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鬼子”并非一开始就成为《阿Q正传》接受史上的重要话题，他有一个缓慢走出阿Q的光环而逐渐引人瞩目的接受过程。
从1921年底1922年初《阿Q正传》问世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论述《阿Q正传》的重要作者如茅盾、周作人、张定璜、钱杏邨、瞿秋白、李长之、胡风、欧阳凡海、周扬、周立波、张天翼、艾芜、邵荃麟、陈涌等，几乎都只将目光放在阿Q身上，很少顾及包括“假洋鬼子”在内的未庄其他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一切围绕阿Q的人都是阿Q”，讲清楚阿Q，也就等于认清《阿Q正传》本身以及全体未庄人。
倘若不是“假洋鬼子”后来逐渐引人注目，“阿Q绝对中心论”基本就是《阿Q正传》接受史的实情。但即使后来“假洋鬼子”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甚至几度成为学术研究乃至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也始终未能完全撼动“阿Q绝对中心论”，只是在“阿Q绝对中心论”的一侧，筑起“假洋鬼子论”的次中心罢了。
20世纪20年代初有些文章，按其内在逻辑似乎应该谈到“假洋鬼子”，最终却失之交臂。比如天用(朱湘)《〈呐喊〉——桌话之六》有一节专门研究鲁迅小说“姓名的制作”，推敲鲁迅如何给小说人物起名字。作者提到孔乙己、老栓、小栓、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九斤老太、闰土、赵七爷、七斤嫂，认为这些令人感到趣味盎然的名字“不仅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且将中国的文明风俗也暗示出来。替书中人物起一个适当的名字，是大小说家所具有的本领”。诗人的艺术敏感触摸到鲁迅小说创作的神髓，但始终没有提到“假洋鬼子”这个显然也很能显示“小说家所具有的本领”的名字。也许在诗人看来，“假洋鬼子”之名还缺乏“浓厚的地方色彩”吧，也没有将“中国的文明风俗”给暗示出来吧。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从杂文角度全面论述鲁迅留日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思想与创作历程的第一篇大文章。瞿秋白在分析辛亥革命领导人的阶级局限与思想局限时，谈到“辛亥革命的怒潮”催生了“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其中一部分“新贵”的想法乃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他们是“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或许在瞿秋白看来，只有这样的“新贵”或曰“专权的诸葛亮”才有资格充当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才给“阿Q”们带来“'白铠白甲’的梦想”，而“假洋鬼子”之流则不足齿数吧，所以他这篇序言也始终未曾提及“假洋鬼子”。
从瞿秋白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末，许多认为《阿Q正传》意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文章都不提“假洋鬼子”，这恐怕也都是不承认“假洋鬼子”有资格代表辛亥革命领导层的缘故吧。
时隔十二年，又有一位论者谈及鲁迅小说“人物姓名的制定”。这次终于提到“假洋鬼子”，认为“我们'望文生训’，一见名字，就颇有些知道其为'何如人也’之概，所以于作品的成败，也是一种很可以使人注重的事项”。但如何从“假洋鬼子”之名“望文生训”，“假洋鬼子”究竟“何如人也”，论者并无具体展开。
有些文章虽然也零星提到“假洋鬼子”，却并未予以起码的重视，而且往往包含明显的误解，比如认为“比起那带假辫子的假洋鬼子，阿Q是多么的潇洒、爽快”；比如说“那位洋先生”的“装腔作势”与《风波》里的赵七爷毫无二致。阿Q以自己的有辫子鄙视“假洋鬼子”的无辫子，何谈“潇洒、爽快”。“假洋鬼子”和“赵七爷”显然风马牛不相及。还有人别出心裁，以文言文撰写《阿Q墓志铭》，竟以“留学生钱某”代替“假洋鬼子”。该《墓志铭》既忽略了作者独特的“姓名的制作”或“人物姓名的制定”之深意，也并未从正面论述“留学生钱某”之为人。
当时一些给《阿Q正传》进行逐段注释的专著，在不得不正面谈论“假洋鬼子”时，也仍然只从阿Q视角出发，将“假洋鬼子”简单定性为“并不是真正的新党”或“改头换面来维持封建统治”，便万事大吉。
《中华日报》副刊之一《戏》周刊于1934年8月19日创刊号开始，分19次陆续发表署名“袁梅”的话剧《阿Q正传》头两幕，这在“假洋鬼子”接受史上具有标志性转折意义。看这头两幕，还很难判断编者对“假洋鬼子”形象的整体理解。“假洋鬼子”只出现于第一幕。编者忠于原著，将其出场姓名确定为“钱大少爷”，并指明绰号“假洋鬼子”乃是“阿Q所称的”。但编者对小说原著也有大幅度改造，比如小说中“假洋鬼子”棒打阿Q时一言不发，剧中“假洋鬼子”则一边棒打阿Q，一边声色俱厉加以训斥，并勒令阿Q“从我们镇上滚出去”!鲁迅写“假洋鬼子”棒打阿Q时始终不发一言，或有深意存焉。“假洋鬼子”棒打阿Q、联手赵秀才在尼姑庵里闹革命并抢夺“宣德炉”、攀附“洪哥”、不准阿Q革命、直至“绍介”赵秀才进“柿油党”，小说一路写下来，很可能并不刻意保持其人格的前后统一，只是罗列辛亥革命前后基层领导者的一些乱象，因此改编者一开始就准备将“假洋鬼子”完全设定为反角，并不符合小说的实际。
但这也正是后来所有改编者共同的做法。
