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 第278期
作者简介
高俊林，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著作有：《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传承与变革》。
“不着一字”的背后
——鲁迅与祖父的关系考辨
高俊林
内容提要 鲁迅一生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性文字，怀念的对象涉及他人生中的各个不同阶段所遇见的各类人物，其中有老师、朋友、弟子与家人等，却唯独对于自己的嫡亲祖父周福清“不着一字”。本文认为由于祖父科场案引致了鲁迅早年的一系列不幸与屈辱，所以鲁迅一直是在有意地回避。文章由此深入地探讨了鲁迅与祖父在思想文化观念、立身行事原则与文学审美情趣等诸方面的差异。在结尾处则试图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探究鲁迅这样做的深层心理动因，从而揭示出，鲁迅以此独特的自我防御机制来实现“无意识的有意遗忘”，并借以达成他与过去的彻底告别。
关键词 鲁迅；周福清；祖孙关系；回忆
现代作家郁达夫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对19世纪法国大作家法郎士的看法颇为认同，他说：“我觉得'文学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郁达夫 312）在21世纪的今天，经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竞相登场以及各类新奇创作技法的迭起迭仆之后，再引用这句话似乎已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廓清那些笼罩在所谓现代派作品表面之上的想象、夸张、隐喻、变形等种种迷雾，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创作家个人人生境遇的蛛丝马迹。它们或隐或显，巨细不一，但无不传达着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与心曲隐衷。当然，对于早年的那些传统型作家来说，他们根本用不着这样的云山雾罩，遮遮掩掩，在他们的创作走向成熟、文名已为世人所知之后，往往都要以自传体小说或者回忆性散文的形式大大方方地谈一谈自己的人生阅历。卢梭、歌德、托尔斯泰、高尔基如此，郁达夫、郭沫若、巴金、老舍也如此，一代文豪鲁迅自然也不例外。
鲁迅回忆自己生平经历的文章不少，除了专门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外，还有很多的散篇文章，像《<呐喊>自序》《鲁迅自传》《<自选集>自序》诸文皆赋笔直书，自述行迹；而类似《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忆刘半农君》《忆韦素园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的篇目，则是怀念自己的各类师友弟子的。如果我们把鲁迅的这些回忆性文章整理起来，对其中的怀念对象做一归纳分类，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涵盖了鲁迅在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所接触的各色人等。其中有老师辈的和尚师父、三味书屋寿先生、藤野先生、章太炎，有朋友辈的秋瑾、范爱农、刘半农、李大钊，有弟子辈的韦素园、刘和珍、柔石、白莽，还有亲人辈的祖母、父亲、母亲以及保姆长妈妈等。不过让我们感到十分纳罕的是，在鲁迅这些众多的回忆性文字里，有一个本不该被忘却的对象却自始至终地付之阙如，那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鲁迅祖父——周福清
熟悉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发生于1893年的祖父科场案是其人生经历中的头一桩大事。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周家长房长孙的鲁迅的个人命运，而且因着科场案而带来的一系列变故诸如父亲病逝、家庭破产、亲戚冷遇等，更是直接地影响了后来成为一代文学巨匠的鲁迅的个性气质。然而，在鲁迅所有的回忆性文字里面，从来没有正面谈论过这一事件，对于事件的直接当事人祖父周福清更是吝啬笔墨，讳莫如深。如果我们查询周福清的生平履历，就会发现他是在1904年去世的，享年66岁。而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其时已是23岁的青年。也就是说，鲁迅与自己的祖父之间有着长达二十三年的人生交集。作为一个一生著述以千万字计数的大作家，在回忆了那么多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众多亲朋师友之后，却对于和自己同属一家二十多年的最高权威家长、嫡亲祖父偏偏“不着一字”。这一奇怪的现象，当然不能简单地以“挂一漏万”“忘记了”之类的说辞来搪塞；更为合理的解释是，鲁迅是在有意地回避。
