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批驳鲁迅时，也提到“'岂明老人’所谓'师爷派’的笔法”。周作人被抓住的是“笔法”、“趣味”、“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一类问题。倒是周作人率先撰文挖苦革命文学。1928年2月27日他在《语丝》发表《随感九七·爆竹》，称中国“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都想升官发财。这才引起《文化批判》编者的回击，称之为“厚颜无耻地、贸然地，去中伤，非难，虚构地捏造劳农阶级的革命是为'升官’，是为'发财’！”[17]1928年底周作人发表《闭户读书论》，1930年《骆驼草》宣言“不谈国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想不到的……”周作人对“革命”采用回避态度，坚持文学的超功利立场。用左翼文化人的话说，周氏兄弟，一个调转方向了，一个“没落了”。[18]
其时，周作人作为新文化人的一方代表，地位颇为特别，既受围攻也受推崇。1930年代周作人受左翼青年较为集中的批评有两次，一次是1930年3-6月由“二明”通信引起的“波澜”。一个月间，《新晨报·副刊》刊载批评周作人的文章达40来篇。另一次是1934年围绕“五十自寿诗”引起的风波，几篇重要的“周作人论”产生于这场风波中，如曹聚仁的《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之路》、许杰的《周作人论》等。这段时间，周作人的冷对峙，表面上的“告假”与实际上的我行我素，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彰显了他的立场态度。
周作人作为自由文人的代表，在若干文学青年心中有长者的威望。[19]这才有1930年3月黎锦明的致信求教。黎向周作人抱怨革命文学独霸文坛，令其他人陷入“无意义的沉默”中，希望周出来主持公道。[20]这给周作人出了难题，他来了个周作人式的幽默，以《半封回信》为题，只回答黎的第一个问题：特坤西那句名言的意思。他说，特坤西原话是“有两种文学，其一是知的文学，其次是力的文学”，二者有主次关系。而眼下译文是“先有知的文学而后有力的文学”，二者变成前后关系。他质疑以“力的文学”代替“知的文学”的顺序性，指出文学阶级论在逻辑上有问题。第二问题关于革命文学，他说：“我想告一个假，请你原谅。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并非不肯，也不是不敢，实在是自己觉得不配。”[21]周氏的冷傲引来左翼青年激烈的反弹。[22]他们以时代的必然性和革命的正当性回击周：“普洛文学的勃兴，更使周作人感受到无限的痛苦。他不明白普洛文学的内容，和她的历史的必然性，而他只觉着这个世界的统一性的文学是妨害个人自由，压迫个人自由。所以他对这'新权威者’，积极方面就是反抗，在消极方面只有'告假’了”。批评者注意到周是“绝对个人自由主义者，他是不愿意受任何人的统治，所以他也绝不会诚心为布尔乔亚说教”。这是逆时代而动的行为，周注定“趋于死亡的没落”。[23]这种推演和论定，同时也将周作人形象清晰化。
这场风波其实含有推倒周氏自“五四”以来已形成的权威地位之意。从霜峰文章得知，当时《民言报》文艺栏征求“批评鲁迅、周作人”文章，其启事称“文坛上的权威者鲁迅周作人两作家，最近竟地位动摇。这倒周的笔战，已经由淞沪跨海过关，走入他们发祥之地的北平”。[24]面对新文学权威者，这些青年人恋父弑父情感交集。但除谷万川[25]的文章恶声恶气外，这场围攻战大体还是留有余地。霜峰称周作人“清淡的小品文”蕴涵着“反抗精神”，悠闲外表下藏着“讥嘲的话头”。[26]非白承认早期周作人“不能不被推为与乃兄齐名的一位战士”。[27]在这个过程中，被宣告“没落”的周作人，反倒受到激发，从“实在无从说起”中走出来，开始谈“草木鱼虫”。写了《金鱼》《虱子》《水里的东西》《关于蝙蝠》《小引》《案山子》《苋菜梗》《两株树》诸文，以《草木虫鱼》为总题收入《看云集》中。出于对文学工具论的抵制，他强调无为而作，“草木虫鱼”正含此意。之后，他又在《骆驼草》上发表《介绍政治工作》、《专斋随笔二·文字的魔力》诸文，对左翼、右翼的遵命文学作讥讽。这一风波反倒扩大了周作人的影响。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人间世》第1期）
正是这种我行我素，才带来1934年周作人“五十自寿诗”那场更大的风波。此次几乎搅动了新老两代新文化人，拥周和倒周，同时出台，其含义远比“二明”通信复杂得多。关于自寿诗应和之事后面再谈。左翼文化人对后一件事的反应，较之前一事件有所变化：一是批评的理性程度增强；二是关于“周作人”的表达更多元。《人间世》上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刊出后，埜容发表《人间何世？》，用步韵诗反唇相讥，末了质问：“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28]那是一个处于忧患之世的青年对周作人的质疑。两天后，胡风的批评更犀利直接，称不意当年作《小河》那样解放的白话诗作者，如今竟然会做起这样“炉火纯青”的足配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七律诗来，更不意当年热心翻译爱罗先珂《过去的幽灵》的作者，如今自己也变成过去的幽灵。林语堂出来为周作人辩护，称周诗冷中有热，是寄沉痛于幽闲。之后，有曹聚仁关于周作人“从孔融到陶渊明之路”的思想分析，有许杰《周作人论》对周的思想的定性。
