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PP
userphoto
未登录

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开通VIP
鲁迅: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

 


“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增田涉《鲁迅的印象》

下文选自《桃花树下的鲁迅》,黄坚著,胡杨文化策划,2020年9月版。

鲁迅的哭泣

文|黄 坚

鲁迅笔下的哭,给人印象最深、最震撼的,无疑是小说《孤独者》中这段描写:


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

据周作人和周建人书里的说法,小说中魏连殳回家奔祖母丧事的情节,完全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第一节魏连殳的祖母之丧说的全是著者自己的事。(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孤独者》)
其中这一件事确是写他自己的;……这篇是当作小说发表的,但这一段也是事实;(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祖母二》)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说中的魏连殳,就是鲁迅。周作人所说,只是小说中料理祖母后事这一情节,是鲁迅的亲身经历。
那么,鲁迅当时是否也像小说里的连殳一样,在祖母葬礼的最后,独自一人惊天动地地号啕大哭了呢?
祖母去世时,周作人在日本,鲁迅在杭州,接到电报后往家赶,他们的小叔伯升人在军舰上,不知停泊在哪里;但周建人一直在家里,是祖母丧事全过程的在场亲历者。由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写到祖母去世的章节,直接用了《孤独者》为标题,内文写鲁迅回家料理祖母丧事的过程,也跟《孤独者》的叙述几乎完全一致,连不少字词句都相同,可见也是认为小说的叙述,就是自己祖母丧事的经过。但在说到丧事最后部分时,周建人有一段这样的话:
我大哥却坐在草荐上陷入了沉思。
族长、远房的长辈这样对待他,也许大哥内心曾想长嚎、号啕,想呼喊出这人世间的不平和颠倒,但事实上,他却始终极为冷静和镇定,也许他长嚎、号啕过,但我没有看见,丧事完毕,他回杭州去了。
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是清晰明确的。
大概是看到了周建人的这段话,日本学者丸山升在他的书里也有一句:
但我想连殳哭着然后长嚎的部分,还是看成创作上的虚构比较好。事实部分应该是鲁迅照旧礼俗默默地完满主持了祖母的葬礼吧。(丸山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7页)
如果真是这样,那鲁迅为何要在基本写实的情况下,末尾却凭空“添加”了一笔流泪失声、长嚎号啕的痛哭场景?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如果就这么看,我觉得有点简单了。
为此我们得了解一下鲁迅的祖母,以及她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的这位祖母,并不是他的“亲生”祖母。
鲁迅父亲的生母在生下他后不久就去世了,因此鲁迅兄弟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祖母。他们从小熟悉、朝夕相处的是另一位祖母,姓蒋,是祖父周福清的后妻。小说《孤独者》中还有一大段同样是十分写实的文字,说到了这一点,而且写得十分细腻生动:
“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拜拜罢。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原文太长,只能略微摘引)
这位“终日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的原型,就是鲁迅他们的蒋氏祖母。鲁迅兄弟和她共同生活的时间,前后长达二、三十年,所以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完全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祖母。而他们“自己的祖母”,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是逢年过节墙上挂着的一幅年青、好看的人物画像。