说鲁迅在回忆里有意地回避自己的祖父，并非是笔者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鲁迅在谈及自己的早年经历时，凡是关涉到祖父应该出场的地方，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就干脆用了曲笔。《<呐喊>自序》里述说自己“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 415），但对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则只字不提。收在《朝花夕拾》里的《父亲的病》与《琐记》倒是提及了父亲的去世与自己前往南京读书之事，唯独没有谈到发生在之前的那场给全家带来灭顶之灾的祖父科场案。1925年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自序传略》以及1930年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鲁迅自传》，两篇短文中都只有相同的“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鲁迅全集》第7卷 82；《鲁迅全集》第8卷 304）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至于这场变故到底是什么，没有透漏出丝毫消息。而1934年写的《自传》，则径直写到自己因为无钱读书只有去投考不交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这一事实，连以前多次提到的“家庭变故”这样的字眼也完全省略了。鲁迅对祖父刻意留白的做法恰好和他的两个弟弟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对周氏三兄弟生平轨迹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在周作人与周建人他们各自的回忆录里，祖父是一个被频繁忆起的对象。
中国民间历来有一种“隔代疼”的说法，意谓父子关系有时候不免于紧张隔阂，而祖孙关系则往往显得更为亲密无间。但以此来观察周福清与鲁迅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本来，在讲求忠孝之道的封建礼制文化笼罩一切的传统式大家庭里，祖父往往扮演着说一不二、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角色。1893年之前的周福清在新台门周家的位置正是如此。他是科举正途出身，钦赐翰林，又做着京官，不论是此前辉煌的科考履历还是现在耀眼的官员身份，都足以使他收获到来自整个家族人的最大敬意。生活在这种环境氛围里的鲁迅，对于祖父自然也是十分崇敬的。然而科场案的发生，却最终成了鲁迅与祖父关系出现变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对于鲁迅来说，周福清是这桩案子的始作俑者，也是造成少年鲁迅倍感屈辱的直接根源。祖父一时的颟顸给本来安享着小康生活的全家带来了倾覆的大祸，事发时躲避租界连累全家人为此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后来在接受审判时又迂执地拒绝承认犯病而使自己遭致“斩监候”的重判，连带儿子即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被永久地取消了科考的资格。周伯宜自此以后性情大变，日日饮酒以自戕，最终导致英年早逝。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使得鲁迅怨愤于心，对祖父生出极大的不满与不屑。《<呐喊>自序》里虽然没有提及祖父，却追忆自己常常“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全集》第1卷 415）鲁迅自己述说这样的经历先后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但如果我们从发生科场案的1893年秋天算起，到1896年秋天父亲病逝为止，也就是整整三年的时间。其时鲁迅刚好12岁到15岁左右，正是进入了敏感自尊的青春期年纪，这也是一个人逐步告别童年进入成人世界并开始独立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而他在在处处所遭受的各种白眼、冷遇与侮蔑，不能不给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记。对此，周作人也是承认的，他说：“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些刺激，[……]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情感，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避难》 401—402）