鲁迅逝世后不久，许幸之在1937年4月25日出版的《光明》半月刊2卷10期上一次性发表他所改编的六幕剧《阿Q正传》的第四稿，不久在延安演出，观众中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可谓盛况空前。该剧很快在上海和外地多处演出，作者为此还特地在1939年6月写出第五稿(定稿)。与此同时，华北剧作家杨村彬、朱振林改编的三幕剧《阿Q正传》和田汉在《戏》周刊基础上改编的五幕剧《阿Q正传》也先后发表，并多次在多地成功演出。
陈梦韶于1928年4月就完成了《阿Q正传》戏剧改编本《阿Q剧本》，1931年王乔南还根据《阿Q正传》改编了“滑稽电影剧”《女人与面包》。这两位青年改编者的改编基本上都失败了，也没有对“假洋鬼子”做出值得注意的处理。等到许幸之、田汉、杨村彬等人的改编剧本发表和成功搬上舞台，《阿Q正传》人物群像才真正突破单纯的文学阅读，立体地矗立在广大观众的眼前，其中就包括上述三种改编所设定的基本被否定被嘲笑的“假洋鬼子”形象。
有关《阿Q正传》戏剧改编与“假洋鬼子”舞台形象设计，须另文专门探讨，这里仅指出一点：许幸之和田汉的改编都大幅度增加了许幸之所谓“阿Q及其周围人物”的戏份，由此必然弱化小说原著中阿Q的绝对中心地位。剧本和舞台上的阿Q甚至被淹没在“周围人物”过于热闹的纠葛中，因此引起过许多批评，但另一个结果便是以往总被忽略的“假洋鬼子”形象在许、田改编中更加凸显，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或许正是在《阿Q正传》舞台剧的启发下，1946年6月蒋星煜发表了《论阿Q周围的人物》。该文不再坚持认为阿Q周围人物都是阿Q的这种“阿Q绝对中心论”，开始有意识地将视角离开阿Q，转向“周围的人物”，研究“周围的人物”如何造就阿Q，主张“从侧面去更深度地理解阿Q”，“假洋鬼子”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有了专节论述的待遇，列在“赵太爷论”之后和“吴妈论”之前。作者强调“假洋鬼子”归国后“仍旧回未庄做他的不劳而获的地主”，装假辫子的行为说明其浅薄的新思想很快屈服于封建顽固的旧思想，痛打阿Q的“哭丧棒”则是“剥削支配阶级的标记”。至于尼姑庵里假革命、骗取自由党的“银桃子”、卖弄与“洪哥”的关系，也都被纳入上述阶级论的定性分析。
蒋星煜文并未全面深入地论述“假洋鬼子”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联，更未触及作者与“假洋鬼子”的因缘、作者对“假洋鬼子”的复杂态度，而仅仅满足于对“假洋鬼子”进行阶级论的定性分析，仍属浅尝辄止的初步研究。但蒋文毕竟把“假洋鬼子”这个“阿Q周围的人物”从习焉不察的“阿Q绝对中心论”光环中拉出来予以单独审视，开启了后来“假洋鬼子”的专论模式，也启发后人注意包括吴妈、赵太爷在内的次要人物。
但蒋文打开的论述空间并未马上引来充分拓展。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些重要论文在阐释阿Q被“代表着封建势力的假革命者排斥”时，仍然只提赵秀才而不提“假洋鬼子”，甚至虽然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的“国民革命需要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以此阐明《阿Q正传》作者的历史洞察力，也未将“假洋鬼子”的所作所为(包括不准阿Q革命)跟辛亥革命的失败联系起来。
在当时绝大多数论者眼里，“假洋鬼子”作为次要人物的分量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假洋鬼子”重新进入公众阅读视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一阶段讨论的重心并不在小说《阿Q正传》本身，而是离开小说语境，将“假洋鬼子”当作可以随意粘贴的政治标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又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十大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如何调动一切有利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第九部分论述党内外“是非关系”，研究“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张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并批评历史上“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因为“学习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正是在这种特殊政治背景中，毛泽东突出地谈到了“假洋鬼子”——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
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是不准。
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这里显然是灵活借用鲁迅小说的故事情节来谈论党内的路线与政策，尤其涉及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如王明)的评价问题，却并非对鲁迅小说(包括“假洋鬼子”与阿Q这两个人物)作全面分析。但这段批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话十分重要：首先强调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其次肯定阿Q并非“反革命”，而只是“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有自然的革命要求，但没有正确的革命思想，更受到封建落后思想影响，这就好像社会上的“中间势力”或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允许这一类人改正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成为革命的力量，甚至成为中国革命主要依靠的力量。不准这一股势力和这一种力量参加革命，便是假洋鬼子的主要错误。