鲁迅


鲁迅祖父再婚时,只有二十来岁,因此蒋氏陪伴并目睹了其夫周福清崛起和身沐荣光的全过程——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翰林散馆后,周福清赴江西金溪县任县令,蒋氏也随同前往,做了几年县令夫人。但往后的情景就有点急转直下,应该是跟周福清的仕途不顺有关,也因为两人的关系早已龃龉不合,结果用周作人的话说,蒋氏在周福清重新上京谋官、居官期间,一直被“遗弃”在家。周福清在外先后纳妾多人,回到绍兴后,对蒋氏“终年的咒骂、欺凌,真是不可忍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祖母》)据说原因之一,是“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逃难途中,蒋氏一度与家人失散,结果被周福清疑心身陷“贼阵”,贞洁不保。
鲁迅后来对祖父的态度和对祖母的感情,显然与此有关。他对祖父最痛恨的地方之一,就是纳妾,为此他把祖父几十年的《日记》付之一炬!说里面说的尽是姨太太的事。
蒋氏婚后育有一女,就是鲁迅他们的小姑。小姑比鲁迅只大十二、三岁,姑侄们的感情十分要好。出嫁时,小孩子们恋恋不舍地不让走。小姑婚后也有一女,但再次怀孕,却因生产而死。年少鲁迅为此作文,“诘责神明”,“为何不使好人有好寿,语多不逊”(《鲁迅的故家 祖母》)《朝花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写要到东关去看五猖会,东关正是小姑家所在,因此,《五猖会》里没有写小姑,实际是有小姑的,所以少年鲁迅的兴头会那么高。很显然,小姑和她的早逝,也一定会影响到鲁迅他们对于祖母的感情。
夫妻不睦,唯一的女儿早逝,长年被遗弃,终年受欺凌与咒骂,也许有人会想,这蒋氏大概是个命运灰暗、生性懦弱,只会逆来顺受的传统弱女子吧。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在整个绍兴周家台门,蒋氏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她身材高大,能言善道,风趣幽默,口才极为出众,喜欢讲故事,包括“太平天国”故事,而且敢爱敢恨,机智泼辣,平日里待人和善慈爱,遇有不平事,却会挺身而出。不过偶尔也难免有言词过头,玩笑失当的时候,鲁迅大姑的溺水身亡,就多少与蒋氏的不恰当玩笑话有关。这位生长于放翁故里的女性,身上着实有些文艺气息和生活情趣。个人的不幸命运,似乎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重、太外在的痕迹。除了鲁迅兄弟笔下的祖母形象外,——这些形象大抵亲切而可爱,极富生活气息,《朝花夕拾》的第一篇《狗·猫·鼠》里面,夏天在大桂树下乘凉,坐在桌旁,摇着芭蕉扇给童年鲁迅讲猫、虎故事的,就是这位蒋氏祖母。——在几本以周氏家族为内容的书籍里,但凡涉及蒋氏故事,都给人以吉光片羽之感,虽然简短,却丰神十足,光彩焕然。蒋氏晚年,当地有位基督教女传教士,劝她顾将来救灵魂,蒋氏答曰,“我这一世还顾不周全,哪有功夫管来世呢!”(《鲁迅的故家》)堪称铿锵有力。
这样一位传统女性,在以往的中国社会,她们的命运遭际,其实是十分普遍平常的,她们的这种个性精神,也并不罕见少有。说到鲁迅这位祖母,我有时会想起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虽然也许有些拟于不伦,但好像也并非毫不挨边。
所以,鲁迅在小说中“创作”了一段号啕痛哭的场景,不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吗?况且本来就是小说。至于鲁迅在现实情境中有没有痛哭流泪,用句周星驰电影里的话说:重要吗?
不过鲁迅自己在小说里,倒是借魏连殳之口,对于葬礼最后这场惊天动地的长嚎痛哭,做了这样的解释: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寿也不小了,正无须我来下泪。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惨然。哈哈!……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这段解释,既解释了现实生活中鲁迅没哭的理由,也解释了小说人物魏连殳放声号啕的原因,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看来鲁迅对于自己在小说中“插入”的这一段号啕痛哭的描写,还是很在意的,或者内心还有点“得意之笔”的感觉吧(周作人也说这一段“写得很好”),所以小说中“我”和连殳重逢,又说起大敛时的情景,有两句这样的对话: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
“是的,你不解的。”