几位左翼青年的文章，声调各异，颇为复杂。曹文两头叫好：“《人间世》刊载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引起许多批评，诗是好的，批评也是对的。”他分析“周先生近年恬淡生涯，与出家人相隔一间，以古人相衡，心境最与陶渊明相近”。他以《致持光先生信》《闭户读书论》《哑巴礼赞》为例，勾勒周氏从“浮躁凌厉”到“思想消沉”的变化之途。文末感慨：“周先生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读了《自寿诗》更可以明白了”。[29]曹氏怀着理解之心，勾出周作人的思想轨迹，坐实其陶渊明式的归隐，观点与废名相近，得到林语堂“甚洽我心”[30]的认同。许杰的《周作人论》则分析周氏归隐的思想实质并予以否定。他回顾周氏自《新青年》以来走过的路，称周氏“从载道派转入言志派”，“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从人道主义的文学的主张，到无所谓的趣味的言志的文学的表现”。周变成“一个中庸主义者”，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这种“中庸”原自于他思想的“笼统”，“看不清楚社会的缘故”。在左翼文化批评中，中庸就是掉队，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是落后的。许杰将人道主义与趣味、言志相剥离，揭示周氏陶渊明式退隐思想的落后、倒退实质。
与左翼文化人几乎一边倒地对周作人及其《五十自寿感怀》作否定性阐释不同的，徐懋庸有另一番表述。他称“周作人先生作了两首打油诗，许多青年便加以恶骂，或说他'自甘凉血’或谥之曰'幽灵’。这种态度实在是很可商量的。周先生过去在文化界的功绩，我们且不去说他，就是近来，他虽然退隐了，过着'洞里蛇’一般的生活，究竟未曾成为僵尸有过害人的行为。编一本笑话集，做两首打油诗，玩玩古董，吃吃苦茶……这些事情至多不过表示着他个人的生活之消极，对于社会，实无何等影响”。他称，这些青年是“无端侮老”。“我们决不能想叫现在的老人青年都成为清一色的战士啊！”“不要视'天下无一可与为善之人’而拒人太甚，过于苛刻”。他对其时“一言不合，即视若仇敌，施行人身攻击，唯恐不恶毒”[31]的做法提出批评。
在与周作人笔战中，胡风的态度最强硬。1935年发表于《文学》4卷3期上的《〈蔼理斯的时代〉问题》，是对同年1月20日周作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蔼理斯的时代》做出的回应。自1923年发表《猥亵论》[32]，蔼理斯一直为周作人所推崇。1927年周的《蔼理斯的诗》引南非女作家须拉纳尔（Olive Schreiner）的话，称蔼理斯是基督与山魈的交叉，叛徒与隐士的兼具。周以之自喻，为自己“反抗”与“消极”共存的两面性作解释。对此，胡风提出质疑：“我们所处的尘世和戈尔特堡赞美蔼理斯的时代不同，即令那时候客观地看来蔼理斯里面有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但末世的我们却看不出那样的道路”。总之“蔼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33]周作人对“时代”一说即予反驳。[34]之后，胡风又继续追责，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驳斥周的生物学、人类学观点，称“不是性的关系规定了社会人生，相反地，每一种关于性的迷信或道德成见都是特定的社会的存在还原为自然的存在，那所谓人生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就很难索解。……如果离开了社会构成和发展底规则，只是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人间社会的现象，那所谓科学就一定会变成莫明其妙的东西。”[35]双方各有依据，各有说法。
1930年代左翼文化人的批评与周作人的坚持，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对话场域。言论交锋之中，周作人的形象清晰起来。周作人借蔼理斯，说明自己的文化趣向和人生方式，为他1928年以后的“闭户读书”、不谈政事提供正当性理由，从纷乱现实中抽离出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他阐述古今文艺变迁中的载道与言志之别，“集团”与“个人”之轮回交替，暗示集团文学一统天下局面终会过去。他弘扬言志之文、个人之文，其文体包含姿态。其时周作人以其小品文、各类序跋书信和一些史论文章（如《中国新文学源流》），借隐逸、闲适之名，彰显自己的生活态度、文化立场和文学理想，与日益政治化的现实拉开距离，自成自己的文化形象，引领新文坛的另一种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左翼阵营对周作人其实网开一面，虽有颇激烈的批评，总体还是比较克制且不乏公正的。像阿英，对周作人的讨论就显示了史家的客观态度。1933年阿英在《社会月报》发表《周作人的小品文》，首先，他肯定了这位新文学运动的干部，在初期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介绍世界文学的翻译家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平民的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在当时的“广大的影响”；二是《自己的园地》“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文献”；三是翻译方面，从《域外小说集》到《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等，足以证明周氏对新文学“曾经贡献了怎样巨大的力”。