《论十大关系》无意全面分析《阿Q正传》小说本身，但联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直至《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与农民的论述，他的思想十分清晰，就是主张要团结教育广大“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使他们觉悟过来，成为革命所依靠的中坚力量。像“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他们革命，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国革命。如果将毛泽东这一论述具体运用到小说《阿Q正传》，则“假洋鬼子”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假洋鬼子”在小说中的地位因此也应该得到大幅度提升。
同样的意思，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结论)中也讲过，“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事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当时这段话主要针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但也泛指一般犯了错误而通过批评和帮助仍然可以改正错误、仍然可以继续革命的人。
《论十大关系》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但毛泽东对《阿Q正传》尤其是“假洋鬼子”形象的上述灵活借用，很快就出人意料地被一些论者转换为政治批判运动中随意给论敌贴标签的法宝。
先是徐懋庸1957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同与异》，说“最可怕的是戴上宗派主义的眼镜；那眼镜，使我们对于异派，只见异而不见同，对于同派，只见同而不见异。但就在同派中，异究竟还是难免的，而又不许存异；对于异派的来求同，自然更不允许，故阿Q有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悲哀”。徐懋庸是借鲁迅小说和《论十大关系》来批判“宗派主义”，由此为反右运动中被批判的“右派”辩护。
徐懋庸很快被打成右派之后，1957年底《文汇报》马上发表批徐的系列文章，其中一篇针对徐的《同与异》说，“徐懋庸所谓'同派中的异’，指的就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疯狂地要求党允许这些破坏分子在党内合法存在，不然就诬蔑党是'宗派主义’”。该文只是将徐懋庸版的“假洋鬼子”作为一顶帽子踢回去，却还并没有将它戴在别人(包括徐懋庸)头上。但该文所谓“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给后来许多论者带来灵感，纷纷将“假洋鬼子”定性为混进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即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买办、洋奴、投机革命诸特征的假革命与反革命。
1958年夏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杂文就显得更加来势汹汹，一口气列举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看不起民歌的某洋派十足的音乐家、上海华亭燃料厂某位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拿到硕士学位而看不起大胆进行技术革新的普通工人的工程师、暴露了类似思想问题的“有一位演员”与某“作家”。这些人崇洋媚外，鄙视和压制中国人民的自主创造，属于各行各业都存在的“死迷信洋人，又用洋人来吓唬中国人”的“假洋鬼子”的典型，其主要罪状就是崇洋媚外。
这种借用显然偏离了《论十大关系》批“假洋鬼子”的原意，也歪曲夸大了“假洋鬼子”那句“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真实所指。小说中的“No!”是“假洋鬼子”转述“洪哥”的话，底下一句“——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才是“假洋鬼子”给确乎不懂洋话的“赵白眼和闲人们”所作的解释。该文作者将毛泽东所说的“假洋鬼子”(不准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不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某些党内领导)修改为压制革命群众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专家与内行，给他们戴上毛泽东原话中没有而只是阿Q版的“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帽子，严重背离了《论十大关系》的初衷。