周伯宜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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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祖父，周福清和别人家的祖父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两样。1881年，时在北京做官的他从家人书信中得知鲁迅出生，十分高兴，欣然为孩子起了乳名“阿张”与学名“樟寿”以及字“豫山”（后改为“豫才”）等。这是时年43岁的周福清第一次为人祖父，自然特别关心孙子今后的成长与教育问题。所以此后在写信给儿子周伯宜时，书信中每每不忘捎带几句对于鲁迅的教诲。周福清的教育方法很特别，当时普通人家的读书方法一般都是从四书五经读起，然后依次读下去；“他却主张小孩子先念一点历史，以便使他们对历史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鲁迅的启蒙读本是《鉴略》。然后他主张叫小孩子读《西游记》，他说《西游记》容易懂，小孩是喜欢看的，所以可先看。”（薛绥之 89）周建人后来在谈及此事时，还说：“鲁迅虽并不以祖父生平的一切行动都对，但思想中比较民主的成分[……]，不能不受一点影响。”（乔峰 746—747）对于过去的读书人而言，会作诗是一种必备的技能。而作好一首诗的前提是对于诗韵要有精深的掌握。周福清尤为注重对于孙辈们在这方面的培养。一次他托人带回两部《诗韵释音》，并附信曰：“寄回《诗韵释音》两部，可分与张、魁两孙，逐字认解，审音考义，小学入门（吾乡知音韵者颇少，蒙师授徒，别字连篇），勉之。”（朱正，《鲁迅图传》 9）1898年前后，已经陷身牢狱的他还特意寄回一部木版的《唐宋诗醇》，书中夹了一张“示樟寿诸孙”的便条：“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 29）可以说，周福清对于这个孙子是花费过一些心力的，对于他的期待值也是十分高的，真心希望他能够走上自己当初由举人到进士再到翰林的辉煌之路。鲁迅族人回忆说：“介孚公热心功名，于科举尤感兴趣。在科举案未发生以前，因他已成名翰林，极想把他的两个儿子和鲁迅，也都培养成翰林，在台门口悬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以遂他的非非之愿。”也因此，“他对孩子们的功课非常关心，时常翻看他们的作业。”（观鱼 5）所有这些，都可以见出他作为一个长辈对于子孙后代们的殷殷之心。
就幼年时期的鲁迅而言，周福清这个祖父的形象除了出现在写给父亲书信中的那些字里行间外，更多地体现在家族人的日常谈论中。虽然他是整个家族幕后的权威，但毕竟常年客居外地，难得一见。1883年，周福清曾一度回乡探亲，见到了当时只有两岁的鲁迅。不难想见，对于隔代的孙儿，周福清只会有稀罕欢喜的表示。尚在婴幼儿期的鲁迅对此肯定是懵懂无知的。此后的十年间，周福清一直居京，沉浮于宦海，祖孙之间主要藉书信互通音问。一直要到1893年3月，因为鲁迅的曾祖母戴氏病逝，周福清才偕妾潘氏和少子伯升再次回家奔丧，其时的鲁迅已经是十二岁的少年了。这是鲁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祖父有较长时间亲近的机会。然而仅仅半年的时光也即同年9月，科场案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即使鲁迅与祖父彼此性情相契，他们之间已经丧失了培育起良好祖孙关系的最佳时机。不过在科场案之后，不管鲁迅在内心深处对于祖父是如何的抵触，作为长孙，一些基本的义务他还是要履行的。据许钦文回忆，鲁迅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曾经多次到杭州花牌楼探望过监狱里的祖父。1897年冬是由家里帮工的章庆陪同去的，“在花牌楼住了几天，为着探望祖父和二弟等”（许钦文 401）。1898年闰三月上旬，“从绍兴出发去南京读书，经过杭州，又去看了祖父。”（401）1900年寒假回家，“经过杭州，都在花牌楼略一停留，去看了祖父。”（402）1902年去日本留学，“回家经过杭州，不再在花牌楼停留”（402）。原因是这一年因着刑部尚书薛允升的奏请，周福清已恢复了自由，回到绍兴家里了。周福清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经历了这场挫败后，一发不可收拾，经常“上自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光绪），下至本家子侄辈的五十、四七，无不痛骂”（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41）。而且“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戛戛作响，仍是常有的事情。”（《知堂回想录》 78）只可惜他的批评并非有的放矢，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在周作人的印象里，他几乎将所有人骂遍，所不骂的就只有最为宠爱的潘姨太太和小儿子伯升。而且他往往从个人的感情好恶出发，对人不对事，徒惹别人的反感，“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鲁迅的故家》 41）。这就显得很不公平，自然也不会使得被批评者心服口服。以此之故，“鲁迅也不大赞成他的祖父”（乔峰 741）。周建人还记得，鲁迅一次从日本回国探亲，弟兄仨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周福清看到此情景后，便笑嘻嘻地说：“乌大菱壳汆在一起来了！”