听上去很有点意味深长的味道。
正如魏连殳在祖母葬礼上的失声痛哭,死亡总是哭泣的一处洞穴源泉。跟普通人一样,鲁迅一生也经历了众多身边人物的死亡,比如范爱农的死。
周作人说,鲁迅和范爱农的缘份很奇特。
这话什么意思?怎么个“奇特”法?
鲁迅和范爱农同在日本好几年,见面却只有一、两次,第一次见面,鲁迅还完全没了印象,事后经范爱农提醒,才恍然想起。这跟同许寿裳的同学同居、朝夕相处相比,简直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迥然不同。回国后,鲁迅和范爱农纯属偶然相逢,却发现彼此情投意合,加上机缘巧合,绍兴光复后,两人有机会在同一间学校任职,鲁迅当校长,范爱农当教务主任,朝夕相见,日日往来,饮酒畅谈,无话不说,对于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极为难得的美好时光,不仅因为两人性格相合,相谈甚欢,更由于这段时间对两人来说,都是人生低谷,知己相逢,也算是一种“空谷足音”了。但其后不久,鲁迅在许寿裳的引荐下,远走南京、北京,范爱农独自一人留在原地,徘徊于杭、绍之间,徙倚无定,最终落水而亡。
所以,鲁迅和范爱农,相识虽然有年,相处却极为短暂,前后相加,充其量不过两、三个月而已!却能彼此投契,心心相印,其友情可概括为:极短暂而极热烈;之后遽然分离,且分别仅数月,范爱农就以“落水而亡”的方式,彻底告别了好友和人世间。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缘份很奇特”的意思。
范爱农的死,除他的家人外,大概再也找不出一个人,像鲁迅那样深感悲怆和创痛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也就是在好几天的时间里,鲁迅的情绪一直是低落、悲伤的。兔死狐悲,也许最能形容鲁迅的感受。
有一天,大概是七月底吧,大风雨凄黯之极,他(鲁迅)张了伞走来,对我们说,“爱农死了”。(许寿裳《集外文录·怀旧》)
这像是电影分镜头一样的一笔,极其传神地写出了鲁迅在得知范爱农死讯后好几天的神情状态。
范爱农的死,对鲁迅来说,像一面镜子,像一道闪电,让刚刚而立的鲁迅,刚刚走出人生低谷的鲁迅,看到了自己,看清了自己的现实生存环境。
鲁迅得知范爱农死后的第三天,写了《哀范君三章》,也就是三首旧体诗。1934年,杨霁云为鲁迅编《集外集》,想收入《哀范君三章》,时隔二十多年,鲁迅已记不得原作,便凭记忆重写了其中一首,并且把题目改为《哭范爱农》。
从《哀范君三章》到《哭范爱农》,改后的标题显然要比原标题更能直截表达出鲁迅对于故友的真切感情。许寿裳所记“雨中张伞”的镜头,尽管没有出现泪水,但其所传递出的,正是一种欲哭无泪、伤痛悲凉的状态。所以多年以后写下《哭范爱农》标题,也算是对当时情感的真切定格。

鲁迅的朋友中间不幸屈死的人也并不少,但是对于范爱农却特别不能忘记,事隔多年还专门写文章来纪念他。(《鲁迅的青年时代 鲁迅与范爱农》)


周作人这话指的是《朝花夕拾》的《范爱农》,其时距范爱农之死已有十多年。事实上,我认为,范爱农的死,在鲁迅生平所经历过的亲友死亡之事中,是除他父亲之死外,在当时最给他以触动和创痛者,其性质绝非仅限于普通朋友间(何况相处时间还那么短)那种因闻其死讯而产生的惊讶和意外。竹内好说,“鲁迅在范爱农身上看见了自己”;丸山升的说法是:“范爱农的死,对于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些话语,点出范爱农之死对于鲁迅的特殊意义。
就在凭记忆重写《哭范爱农》的一年多前,鲁迅还写过一首著名的悼念友人的旧体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悼杨铨》)

杨铨(杏佛)当时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同时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1933年6月,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枪杀于上海街头。
据宋庆龄说,鲁迅和杨铨1911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里任职,但直到1927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才有机会相识。(《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不过即便如此,估计相处的机会也不多,看《鲁迅日记》,杨铨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33年2月,这显然是因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缘故了。因此,可以说,鲁迅和杨铨相识与相交,始终是公谊大于私交,或者说是寓私交于公谊之中的。在由濮存昕饰演鲁迅的电影里,编导把杨杏佛的遇刺,安排在杨氏父子离开鲁迅家之后,好像以此来显示杨、鲁关系的近密,即使是作为电影艺术,我觉得也既不真实,也没必要,也不高明。事实上,鲁迅和杨杏佛的交往,主要就是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背景的,包括那几张著名的摄影像片,其中有一张是杨铨给鲁迅拍摄的。鲁迅和杨杏佛之间,好像从未见有过单独相处的经历。
但鲁迅在杨铨被刺后,冒着可能存在的危险,毅然参加了杨铨的公祭仪式,回来后写下了这首《悼杨铨》。
诗里的“哭”字,当然是文化意义上的。荀子把基于死亡的哭泣,分为“文哭”和“情哭”两种,前者指“礼”哭,即有节制的,甚至是象征性的哭;后者则是通常所说的“放声痛哭”,一任情感的宣泄。如果说魏连殳在祖母葬礼上的号啕痛哭,属于“不文之哭”(《荀子 礼论》)即“情哭”,那《悼杨铨》的“哭”,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哭,《哭范爱农》,则属于“情文”交融。
顺便说一句,跟鲁迅和杨铨的关系相比,胡适和杨铨可以说是多年老友了,他俩之间有各种亲密关系,一度简直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杨铨被杀前后,胡适刚好要到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途经上海,还跟杨铨见了一面,没想到隔天杨铨即被刺杀。《胡适日记》记下了这件事情:

今早上八点半,杏佛从研究院出门,被四个人从三面开枪射击,杏佛即死,……
此事殊可怪。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所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
……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不料他死的如此之早而惨。他近两年来稍有进步,然终不够免祸!(1933年6月18日《胡适日记》)

把上面的《胡适日记》跟鲁迅的《悼杨铨》对比一下,能立即看出胡、鲁二人的不同。所谓越亲近者越苛刻,越生疏者越客气,有时候,人际关系上的实际远近,恰恰就会以这种类似逆反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谁又能说,这中间没有某种思想性格的差异和选择呢?
杨铨被杀当晚,胡适乘船离开了上海,没有参加第二天杨铨的公祭。会期、行程已事先确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鲁迅写自己祖母和两位友人的死,笔下都用到了哭字,但实际上都没有哭,难道鲁迅就真是个“笔头主义”者?于哭泣也只是个“纸上谈兵”之人?即所谓“光说不练”者?——非也。
最起码,小时候的鲁迅不是这样的,不仅不是,好像还有点爱哭。
鲁迅八岁时,他唯一的妹妹,出生才十个月的端姑,夭亡于襁褓之中。

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许寿裳编撰《鲁迅先生年谱》)

这大概是除呱呱坠地外,——纵使是鲁迅,想必也应该有过这一“获奖感言”的——我们现在所知鲁迅最早的一次哭泣。

《狂人日记》结尾部分,写“狂人”有个妹妹死掉了,不过年纪不是十个月,是五岁;哭的人也不是“我”,是母亲。——毕竟是小说,还是《狂人日记》。读过《狂人日记》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留意到,小说写到的这位有可能被“吃”了的妹妹,其实是有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为其素材成份的。虚实结合,虚实相混,这是我们阅读鲁迅时,会经常碰到的现象,就像“狂人”说的,“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社戏》和《故乡》里面,也有这种情况。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决没有留用的道理。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社戏》)


开头一句的年龄,就是真实的;看社戏当然也是真的。至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则属于虚实结合的写法。见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平桥村》。


同样,《故乡》说,“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也是真实的,其实还可以更明确,见面是在1893年。这一年,鲁迅曾祖母去世,祖父丁忧回家。第二年便发生“科场贿赂案”,祖父被捕入狱,年少鲁迅去到舅父家避难,鲁迅父亲身染重病,所有连串质变事情,都发生在少年鲁迅和章运水(闰土)相识的同年及次年,正好处在家庭剧变的前夕,家族命脉线图的波峰位置。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故乡》)

《社戏》和《故乡》里的少年鲁迅,一个“急得要哭”,一个“急得大哭”,这也折射出“我正是一个少爷”的某种痕迹。
1894年以后,鲁迅家道急剧败落。
但少年鲁迅爱哭的天性,好像暂时还没有改变。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从许寿裳的书里看来的。

在十余岁时候,胡家祠堂里演戏,他事先已经看好了一个地方——远处的石凳。不料临时为母亲所阻止,终于哭了执意要去看,至则大门已关,不得进去。(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 鲁迅的生活》)

从故事内容看,这里说的“十余岁时候”,是十几呢?我猜应该是在鲁迅十四、五岁左右,也就是在《社戏》和《故乡》故事发生之后。当时鲁迅的家庭,已经陷入了败落的境地。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前往南京求学。独自负笈异乡,深深引发了鲁迅的思乡、思亲之念。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戊戌年(即1898),鲁迅作有《戛剑生杂记》随笔数则,其中之一为: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真能夸张),老亲弱弟必时时语,谓当今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空言也。