此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许多文章，比如扬眉《扫清假洋鬼子的阴魂》、周凡英《论〈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虞丹《“假洋鬼子”还活着哩!》、解胜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王中才《彻底砸烂“假洋鬼子”——读鲁迅小说〈阿Q正传〉札记》、潘开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大棒》，基本都沿袭了上述有意无意偏离《论十大关系》初衷而大肆夹带私货的实用主义政治影射与政治批判的套路。这些文章作者皆非高级干部，无缘细读《论十大关系》原文，只是跟在1957年底和1958年夏那两位有幸获得间接传达的作者的文章后面，发挥各自对“假洋鬼子”的理解，这就自然造成一种各显神通、五花八门的偏离原著而任意发挥的局面。
在上述混乱局面中，周凡英《论〈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显得与众不同。该文写于1962年底至1963年初政治空气一度宽松的时期，淡化政治影射而尝试进行学术探讨的意识相对比较自觉。作者不仅提出了后之论者必须认真对待的若干严肃话题，也取得了“假洋鬼子”阐释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些成果。
比如，该文继1946年蒋星煜《论阿Q周围的人物》之后，凸显“假洋鬼子”在小说中的地位，认为“《阿Q正传》，主要是为阿Q'立传’，作家不可能用很多笔墨刻画假洋鬼子。然而，无论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艺术上，假洋鬼子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阿Q的一系列遭遇，也就没有了整个《阿Q正传》。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又能够写得形象完整而鲜明，且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正足以显示出艺术家的高明”。从小说艺术分析的角度，作者如此强调“假洋鬼子”的重要性(几乎将“假洋鬼子”提高到跟阿Q双峰对峙的地位)，这在“假洋鬼子”接受史上是十分关键的一笔。
所谓“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乃是该文主要用力之点，即阐述“假洋鬼子”形象是鲁迅对于他从1907年《文化偏至论》所谓“荃才小慧之徒”到辛亥革命失败前后这一整个历史过程中观察到的各种投机革命者的高度概括，“鲁迅在假洋鬼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从绍兴的章介眉到全国的袁世凯，这一系列反革命投机分子的本质特点”，“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仅要打倒赵太爷、赵秀才，同时也要打倒假洋鬼子；万不可把后者误认作'革命党’”!列宁说优秀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周文认为在这点上鲁迅比托尔斯泰更深刻，鲁迅对“假洋鬼子”的描写已经“成为对辛亥革命——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历史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
“假洋鬼子”毫无疑问体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思考，但“假洋鬼子”是否如该文所说，属于“革命的投机者”乃至“假革命”和“反革命”，还是客观上“假洋鬼子”虽然妨碍了辛亥革命的顺利推进，主观上却仍然不失为一个“革命党”，只不过体现了那时候“革命党”普遍的软弱与盲目?这也是后来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
该文还认为，“假洋鬼子”不仅以其投机取巧，歪曲了辛亥革命，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还是制造阿Q“大团圆”结局的元凶之一，“无辜的阿Q，正是在他和赵家互相勾结的联合战线下，被砍掉脑袋的”。这里除了将阿Q被枪毙误作被砍头可以忽略不计之外，认为小说最后似乎不知所终的“假洋鬼子”居然暗中操纵了阿Q的被枪毙，这也是后来一直引起争议的观点之一。
在1976年10月之后迅速展开的“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也一度掀起了谈论“假洋鬼子”的又一个高潮。其中贯穿的红线，就是将过去“四人帮”戴在别人头上的“假洋鬼子”的帽子转手戴到“四人帮”头上，比如丁鸿元(上海第三机床产)《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四人帮”的文明棍》，以及(战士)李延壮《从“假洋鬼子”的棍子说起》，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四人帮”曾经挥舞的“假洋鬼子”这顶帽子来回敬“四人帮”。
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又催生了从各个角度给“四人帮”戴“假洋鬼子”帽子的大量批判文章，如胡鉴《斥假洋鬼子》、范印华《“四人帮”与“假洋鬼子”》、龚依群《“四人帮”与假洋鬼子——重读鲁迅〈阿Q正传〉》、杨祈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四人帮”是一伙假洋鬼子》、高秦生《学习〈论十大关系〉的一点体会：贾桂与假洋鬼子》、钟问《“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假洋鬼子》。甚至一些当时尚未解散的“大批判组”也参与进来，大批特批“四人帮”如何作为“货真价实的假洋鬼子”，破坏我国的远洋船队建设。