“乌大菱壳”在绍兴方言里指菱角吃过后被废弃的菱壳，即垃圾或废物的意思。“我们都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了，骂我们是废物。我的两个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但祖父浑然不觉，又转身回房里去了。我们三兄弟给他这一骂，兴趣索然，三人分头走散。”（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157）祖父这样不留情面地讥讽鲁迅，鲁迅找到机会后也同样不留情面地回应祖父。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堂叔周冠五撰写的《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一书，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大家伙儿聚集在一起闲聊，周福清很亲切地叫着鲁迅的乳名询问日本国的情况以及日本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等，结果鲁迅在非常冷漠地回答了一句“没有什么”后即转身离开。当时现场的那种尴尬气氛，即使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我们也可以从字缝里面感受得到。这也是鲁迅与祖父的最后一次见面。1904年7月13日，周福清在绍兴老家病逝。当时鲁迅刚刚从日本弘文学院结业，正准备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并未曾回来奔丧。按照过去办丧事的惯例，长子周伯宜已早逝，鲁迅作为长孙就应该负起“承重”的责任。但既然鲁迅未归，最后就只能由周作人顶替了事。大概是因为生前骂人过多吧，周福清的葬礼是异常寂寞而冷清的。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
鲁迅不喜欢祖父，却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祖父的性格。至少在小弟周建人的眼里，“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然而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周建人，《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 259）人际交往的经验证明，两个性格接近的人可以特别亲密，也可以特别疏离。鲁迅与祖父的关系正属于针尖对麦芒式的后一种。他们都敏感、多疑与易怒。彼此之间没有好感，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事情。不过在笔者看来，鲁迅与周福清祖孙二人因性格过于接近而导致彼此之间龃龉不合，倒在其次；他们这种紧张的关系更多地还是缘于两人在很多地方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具体说来，表现在这么三个方面，即思想文化观念上、立身行事原则上与文学审美情趣上。
就思想文化观念而论，周福清身上有着明清以降一个传统封建士大夫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开口王化礼制，闭口心性之学。虽然周作人后来在诠解《祝福》一文时，说里面的鲁四老爷这个形象在现实中是没有什么依据的；但我个人揣测，鲁迅是以祖父为蓝本塑造了这么一个理学家形象的。那个一开口就大骂新党并喜欢读《近思录集注》的鲁四老爷，很难说其中就没有周福清的影子。当然与鲁四老爷相比，周福清要显得略为开通也略为豁达一些，但毕竟无法脱离旧派官僚知识分子的思想窠臼。迂执，狭隘，且不近情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特征。相形之下，鲁迅则是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在南京上的是洋学堂，接受的是与传统教育理念完全不同的新式教育。到了日本留学以后，更是亲炙欧美的新思潮新理念，一生信守科学、自由与人道的立场，这就注定了他与祖父在思想观念上的分道扬镳。
在南京读书期间，鲁迅还一度誊抄过祖父于杭州牢狱里撰写的家训《恒训》。《恒训》里大多是一些训诲性质的为人处世格言，如“一物之微，经人力所成，恣意糟践，即是作孽”“力戒昏堕”“寅吃卯粮，寿命不长”之类，基本上是对于周福清大半生人生经验的总结，其中不无见地；但很多地方也暴露了周福清极为狭隘的个人偏见，例如他告诫后人“病勿延西医”，尤其不要相信西医里面用于物理降温的“戴冰帽”，以为谁戴了谁就会死。这和后来学了西医服膺现代科学理念的鲁迅自然是扞格不入的。再如在周作人的回忆里，祖父对于祖母经常毫不客气地开口大骂。