其次，对周作人1924年之后的小品文创作，给予好评，称“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他的前期的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他将周的小品文创作分为两期，前期为《新青年》时代至《谈虎集》（1927年）；后期由《永日集》至《看云集》（1933年）。前者有战斗性，说着流氓土匪似的话；后者走向隐逸，做草木虫鱼文章。但思想性强与艺术成就未必同步，阿英说：“我要申说，就是周作人的小品文，在给予读者影响方面前期的是远不如后期的广大。”他借钟敬文的话说：“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侣呢。”[36]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从序文到选文，都将周作人置于头条位置，这是文学史家对周作人的掂量和定位。
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版）
正是这种多元的“周作人”解读和阐释，构成“周作人论”丰富的场域。在多种意见交锋、砥砺之中，周作人的文化艺术价值被反复讨论，在抗辩中被甄定、被默认、被接受，其权威性逐渐确立。作为其时小品文第一人，周作人成为一座“颜色愈洗灈愈鲜明的孤傲的山峰”。[37]
三、一道小品文的标杆
1930年代中期，周作人受自由主义文化人拥戴的情形显然。1934年2月1日《现代》刊载署名知堂的《五十诞辰自咏诗稿》，该诗作于同年1月13日，2月1日即见刊，可见编者的重视。更有趣的是，4月5日林语堂将上诗和1月15日（寿辰当日）周作人依原韵再作的另一首七律，以《五秩自寿诗》为题，署名“苦茶庵”，载于《人间世》创刊号上。一稿二载，本为刊物所忌，《人间世》不但不忌，反而将之做成该创刊号的头重作，首页有“京兆布衣知堂先生近影”巨幅照片，[38]接着是自寿诗手迹和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韵诗，一个以“周作人”为主题的专栏隆重推出。该刊第2期、第3期，继续推出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的和韵诗。蔡元培两期皆有和诗。还有胡适、俞平伯、徐耀辰、马幼渔等私下唱和、没有公开发表的6首诗，共计24首。《新青年》时代那班老文化人的应和之热烈，实为《新青年》终结之后从未有过的事。文人之间，以祝寿之名，诗文唱和，是一种雅兴。但周作人的诗：“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有其深意，表达的是寄忧愤于闲适的正话反说的当下心情，再一次张扬其自由的态度。[39]从众人反应之热烈程度看，周诗在五四一班老文化人那里得到理解且引发共鸣，为他们的表达提供一个端口。以蔡元培为例。远在上海的蔡元培的回应是：“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裟懒绩麻。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蔡强调儒、释不分家，入世与出世原本一回事。随缘自便，种豆掇茶，耕耘自己的园地。理解之中不乏勉励之情。胡适这样写：“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胡适更懂周氏：在家像出家，玩骨董寻人味，不惯动拳头等。在左翼文艺流行的年头，这班老文化人多持沉默、观望态度。周作人自寿诗引发了他们应和的热情，唱和是一种表达，抒写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周作人”能在这个时期热起来，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他的言说触动了五四自由文化人的心，激发他们的共鸣，引起他们的回应，由此也酿成风波。左翼文化界批评周的最大理由是：“误尽苍生欲谁责？”许杰质问：“你会想到这首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三省以后，再以大炮威胁着北京城的年头。曾主张北京城永不驻兵作为永久的文化城的教授们所作的吗？”[40]他们在追究亡国之责。旁观者的鲁迅，对这种追责提出反驳。他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41]鲁迅显然偏袒周作人，对众公“相和”虽颇不屑，对“今之青年”学识之浅及将亡国之责推卸于清流或舆论，也一语道破。其时的鲁迅，对周作人仍不乏同情之理解，可见周在当时有其土壤。