但也就是在这种集体写作的浪潮中，逐渐出现了回到小说文本、对“假洋鬼子”展开深入辨析的学术尝试。
石磊的《假洋鬼子与辛亥革命》一半篇幅还是揭批“四人帮”，但与此同时也试图对“假洋鬼子”进行学术性研究。这主要围绕“假洋鬼子”的阶级属性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该文认为假洋鬼子“有封建地主阶级的血统，又有买办资产阶级教育的烙印。他的一副洋奴相就充分表明，他的出国留学绝不像一些进步的青年为了寻求挽救国家的真理，而是为了出洋'镀金’，更好地充当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鹰犬。概言之，假洋鬼子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假洋鬼子的剪辫子—戴桃子—打棍子，其实就是投机—篡权—撕下革命的伪装打击革命力量的反革命三部曲的艺术概括”。该文将“假洋鬼子”直接比作“四人帮”，这种研究自然无法深入，许多问题还只是在1963年周凡英文章的水平上原地踏步。
最先告别贴标签的政治影射，努力从小说文本内外的证据出发，系统研究“假洋鬼子”的，当首推杜圣修《假洋鬼子形象辨——与有关同志商榷》。该文列出当时流行的关于“假洋鬼子”的三种主要说法，即“假洋鬼子”和赵太爷、赵秀才一样同属地主豪绅阶级的代表或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假洋鬼子”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或地主买办阶级的典型、“假洋鬼子”是和封建势力有血肉联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然后逐条予以剖析，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假洋鬼子”是“辛亥革命前后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善于投机而毫无特操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典型”。
杜文旨在给“假洋鬼子”进行阶级论定性，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其具体内容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有出入，却很难有根本性的独创和突破。尽管如此，作者在辨析他人观点和提出自己观点时所显示的对小说文本与细节的熟稔，仍然可圈可点；他从鲁迅致山上正义信中提到的“阿Q派”与“少爷派”引申开去，将鲁迅塑造阿Q和塑造“假洋鬼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过于强调给“假洋鬼子”进行阶级论的定性分析，历史研究的兴趣冲击了文学研究的任务，杜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暴露的自相矛盾也启人以思。比如为了否认“假洋鬼子”是封建豪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处处将“假洋鬼子”与赵秀才区别开来，强调赵秀才的陈腐、卑怯和投机，突出“假洋鬼子”的思想新颖、行动果敢与投身革命的真诚性(比如说假洋鬼子在武昌首义不久、袁世凯大军压境、革命火种随时会被扑灭的关头果断揭开未庄革命序幕，并在全未庄人害怕“剪辫”而不敢上城时，孤身一人活跃于未庄和“城里”之间)。杜文甚至以阿Q不“投降”赵秀才而“投降”“假洋鬼子”为证据，进一步确认钱、赵二“少爷”的区别。这都是对“假洋鬼子”的肯定。但杜文为了将“假洋鬼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秋瑾等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左翼区别开来，又强调“假洋鬼子”的全无特操与投机革命，甚至将“假洋鬼子”比附为湖北立宪派头目汤化龙、勾结清政府巡抚程德全的江苏立宪派、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杀害秋瑾的章介眉，说“假洋鬼子”跟他们一样，“当清朝统治在革命洪流冲击下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候，他们又亮出'革命’的旗号”，这就显得前后矛盾。杜文所举汤化龙、袁世凯、章介眉诸人在革命前后都不曾像“假洋鬼子”那样奔走革命，或很快以革命党现身，而只是像赵秀才那样假惺惺地拉拢“假洋鬼子”，他们之间并无可比性。杜文还引用鲁迅《补白》所谓“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来佐证自己的上述比附，其实这些连忙自封的“草字头”并非“假洋鬼子”，而是在革命爆发时惶惶不可终日、不得已才巴结“假洋鬼子”乃至向自封的革命党阿Q输诚的赵太爷、赵秀才和城里的白举人之流。
上述自相矛盾和认知错位，显然是忽视阶级论定性分析与文学人物复杂性之间巨大落差所必然导致的现象。为了将“假洋鬼子”定性为辛亥革命前后带有浓厚封建性而又善于投机的资产阶级右翼，杜文甚至不惜将“假洋鬼子”等同于从发动戊戌变法到转化为保皇党再到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辈，这就过于牵强附会，在年龄辈分上也出入太大。最后杜文将“假洋鬼子”坐实为杀害阿Q的元凶，认为“在赵府被抢案发生后，他充当主要谋主，对于无辜的阿Q进行卑鄙的栽赃陷害，把他作为抢案主犯送给把总当作'杀一儆百’的材料杀头示众了”，这还是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初周凡英缺乏小说文本内部证据的观点，与作者在其他方面对小说细节的熟稔判若两人。