有一回居然说出了“长毛嫂嫂”一词，“还含胡的说了一句房帏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很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那事，自此以后，我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79）周作人所述说的这一情景，比他年长了四岁的鲁迅当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他于1918年撰写的《我之节烈观》一文里即对此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在他看来，那些无力反抗男子暴力从而受了污辱的女性，本来已经是不幸的受害者了；然而在传统中国，她们还要经受道德的审判：父兄丈夫邻舍与文人学士道德家们，便因此聚集在一起，“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鲁迅全集》第1卷 120）我们知道，周氏兄弟虽然在1923年失和，但他们在坚守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祖父在周作人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在鲁迅那里自然更好不到哪里去。
鲁迅手抄《恒训》
在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上，鲁迅也显示了和祖父完全不同的作风。别的不说，就以最能反映出一个人道德素养与精神品格的私生活而言，周福清和旧时代的那些绝大多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封建士大夫一样，是一夫多妻制的忠实践行者。他一生先后娶过两妻两妾，并且因为纳妾潘氏而搞得整个家庭矛盾重重，鸡犬不宁。鲁迅对此是非常反感的。虽然直到今天，依然有各类时髦的批评家拿鲁迅的婚姻生活来作为攻讦他的理由，但我们都知道，鲁迅在私生活方面其实是极为严谨的。这一点不仅比之于他的上一辈即使与同一时期的胡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诸人相比，也是十分令人赞佩的。他与朱安那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本就是由母亲一手包办而促成的悲剧，后来与许广平的同居也是建立在彼此有深厚感情的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再无别情。对于鲁迅来说，反对一夫多妻、讲究男女平等的现代婚姻理念，早就成为衡量一个现代人尤其是启蒙型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他曾多次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文章里宣示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1914年11月，鉴于自己和鲁迅的这种不正常婚姻关系，朱安曾托娘家兄弟写信给远在北京的鲁迅，郑重地建议他纳妾，结果被后者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孔慧怡 74）鲁迅的斥责对于当时鼓足勇气给他写信的朱安来说难免有苛刻之嫌，但也足以说明了他在这一方面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
鲁迅与祖父的差异还表现在文学审美情趣上。在这一点上，他们真可以说是大异其趣。周福清流传下来的诗稿有《桐花阁诗钞》。此诗稿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曾认真抄写过，但一直未公开出版，现仍存放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上面还标有“会稽周福清介孚著，长孙樟寿录，光绪戊戌以前”的字样。《桐花阁诗钞》共收录了105首诗。这些诗歌今天看起来大都诗艺平平，内容单调，观念陈腐。例如《水月电灯》其十：“星云纪官明历数，万国乐航遵王路。千古薪传明德明，五兵销尽蚩尤雾。”在国门洞开、风雨飘摇的晚清末期，周福清依然做着万邦来朝“遵王路”“明德明”的美梦，可见他对于当时的时势实在是昏聩无知到了极点。《洋场杂咏》其二：“车走雷声马逐龙，洋房洋栈列重重。自鸣报刻全无准，技巧徒夸四面钟。”则对于当时由声光电气而带来的各种现代化设施，也是持完全的抵制态度。《金陵杂咏》其三：“笺抄燕子界乌丝，臣铎签名奉敕时。戟手骂王王色赧，犯颜强谏不嫌迟。”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中所咏当系南明弘光小朝廷里昏天黑地的那一段史实，但全诗平铺直叙，毫无曲折余韵，令人一览无余，淡乎寡味。相比之下，鲁迅的旧体诗虽然数量也不多，但大都抒写襟抱，吐露自然，与乃祖的强赋新词却质木无文迥然有别。如“故乡如醉有荆榛”“荷戟独彷徨”“心事浩茫连广宇”“相逢一笑泯恩仇”诸句皆格调高古，风雅动人。著名学者钱仲联评价鲁迅的旧体诗：“少作亦时调，风华流美，后臻简雅，得其师太炎风格，亦有学长吉者，要皆自存真面。”（钱仲联 12942）钱先生看到了鲁迅旧体诗创作经历了从早年的“时调”到后来富于个性化色彩的变化过程，“简雅”、“自存真面”云云，正是对其诗歌创作进入成熟阶段后一任真性情自然流露而毫无矫饰之确评。前面说过，周福清在杭州牢狱里曾托人带回《唐宋诗醇》一书给周氏兄弟。这是一部唐宋诗歌的选本，由清代的乾隆皇帝钦定。其中所选的诗歌，唐人中推崇李杜韩白，宋人中推崇苏黄王陆。周福清之所以郑重向诸孙辈推荐此书，当是出于对这一条诗歌创作路子的极度推崇。但周作人在后来署名“仲密”所作的《<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一文里，明确指出，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喜欢的是李贺与温庭筠的诗，并没有跟着周福清所教诲的路子去作诗，“鲁迅的诗，我不能指定说它是哪一路的，但总之不是如介孚公所指示的从白陆苏李出来的，那是很明了的了。”（《其他.<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638）