就苦雨斋文化圈而言，林语堂是个外围人物，他是苦雨斋美学观点的支持者和同路人。作为散文家和杂志主编，他在30年代周作人及其文学观的阐释和传播方面举足轻重。上述废名《关于派别》附有“语堂跋”，不像废名的弯绕玄虚，林的话通俗易懂，他称识知堂先生者，非废名莫属。“若吾评知堂先生，必曰此公不能救国，亦不能领导群众，摇旗呐喊，只是纯然取科学态度求知人生之作者，后人当有是吾言者”。1932年他主编的《论语》创刊，以“提倡幽默文字”呼应周作人的主张，为后者的文章提供发表园地。以林语堂、邵洵美在出版方面的魄力，小品文热潮掀起，苦雨斋群体的影响迅速扩大。1934年林又创办《人间世》，这回更是“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苍蝇之大，宇宙之微，皆可取材”。[42]那已是苦雨斋群体的观点了。而整幅周氏肖像，“五秩自寿诗”及其和韵诗的推出，显然树周作人为盟主。自寿诗事件将周作人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替周作人出来回应的，仍是林语堂。1934年4月16日林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反驳埜容观点。4月26日又在该刊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以周诗阐释者身份，提出那个著名的观点：周诗是“寄沉痛于悠闲”，批评者是“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其说法与鲁迅相似。这个争论、反驳、说理的过程，反倒彰显了周作人的个人诉求。
自寿诗风波刚过，1934年12月，曾出版周作人多种文集的北新书局，由赵家璧以陶明志为笔名，编辑出版《周作人论》。这是关于周作人论述的第一次汇编出版。编者在序言中称：“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文坛上的两大权威者，我们已经有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李何林和侯元廷各一种）等的参考资料；关于周作人，这还是第一次的辑集。……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发轫者之一，又是我国现代小品文的第一作家，对于文坛上这样的重要人物，这本参考资料的贡献不是没有意义的”。[43]相比于鲁迅，关于周作人的评论要少得多，这与1920年代末以后周作人的“落伍”有关。但30年代的小品文热将周作人的位置又浮现出来。作为新文学运动发轫者、作为小品文第一作家，于学术于商业，周作人都值得一说，《周作人论》正是由出版商参与的一项举措。
赵家璧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5年版）
该集以集大全方式，呈现周作人评论的各种声音。选文从《现代》《读书月刊》《人间世》《开明》《文学》《申报》《社会月报》《青春月刊》《一般》《艺风》《语丝》《大公报》《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新语林》《北新》《青年界》等报刊获得。这批刊物构成周作人活动及其发生影响的场域。该集有意回避一些敏感文章，如“二明”通信风波中的文章没有收入；有关自寿诗论争中埜容、胡风文章没收入，只收许杰、曹聚仁两文。同时，反驳方的林语堂文章也没收入。开卷有简历式的《周作人自述》。共收入42篇文章，分五章：“论周作人的生活及其文学思想”；“论他的小品文”；“论他的诗”；“论他的文学论文”；“论他的翻译”。可谓面面俱到。文章长短不一，质量参差不齐，倒是一种原生态呈现。其中最有份量的，是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论述。
周作人形象的生成，得助于其美学目标清晰的小品文实践。倡导“言志”，保持文学书写的个人独立性，小品文与周氏构成特殊的关系。《周作人论》从两角度论周作人小品文：一是从周氏在文坛所占位置论其小品文成功的原因；一是从人与文相勾连角度讨论周作人小品文的思想艺术价值。其中，李素伯的《周作人的小品文》和阿英的《周作人的小品文》最有代表性。李文称，鲁迅和周作人是“我们文坛上的双星”。若以小品文而论，则“不得不推作人先生坐第一把交椅”。他将周氏小品文分为“谈论文艺的”、“谈论社会人事的”、“抒情的”三种类型。称第一类是“写得最多而也是最好的文字”，“作者以严谨而又生动的笔调，极真实极简明的表现自己的意见，读者所感到的是流畅、干脆，覃然的深味，永不会觉得散漫或是粗陋而生厌的”；第二类最能体现周氏“叛徒的精神”，“对于一切的人事，社会上的种种，都毫不苟且地加以剖析、指摘、评论”，显得“适达”而“热忱”；第三类重在表现自己，表现周氏“隐士”一面，是“以趣味为主的另一类冲淡清远的文字”。这三个侧面相贯通，构成周作人为人为文的整体形象。[44]阿英的《周作人的小品文》主要做两方面梳理：一是周作人小品文与鲁迅杂感文的比较，指出它们在新文学中代表田园诗人与艰苦斗士两种趋向。二是梳理周氏小品文的两个时期：从“进取”到“退隐”的历程。[45]对其后期作品予以客观评价，认为后期退隐思想固然是落后的，但其艺术成就更高、影响更大。这是一种逆政治主导模式而行的评价。
无论是编者还是周氏本人，颇为看重的是《周作人论》中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46]此文系统论述周作人，由“思想方面的表现”和“趣味方面的表现”两部分来论。作者对“隐士”周作人作这样的解读：“他与乃兄鲁迅在过去时代同称为'思想界的权威’。现在因为他的革命性被他的隐逸性所遮掩，情形已经已比鲁迅冷落了。但他不愿做前面挑着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的'伟大说诳者’而宁愿做一个坐在寒斋里吃苦茶的寂寞'隐士’，他态度的诚实究竟比较可爱。”思想方面，她以《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为例，分析周作人批判国民性的四个要点：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尤其赞赏他“驱除死鬼的精神”。