杜文虽然基本走出了机械论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影射，也十分注意研究小说文本内部的细节，但因为热衷于以历史研究领域流行的阶级论定性分析方法来解剖复杂的文学人物以及作者的隐微命意，结果不免顾此失彼。
在杜文之后，过度的历史兴趣任意冲击文学阐释的现象不绝如缕，而为了将“假洋鬼子”定性为反面人物，不惜自相矛盾，在肯定“假洋鬼子”某些进步性的同时仍让其担当诸多罪恶(从导致辛亥革命失败到充当杀害阿Q的主谋)，诸如此类的论述与争辩后来也屡见不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假洋鬼子”研究，在彻底摆脱实用主义政治影射之后，更自觉地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假洋鬼子”形象塑造与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之关系，二是“假洋鬼子”阶级属性问题，三是作者鲁迅对假洋鬼子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四是鲁迅塑造“假洋鬼子”在艺术手法上有哪些特点。
张杰、魏建认为，“假洋鬼子”是具有封建思想传统的帝国主义买办和崇洋媚外的洋奴，也是投机革命的假革命党。鲁迅在塑造阿Q的同时着墨于“假洋鬼子”，更能帮助读者认清辛亥革命时期落后的民众与假冒的革命者的相互关系——
由于阿Q的不觉悟，他才去投降“假洋鬼子”；也正是因为以阿Q为代表的群众的不觉悟，“假洋鬼子”之流的投机革命才能成功。
作者正是由此阐发鲁迅塑造“假洋鬼子”的创作动机，乃是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者与民众的悲剧性隔膜。
屈正平也认为“假洋鬼子”属于“洋奴、买办、投机革命的反革命阴谋家”，并由此推断小说中的“假洋鬼子”后来虽不知所终，但按照其本性必然不肯安分守己，一定会“乘乱抓权，钻到更高的政权机构中”。屈文引用鲁迅《铲共大观》的话来自圆其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投机革命、像蛀虫一样钻进革命队伍以腐蚀革命的假革命、反革命，正是当时许多文章所认定的“假洋鬼子”的标准像。
但也有青年论者不同意将“假洋鬼子”的一系列行为定性为“投机革命”，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就具有“假洋鬼子”在未庄的革命中所暴露的种种缺点。“假洋鬼子”的缺点不仅不足以说明他的“投机”，反而证明只有“假洋鬼子”才是那时候有缺点的革命策略的忠实执行者。论者根据《头发的故事》以及鲁迅在其他杂文中关于“剪发”的痛苦回忆，大胆提出鲁迅在塑造“假洋鬼子”这个人物时，多少也流露了一些同情和理解。论者还进一步指出，以往对“假洋鬼子”的苛求与批判，乃是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方法以及误解了毛泽东关于“假洋鬼子”的论述的结果。尽管如此，作者在结论部分仍然认为“假洋鬼子”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带有洋奴气息的知识分子，是地主阶级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政治代表”，这就又落入阶级分析的机械论窠臼，显出持论的某种游移不定的特点。
苏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资产阶级政治软骨病思想幼稚病患者”——“假洋鬼子”形象辨析》，将阶级论定性分析方法推向极致，因此也突破了这种方法常见的机械呆板，同时更多求助于精微的文学研究与切实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从正面研究辛亥革命的特点，以显示鲁迅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把握之准确，而且高度重视《阿Q正传》的艺术特点在于以阿Q为叙述视角，比如强调阿Q对“假洋鬼子”的厌恶很容易被错认为作者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在上述几个关键问题上，苏文都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对“假洋鬼子”最清醒最准确的认识。
苏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阿Q正传》研究中，多年来沿循着一种见解，认为'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标准的反面人物，本人持不同见解，认为'假洋鬼子’是辛亥时期新兴进步的资产阶级新派的代表之一，是资产阶级政治软骨病思想幼稚病患者，体现了该阶级软弱动摇、幼稚短识、浅薄轻浮的阶级性格，寄托了作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及其辛亥革命既惋惜又失望的情绪和既同情又批判的态度”。
苏文认为以往将“假洋鬼子”视为投机分子、反面人物，主要有四条致误之由，一是将阿Q对“假洋鬼子”的恶感当作作者的态度，二是在阿Q和“假洋鬼子”的对立中过分同情阿Q，三是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有偏差，四是把被讽刺的人物简单等同于反面人物。文章逐次讨论上述问题，尤其结合《阿Q正传》小说来正面讨论辛亥革命，强调作者所讽刺的人物并不等于应该全盘否定的人物，这都显示了文史研究应有的深度。