可见，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种种差异，鲁迅与祖父才像是两条相交的直线一样，在极为短暂的亲密接触之后又完全分开，彼此之间渐行渐远。祖父早年肯定喜爱过鲁迅，晚年却只有斥责与讥嘲；少年鲁迅也一度对祖父敬佩有加，成年以后则只剩下了怨愤与不屑。根据增田涉的回忆，“因为鲁迅的祖父是翰林，大概是有相当地位的官员吧，所以我在《鲁迅传》的原稿上，说他祖父是翰林出身的大官；他说，不是什么大官，接着把'大官’二字抹去了。”（增田涉 1377）增田涉还讲到，鲁迅给他谈过小时候因为读书不用功而遭祖父叱责的往事，后来在教育部任职时，“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试卷，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1377）从鲁迅当时讲述的口气里，增田涉的反应是：“听了这话，我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了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1377）应该说，增田涉的感受是极为准确的。1919年底，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屋，举家北上。临行之前，他把周福清生前每天都要坚持记录的日记全部都烧掉了，一起被烧掉的还有皇帝赐予的两幅“诰命”以及周福清任职于江西地方官期间用过的万民伞。周建人回忆，祖父的这些日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7）但鲁迅认为里面写的都是买姨太太、姨太太之间吵架之类的琐屑无聊内容，“没有多大意思”（7），所以干脆一把火烧掉。“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8）考虑到周福清一生的坎坷历程，其日记里肯定会保留有不少晚清官场上生动的第一手史料。鲁迅这样简单粗暴地处理祖父多年来一直坚持记到临终时的日记，使后来的我们再也无缘看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最后我还想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鲁迅在回忆里有意回避祖父的深层心理动因。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痛苦的回忆易于导致无意识的有意遗忘。”（弗洛伊德 99）祖父科场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家庭变故在鲁迅个人的生命史上已经成为一种创伤性记忆，一个牢不可破的情结。而“情结之中永远包含着某种类似冲突的东西——它们不是冲突的原因就是冲突的结果。无论如何，冲突的特征——如震动、骚乱、精神痛苦、内心挣扎等——正是情结的特征。[……]我们不愿意记起它们，更不愿意别人提醒我们”（荣格 151）。鲁迅自己想努力忘却这一切，“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鲁迅全集》第1卷 415）。在鲁迅的早年世界里，祖父一直是整个家族的荣耀，是亲朋好友崇拜的偶像与街坊邻居谈论的中心人物，也是全家人从容度日、“并不很愁生计”的最终掌舵者。他保护着少年鲁迅所享有的一切现世的幸福安宁，并且也预期着一个更加稳定而充满希望的未来前景。那时候的祖父，在少年鲁迅的心目中，像神话传奇中的英雄主角一样无所不能，并且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原始性理想化防御对象。慈爱与精明的祖父牢牢地掌控着全局，也护佑着整个家族免受一切外来的惊恐与侵扰。但一夜之间，一切全然改变。我们看到，正是祖父的科场案将鲁迅的童年生活崭然划为两截——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生活优裕、人人称羡的世家子弟；在此之后，他便成了一个人人都要加以白眼冷遇的“乞食者”了。于是，在少年鲁迅的眼里，祖父的角色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权威仁爱的保护者，而直接成为了一个卤莽灭裂的施害者。昔日的英雄，已蜕变成了今时的小丑。“理想化防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始性贬低的结果。因为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理想化注定带来失望感。理想化后的客体越是伟岸，优点越丰满，幻想的破灭也越彻底。”（麦克威廉斯 115）可以说，祖父形象的突然坍塌，正是鲁迅此前从容安宁的现实生活突然坍塌的一个必然伴生物。鲁迅对于祖父曾经有过多么的崇拜，现在就会对祖父有多么的鄙视。