文中特别强调,“皆所身历,非托空言也”,就是真人真事的意思。
1900年,鲁迅写了三首《别诸弟》。这时四弟椿寿已经去世,所谓诸弟,实际只有周作人和周建人两人,言二为诸,殊为少见,我想诗题中的“别”字,也包含了已经去世的四弟在内。三首诗中有一首是: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这里乍一看,并没有哭字,但周振甫先生对于诗中的断肠花,做了这样的注释:

《广群芳谱》卷三十六秋海棠引《采兰杂志》:“昔有妇人怀人不见,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即今秋海棠也。”

一年后,16岁的周作人写了三首《送戛剑生往白 步别诸弟三首原韵》。随后鲁迅又写了三首《和仲弟送别原韵》,在诗后所附跋里,鲁迅写到: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其中“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显然是用王粲《登楼赋》中“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的典故(同时也可以说是“无情未必真豪杰”的祖本)。虽然是用典,虽然是骈偶句,但同样是所谓“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纵观鲁迅一生,兄弟感情,始终是一种带有宗教感般的情结。
此时的鲁迅,已是“二十而冠”之人,但少年时动不动就要哭的天性,似乎尚未完全“转型”完毕。我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一则材料,让我相信,这一时期的鲁迅,似乎依然处于由童年和少年而来的“哭”的延长线上。

老先生们在回忆文中写道: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时,鲁迅读报常失声痛哭,劝也不止,……使我们这些1956年刚进大学的学生深受感动,深受教益,获得了巨大的动力。(顾启《1956,我们纪念鲁迅》,《南通大学报》(网络版)第51期;原文刊于2006年8月31日《南通广播电视报·紫琅苑》)

“鲁迅读报常失声痛哭,劝也不止”,“常”,说明不是一次或偶然,“劝也劝不住”,让人想起魏连殳。说实话,如果不是这则材料后面明确标明了信息的出处来源,我到现在都有点拿不准这话的可信度。句中的“老先生们”,指的是南京师院(现南京师大)中文系的老师。这是该学校中文系师生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活动回忆。

1933年5月1日,鲁迅穿着许广平编织的毛衣,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

成年以后的鲁迅,泪水好像渐渐退出了他的面庞。横眉冷对的眼眶里,似乎也容不下泪水的晶莹闪烁。只有一件事,有时还被好事者拿来说说,其实这件事并没有确凿的依据。

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王鹤照《回忆鲁迅先生》)

王鹤照是从小在鲁迅家做帮工的,鲁迅结婚时,王鹤照在十七、八岁,《回忆鲁迅先生》是他晚年的口述文字。就凭其中这么一句模模糊糊的话,有人断定鲁迅在新婚之夜哭了。我想,这只能说是有人愿意相信,或者说希望鲁迅在新婚之夜,躲在被子里哭了。在他们看来,当年二十五、六岁的鲁迅,太有理由为自己的这场婚姻暗自饮泣。
哭泣通常是悲伤的表现,不过也有例外或相反的时候。

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
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我于是坐了起来。

这是《野草》中《死后》一篇的结尾部分。又是“要哭出来”!让人想起《社戏》里的“急得要哭”,只不过这里是“快意中”,背景原因的不同是不重要的,关键是一种相似状态的“重温”,一种相隔久远的童年或少年状态。
就在《死后》写作的一个月前,鲁迅位于西三条胡同的家里,举行过一场家庭盛宴。
那天是端午节。来客是五位青年女士,因此那天的西三条胡同21号,可谓高朋满座,美女如云,坐中只有鲁迅一人为须眉男生。聚餐的饮食,是朱安下厨张罗的,还是点餐叫的外卖?朱安想必不会上桌,要不估计也会早早撤退下桌,她一定是默默坐在自己的小屋里,闻人笑语。这次端午聚餐,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醉酒狂欢的闹剧。两天后,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训词”(不像信的信),其中有内容如下:

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

加引号的部分(“训词”的前面有“想拿东西打人”,“居然睡倒,重又坐起”等),是此前许广平写给鲁迅的信里,对鲁迅端午节家宴过程中的“不雅”表现的“指控”,“哭泣”自然也是。从《两地书》和当事人后来的叙述来看,许广平的这些“指控”,基本可信,可以宣告成立。

1931年4月20日,上海,鲁迅全家与友人冯雪峰全家合影。前排左一是冯雪峰,前排右一是鲁迅,鲁迅身后是许广平



端午家宴后,鲁、许关系迅速升温升华。7月13日(《死后》写于12日),许广平给鲁迅的信里,开始称呼鲁迅为“嫩弟手足”。一年后的1926年8月15日,鲁迅在一封回复许广平的“模仿函”中,有这样一句:

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
对此许广平特加注释说:

又“四条”一词乃鲁迅先生爱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两条眼泪,两条鼻涕,故云。有时简直呼之曰:四条胡同,使我们常常因之大窘。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哭”,原来也是具备这种让人快意的功能的。
1926年8月,就在鲁迅和许广平预备离京南下的前夕,日本青年辛岛骁来到鲁迅家里。辛岛骁是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学生和女婿。辛岛骁后来写的《回忆鲁迅》,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记录了他俩在鲁迅家聚餐的情景:
在谈话的过程中,鲁迅很神气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他的因为喝了酒而发热的脸孔,由于愤怒更加泛红。……这时鲁迅连眼泪也出来了,凝视着我的脸孔。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鲁迅像这时候那么激动的神态。(《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1514页)

鲁迅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并且还流泪了呢?除了这是鲁迅准备离开自己生活了14年的北京,即将踏上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以外,辛岛骁文章的前面文字不可省略。

鲁迅讲到了“三一八惨案”。而且,他对中国不易动摇的黑暗封建势力的力量感到愤慨,同时也说出了对当时领导纯真的学生的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的话。……
他一面飞快地伸出手臂,一面表演着指挥学生群众的人物的模样,说:“他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

这段话语非常重要。众所周知,“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大量抨击文字,集中火力抨击“段政府”,以及站在政府一边帮忙说话的文人,如陈源等,但从未在攻击文字中,将矛头对准组织游行示威的“自己人”。然而通过辛岛骁的这段回忆文字,我们看到了鲁迅的这一面,鲁迅甚至为此流下了激愤的泪水。辛岛骁文章后面还有一句:

自从那天晚上亲眼看到了鲁迅的哭喊以后,……

我们有理由相信,辛岛骁所记述的,应当是可信的。
五年后,鲁迅在上海见到了一对来自日本的夫妇:宫崎龙介和柳原白莲。宫崎龙介来自著名的宫崎家族,柳原白莲据说有日本皇室血统。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里,专门写到了这次会见:

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鲁迅的印象·鲁迅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别国好》

鲁迅再次在日本人面前眼眶湿润,为中国,为中国人。

鲁迅照片中唯一大笑的镜头。沙飞摄于1936年10月8日。十一天后,鲁迅逝世


我相信一个人在这种场合,在这种语境的瞬间,是容易眼眶湿润的,哪怕是鲁迅,或者说,尤其是鲁迅。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

鲁迅恐怕还不仅属于普通的多伤感情调而已,而他所自陈的“大有此病”,“此生终不能改”,我想恐怕是有某种先天生理性基础原因的,我愿意称之为神经类型。关于这一点,许寿裳的一段文字可供参考。附言一句,这段文字写得极为浏亮,在许氏文笔中,亦属佼佼者。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

出自毕生老友之言,必然可信。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打开APP,阅读全文并永久保存 查看更多类似文章
猜你喜欢
类似文章
【热】打开小程序,算一算2024你的财运
寻迹鲁迅:《彷徨》中鲁迅的影子
阅读与感悟:“樽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鲁迅(3)鲁迅与其祖父究竟怎么了?极其对立而又惊人的相似!
鲁迅的收入到底有多少
鲁迅:被禁止表达的哀伤
鲁迅小说里的狂人、疯子、孤独者
更多类似文章 >>
生活服务
热点新闻
分享 收藏 导长图 关注 下载文章
绑定账号成功
后续可登录账号畅享VIP特权!
如果VIP功能使用有故障,
可点击这里联系客服!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