尊重小说叙述特点，区分阿Q厌恶“假洋鬼子”与作者对“假洋鬼子”的复杂态度，这一卓见即使在新世纪以后若干研究“假洋鬼子”的文章中也并不多见。讨论阿Q与“假洋鬼子”的关系，作者抛弃了以往常见的黑白分明、厚此薄彼、偏袒阿Q而贬低“假洋鬼子”的机械二分法，将“假洋鬼子”与阿Q的对立理解为鲁迅小说多次写到的留学生阶层同落后群众的隔膜，这在小说《阿Q正传》中被戏剧化地描写为“一方投之以谩骂，一方报之以棍打”，“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对立对双方都是一场悲剧，新派缺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以致势孤力单难免 失败，群众没有先进阶级近代文明的引导丧失了自身改造的良机”。在作者看来，这正是鲁迅当时所理解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本质。“假洋鬼子”并非统治者或统治者的帮凶，他完全有资格充任中国资产阶级新派的代表，只不过这个代表既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某些长处，也代表了这个阶级的种种弱点。苏文由此否定“假洋鬼子”投机革命的说法，认为“投机革命”的并非“假洋鬼子”而是赵秀才之流。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并非投机革命者的破坏所致，这毕竟是外因，内因乃是“假洋鬼子”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派本身的弱点。辛亥革命的失败应归咎于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本身，他人无资格担此责任。苏文认为正视这一残酷事实，才是鲁迅的历史洞察力所在。
苏文还特别强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关键在于尊重创作的特殊规律以及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非文学文本的特殊性。比如鲁迅的无情讽刺乃是针对《阿Q正传》所有人物，阿Q首当其冲，但许多学者因为束缚于机械阶级论，看不到鲁迅对阿Q的辛辣讽刺，却任意夸大鲁迅对“假洋鬼子”的讽刺，从而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框框硬套在阿Q与“假洋鬼子”身上。正如鲁迅讽刺阿Q并非彻底否定阿Q，鲁迅讽刺“假洋鬼子”也并非简单否定“假洋鬼子”，后者只是表达了他在当时认识水平上对“假洋鬼子”代表的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新派人物既抱有希望和同情又在看清其本性和弱点之后产生失望和反感的复杂态度。苏冰认为只有感受到鲁迅的这种对人物和历史的复杂态度，“才能发现作者深邃已极的思想洞察力。所谓'投机说’则大大削弱了作品本身具有的思想深刻程度”。苏文无疑将上述韦明所谓鲁迅理解和同情“假洋鬼子”的观点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李桑牧的《怎样理解〈论十大关系〉中对于阿Q典型的论述》。该文初稿于1983年，完稿于1986年，主要针对1957年和1976年这两年前后两度掀起的根据《论十大关系》来分析小说《阿Q正传》的热潮，认为那都是“对经典著作个别论述机械照搬的学习方法”，重点乃是阐述阿Q形象中所包含的封建剥削思想的流毒，但也兼及“假洋鬼子”，并提出了三点堪称独特的发现。第一，反对过去全盘否定“假洋鬼子”的做法，认为至少要肯定这个人物形象最初诚然乃是“在那个阴暗、陈腐、停滞的环境里露出了一线从未有过的微弱的光”，但作者塑造这“一线从未有过的微弱的光”，主要目的还是彰显阿Q如何“痛恨这一线光”，至于这一线光后来如何消逝，乃是附带之笔墨。第二，突出分析了阿Q为“假洋鬼子”所拒的细节，强调“假洋鬼子”的过错仅仅在于盛气凌人，不肯耐心倾听阿Q的心里话，而并未真的不许阿Q革命。至于阿Q为何在“假洋鬼子”有限的耐心所提供的机会中，一再嗫嚅难吐其投降革命的心曲，主要还是阿Q本人对革命的诸多错误认识导致，责任在阿Q而不在“假洋鬼子”。第三，鲁迅写“不准革命”这一章，真正的意图不是批判“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而是揭露阿Q不准小D革命这一更加关键的行为中所包含的阿Q思想中的封建正统的流毒。李文始终站在鲁迅写“假洋鬼子”乃是为他写阿Q张目这一基本立场，由此分析“假洋鬼子”形象，不乏洞见。但李文也忽略了应该如何跳出“阿Q绝对中心论”的窠臼而相对独立地看待“假洋鬼子”。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假洋鬼子”研究不绝如缕，但总体上还是沉寂了许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具体考证。
比如有学者发现“银桃子”乃“中华自由党”党员的徽章，其形状确如一个桃子，顶部是根蒂，还有三片叶子，系银灰色锡制品，还有当时领取“银桃子”的四角现洋收据，“此事虽小，却使我们再次体会到鲁迅对待创作的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