前面提到过，周建人认为鲁迅和祖父的性情极为相似。经常无情地进行自我解剖的鲁迅也一定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嫌恶、厌弃乃至要决绝的祖父——那个多疑、暴躁、不近情理的昏聩老人，正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在现实中的对象化投射。它不仅潜藏在祖父生前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也渗透于祖父身后所遗留下的所有物品中。鲁迅拒斥祖父，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拒斥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他意识到的自己对别人的怒气，实际上是指向自己的。”（霍尼 107）在这里，我不妨引用鲁迅小说《铸剑》里黑衣人对眉间尺所说的一句话，作为佐证。黑衣人的原话是：“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鲁迅全集》第2卷 426）如所周知，黑衣人这个角色历来被看作是鲁迅本人的精神化身，而黑衣人的这句话正是鲁迅的夫子自道。与此类似的例子，是后来收录在《野草》里的一篇散文诗《影的告别》：“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165）影子在这里的陈词，其实也代表了鲁迅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的决裂。正因为如此，鲁迅后来在回想起个人的人生历程时，每每在关涉到祖父应该出场的局面时，内心深处便自觉地建立起了一套自我防御机制。这套机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鲁迅尽量不去触碰那些沉埋于记忆深海的危险暗礁，以免再遭受到二次的伤害。也正是在这套防御机制的作用下，1919年的鲁迅才会在举家北上的前夕放火烧掉了祖父的日记、诰命与万民伞等。在鲁迅看来，这些祖父遗留下来的物品已经不可避免地沾惹上了其主人生前的气味。它们触目的存在随时都会提醒着自己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那些全家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的日子，那些自己以孱小身躯奔波于当铺和药店之间的日子，那些与二弟四处寻找各种稀奇古怪的药引子的日子……只要与祖父有关的物品存在一刻，屈辱的过往就会一刻地阴魂不散，并随时会因着偶然的机缘而集中爆发。它们以挑衅的姿态显示着自己的存在感，既彰显了鲁迅个人生命史里曾经有过的裂缝，同时也包含着鲁迅不愿意以文字直面的精神隐痛。只有烧掉了它们，鲁迅才能将弥漫于其中的那另一个自我完全捐弃，从而实现与过去的彻底告别。所以当熊熊火光燃烧起来的时候，鲁迅肯定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并体验到了一种隐秘的对于过去进行复仇的快意。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弗洛伊德基本上属同时代人。他生前翻译过日本批评家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观点写出的《苦闷的象征》一书，自己也动手写了小说《补天》来尝试解释创造的缘起，后来更是以此创作了小说《肥皂》以撕破男主人公四铭的假道学面目。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鲁迅是十分了解的。不过，他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与祖父之间的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他对此的着意回避，也恰好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案例。
引 用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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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张敦福、赵蕾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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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经作者授权发表
近代文学研究 第278期
（学术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
本期责编 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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