趣味方面，她分析周氏关于神话、童话、民歌童谣、民间故事及野蛮人风俗诸文字；讨论他对“人间味的领略”，他的“文艺论”、宽容的态度、贵族的平民化，文字的平淡、清涩、幽默，艺术与趣味的贯通等。末了，指出语丝一派的相承关系和美学特征，她说：“平淡与清涩作风的提倡，发生于俞平伯废名一派的文字。又有作风虽与此稍异而总名为语丝派者，其作品大都不拘体裁，随意挥洒，而寓讽刺于诙谐之中，富于幽默之趣。周氏常论浙东文学的特色谓可分为飘逸与深刻二种：'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而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语丝派文字之佳者，亦具此等长处。”苏引述周氏的话来佐证浙东文学飘逸与深刻二特点，周氏兄弟恰好是二者的代表，周作人及其弟子发展了清逸一路。苏也引钟敬文称周氏是小品作家“第一个”之语，她说，“这话固然有些溢美，但最近十年内'小品散文之王’的头衔，我想只有他才能受之而无愧的”。[47]
《周作人论》出版之际，正值小品文热接近尾声、周作人的影响力抵达高峰之时。至1935年前后，周作人作为新文坛小品文第一人的格局已经形成。这一结果综合了多种因素：有周作人自五四以来积累而成的艺术成就，有他及苦雨斋师生群的观念倡导、生活和艺术一体化的形象塑造，有以“周作人”为话题的各种论争所产生的效应，有文学研究界关于周作人思想、艺术及文学史价值的多种阐释和论定。所有因素共构了一个“周作人”。有三篇文章阶段性、递进式地推进了“周作人”的形象构建：一是1931年废名的《知堂先生》，二是1934年初许杰的《周作人论》，三是1934年底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作为周作人的私淑弟子、苦雨斋群体的主角之一，废名正面地阐释周作人。称周有“大雅君之德”，[48]用“艺术的态度”对待生活，这种“对待”近乎自然。从而将周作人闲适文学观的合乎生命、合乎自然的内在理路清晰梳理，确认其人文一致、自我圆融的体系形态。作为理性的左翼文艺批评家，许杰站在左翼角度论周作人，他为周氏勾勒了一条“从载道派转入言志派”，“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从人道主义的文学的主张，到无所谓的趣味的言志的文学的表现”的轨迹，将周氏言志文学观的个人姿态鲜明化。这种阐释切合“周作人”的基本情况，同时，从个人与社会或介入或独立的关系切入，批评周氏的“消沉”、“落后”，合乎左翼文化逻辑，又强化了周作人的特征，从反面坐实“隐士的作风”与“平和冲淡的文体”构成周作人“整个的生命”这样的结论，与废名观点相反相成。作为既没有党派背景也非苦雨斋圈内人的武汉大学教师，苏雪林以学院派方法解读周作人。分“思想方面”和“趣味方面”来论，作背景梳理、思想分析、流派归纳和文学史定位，四平八稳之中有学术的裁定。最终以严谨的论证得出结论：周作人是“一座屹立狂澜永不动摇，而且颜色愈洗灈愈鲜明的孤傲的山峰”。三篇“周作人论”角度不同，立论迥异，却正反包抄，坐实“周作人”作为新文学之一脉的完整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的经典化构建完成于1930年代中期。
注释：
[1]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2]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第102页。
[3]周作人：《〈桃园〉跋》，止庵校订《永日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4]周作人：《<枣>和<桥>序》，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第304-306页。
[5]周作人1928年7月1日《致章衣萍书》，《语丝》第4卷第29号。
[6]《发刊词》，《骆驼草》创刊号，1930年4月11日。
[7]参见干因《谈〈骆驼草〉上的几篇东西》，《新晨报·副刊》1930年6月5日。
[8]非白：《鲁迅与周作人（续）》《新晨报·副刊》第623号，1930年6月12日。
[9]俞平伯：《又是没落》，《骆驼草》第7期，1930年6月23日。
[10]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所作八次演讲，由邓恭三记录整理，周作人校阅，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于1932年9月在北平出版。
[11]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40-346页。
[12]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13]废名：《关于派别》，《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
[14]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骆驼草》第21期，1930年9月29日。
[15]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3卷25期，1927年1月16日。
[16]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
[17]孤凤来信、编者回信《生活与思想》，《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