《野草》研究专家闵抗生研究“假洋鬼子”很细致，他认为“假洋鬼子”和阿Q是未庄“两个醒目人物”，“假洋鬼子”的重要性可比阿Q。“革命”前“假洋鬼子”在未庄人眼中地位“仅高于身处末流的赵白眼和赵司晨”，这主要跟赵钱两家权势之大小有关。赵家势大，钱家屈居其次。赵太爷可以不许阿Q姓赵；阿Q只因“调戏”了赵府女佣就被弄得一无所有，无法在未庄立足，而他公开辱骂钱大少爷，却只不过挨几下“哭丧棒”。其次赵钱两家的大少爷虽然都曾是“文童”，但一则成了秀才，一则只是不光彩的“洋鬼子”。闵抗生特别注意到“革命”以后未庄人在辫子问题上各种应对措施的细微差别背后各自的打算，这一向为人所忽视。但闵抗生对“假洋鬼子”一味地贬低和批判，仍不能越出“投机革命说”的成见。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认为“假洋鬼子”是构陷阿Q的罪魁祸首或“主谋”，闵抗生为了证明“假洋鬼子”是“(少壮)绅士加流氓”，更进一步认为“假洋鬼子”上城不仅取得“银桃子”，还将白举人在赵家寄存财物的消息透露给“把总”。赵家抢劫案是“假洋鬼子”与“把总”秘密合作的一出戏，预示着“革命”以后城里和未庄的新一轮权力分配，“假洋鬼子”是在这种情况下将阿Q拿出去做替罪羊的。这种细密推理固然说明“假洋鬼子”研究的深化，但也因为并不具有小说内部的有力证据而流于主观臆断。
进入21世纪，当一些研究者再度闯入“假洋鬼子研究”这个似乎陈旧的领域时，对以往研究历史已然不甚熟悉，遂不免将许多旧话题当作新发现，以新的学术话语来重复以往的探索。相对来说，关于鲁迅与“假洋鬼子”的因缘，即“假洋鬼子”形象中有无鲁迅的自传因素，“假洋鬼子”是否为鲁迅的“夫子自道”“夫子自况”，还显得有些新意。但这一类的研究以往也并非完全没有触及，只是后来的探索更少顾忌，某些局部问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一些而已。
比如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说，“自《阿Q 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对阿Q这一形象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说，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但在'假洋鬼子’的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都认为'假洋鬼子’是一个毫无疑问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假洋鬼子”就不再是“毫无疑问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该文提醒读者不能盲目跟在阿Q后面厌恶“假洋鬼子”，也忽略了以往研究者如苏冰、韦明、李桑牧等早已阐明的阿Q的态度并不等于作者的态度的道理。
尽管如此，该文将鲁迅剪辫和装假发的屈辱经历与小说中“假洋鬼子”的类似遭遇相互印证，又将鲁迅杂文所说“辫子”问题与《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相对照，还是显得更加细致和系统。作者由此提出“假洋鬼子”包含了作者“若干自况意味”，并推测鲁迅在小说中拿为人所不齿的“假洋鬼子”来表达某种自嘲和反讽，其情形好比鲁迅因为与创造社论战而被诬为“封建余孽”，就索性以“封之余”做笔名一样，总之“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同狂人、孔乙己、魏连殳、陈士成、高尔础等人并列成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一员”。
这种论述大致不错，可惜未能进一步揭示鲁迅借“假洋鬼子”进行反讽性自嘲，除了对“假洋鬼子”之流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同情，更多还是为了摆脱自身思想和经历中“假洋鬼子”的阴影。唯其如此，鲁迅才能在一定的心理距离之外对“假洋鬼子”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
该文很快获得附和，也引起不少争议。但无论附议和争议，都未能超出该文已经打开的思考空间，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切实推进20世纪80年代已有的研究成果。
在上述思考的延长线上有所推进的是李永东，他主张“谈论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需要考虑中国的半殖民文化语境，需要进入此语境下鲁迅的经历和体验。而且，不能孤立地看待鲁迅笔下的钱少爷、N先生、短期班的清国留学生等'假洋鬼子’形象，而应把具体的形象置于有关'假洋鬼子’的文本系统中来分析，这样才能接近鲁迅的创作初衷”。质言之，“由半殖民中国带来的屈辱体验以及对半封建中国进行启蒙的愿望，是鲁迅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也是理解鲁迅笔下'假洋鬼子’形象的关键”。
将鲁迅创作“假洋鬼子”形象的初衷和动因归结为“屈辱体验”和“启蒙愿望”的合力，确实发人深省。但“屈辱体验”仅仅来自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过程吗?“启蒙愿望”只是针对“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现实吗?在鲁迅的创作中，“屈辱”和“启蒙”究竟如何形成水乳交融的合力?李文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没有谈透。
目前对“假洋鬼子”的研究并未功德圆满，只是因为缺乏更新的史料与史识的支撑，才不得不暂时进入一个新的沉寂期。诚如上引李永东文所说，倘若真能深入剖析“文化语境”和“文本系统”，“假洋鬼子”研究应该还有新的话题可以发掘吧。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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