[18]非白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称：“新兴的革命势力为完成它历史的使命，努力的向旧势力血战，在这种局面之下，周作人开始没落了。”《新晨报·副刊》第629号，1930年6月11日。
[19]“二明”通信是一例。1930年9月19日，曹聚仁致信周作人是另一例。曹说：“近二三年来，陷在蜮蜮的四周中，尽是矛盾彷徨，找不到一些出路。每当凄然之感袭入中怀，总想对于所信仰的人陈诉一番，假使不自惧太冒昧，早就写信给先生了。”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2页。
[20]黎锦明《致周作人先生函》，《新晨报·副刊》1930年3月24日。
[21]岂明：《半封回信》，《新晨报·副刊》，1930年4月7日。
[22]霜峰：《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称：“攻击周作人，不过才是近两个月来的事实。——是因为黎锦明那封信而肇端的。”《新晨报·副刊》1930年5月6日。
[23]非白：《鲁迅与周作人》，《新晨报·副刊》1930年6月11日。
[24]参见霜峰《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
[25]万曾追求周作人大女儿，遭周反对。
[26]霜峰：《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新晨报·副刊》1930年5月6日。
[27]非白：《鲁迅与周作人》，《新晨报·副刊》1930年6月11日。
[28]埜容：《人间何世？》，《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4日。
[29]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之路》，陶明志《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第71-72页。
[30]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6日。
[31]徐懋庸：《关于周作人先生》，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第73-76页。
[32]蔼理斯，用周作人的话说，是现代英国著名善种学家和性心理学者，文明批评家。周作人：《猥亵论》，《晨报副镌》1923年2月1日。
[33]胡风：《林语堂论》，《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34]参见知堂《蔼理斯的时代》，《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1月20日。
[35]胡风：《〈蔼理斯的时代〉问题》，《文学》4卷3期，1935年。
[36]阿英：《周作人的小品文》，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第102-106页。
[37]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211页。
[38]埜容称：“揭开封面，就是一幅十六寸放大肖像，我还以为是错买了一本摩登讣闻呢！”《人间何世？》《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4日。
[39]林分份在《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事件重探》一文中认为，周作人在“诗文唱和及传播活动中仍然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和目的性”。林文刊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40]许杰：《周作人论》，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35页。
[41]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7-398页。
[42]《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年4月5日。
[43]陶明志：《周作人论·序》，陶明志编，北新书局1934年。
[44]李素伯：《周作人的小品文》，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84-101页。
[45]参见上文谈阿英《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相关内容，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102-106页。
[46]陶明志《序》中称，最后一篇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照理”应该放在许杰一文的前面；因为不便移版所以就让它这样了”。又称，苏文送得迟，“序内未计入”。可见编者的在意。（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2页）周作人本人也说，《周作人论》一书，除苏雪林文章尚可读，其余的不是骂就是棒，价值不大。
[47]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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