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摄于漠河
编者按
本文是陈平原教授应约撰写的一篇带有思想回顾与学术自述性质的文章，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道路与时代的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从中可见一代学人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亦为当代青年学子留下多方面的启示。本文初刊《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迹
《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迹》前记
去年六月，原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老同学李萍来信，说她和徐南铁正在组织一部题为《岁月：改革开放时代的生命记忆》的书稿，拟约请20位作者，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以个人生命的经历与思考为焦点，说出自己思想的轨迹以及改革开放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最初说十月底交稿，后又提前到8月底，之所以快马加鞭，是希望年底出书。于是，我放下别的工作，准时完成任务，同时跟主编说明，我会将此文交报刊发表。因疫情变幻莫测，各地民众生活及工作大受影响。眼看书稿出版略有耽搁，我将初刊《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的文章，交给“论文衡史”公众号推送。
史学大家何兹全晚年出版回忆录，题为《大时代的小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当初一见书名，心有戚戚焉。回首平生，得失成败，确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但“大时代”的影响与制约，无疑更具决定性。
比如，若非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人生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样——我相信很多七七、七八级大学生，都会有此深深的慨叹。正因此，我的“学术纪事”，只能从那个地方说起；至于此前的下乡插队等，只在需要时略为提及。这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学者，写自传时喜欢从儿时嬉戏，一直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步履艰难
阅读年轻一辈学者乃至博士生的档案，常常感叹，他们的学术条件实在太好了，从小受那么好的教育，一路走来，不像我们那样磕磕绊绊。我以及我的同代人，大都长期赤脚走在布满荆棘的山路上，那种举步维艰的窘迫，后来者很难想象。从政或经商的，也许会感激“艰难玉成”；而对于学者来说，抛书弃学多年，那缺憾永远无法弥补。
随着时光流逝，加上某种记忆的选择/淘汰机制，我们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迹，基本上已湮没在荒草丛中。去年年底，因某种需要奉命填表，院系领导审核时发现一个“漏洞”，跑来找我核实：为什么你1969年10月就参加工作，而高校教龄却是34年？我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给他解释文革中很多知青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多年后政府为补偿这一代人的“青春损失”，决定所有知青的工龄从下乡那一刻算起。至于高校教龄，则只能追溯到我1987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但若是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后才在岗读硕士博士的，则教龄可以连续计算。故事讲完，不仅是他，连我自己也惊讶——我们活成了遥远且神秘的“传说”。
不久前，北大开展“对现任中层管理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进行档案专项审核”，我的档案显示：第一，获硕士学位时间存疑——我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均为1984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校长签署，可我当年9月已进入北大念博士。那是因为，按照学制（七七级大学生春天入学），四年本科加三年研究生，我本该1984年年底才完成硕士学业；可北大率先调整学制，那届研究生在学时间缩短为两年半，博士统一为秋天入学，我只好提前半年完成中大的学业，北上求学。好在毕业证书上写得很清楚，我“1984年9月已按三年制研究生培养计划完成全部学业，经过考试及毕业论文答辩，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第二，下乡履历不全——我明明填了“1969.10—1978.01为插队知青”，中间教了几年书，这有什么疑问？看来，今人不理解什么叫“民办教师”。第三，档案里缺少硕士入学表格——人事干部问我能不能补上，或请中山大学出具“原件丢失”的证明。这下子我很不客气了，回应称：对于研究者或人事干部来说，解读档案是一种基本技能，必须了解档案管理的演进，熟悉不同时期表格的填写方式（包括条目与禁忌），那样一上手，马上明白该放置在什么时空，用什么眼光及方法来解读；而不是反过来，靠改造档案来适应今人的眼光和趣味。四十年前我在中大本科毕业，接着读硕士，大概因是本校学生，没再填写新生入学登记表，这有什么奇怪？今天有关部门为了管理方便，竟想改造那些带着历史尘埃因而不太完美的档案，这实在太不严肃了。
1982年初大学毕业照
若一味以今律古，会闹出很多笑话的。须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学位制度才逐步建立，档案管理也随之日渐完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又是北大中文系最早招生的博士生，我的求学经历，显示在档案里，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那是因为，当初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才接到教育部通知，需进行博士资格考试，于是只好两步并作一步走。论文答辩，学校没钱，规定打印稿不得超过十万字，故如今北大图书馆及档案馆保存的，其实只是我博士论文的“下编”（题目也因此有所变动）。所有这些，对于制度完善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很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放长视线，我们确实属于“很不规范”的一代——从小到大，再到老，碰到那么多沟沟坎坎，随时可能翻车，整个人生跌宕起伏，神出鬼没，不像此前此后的几代，很容易一眼就望到头。面临各种转折，自然“有趣”或“无奈”的故事就特别多，这既是我们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骄傲。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我们这一代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艰难与辉煌；因此，描述自家足迹时，单说“歪歪扭扭”还不够，最好添上“但一直向前”，方才显得完整且真诚。
不久前，应邀编《陈平原文集》，我在《总序》中称：“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状态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劳作勤奋，成绩有限。恰逢连续急转弯的大时代，个人无法遗世独立，文革中的蹉跎岁月，八十年代的艰难崛起，九十年代的勇猛精进，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抗争，都只是努力顺应时势。静夜沉思，常觉扪心有愧。”
二、高考作文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与获益者，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有很多共同的命运与感受。我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初的高考作文曾刊载在《人民日报》上，因而收获了很多不虞之誉，乃至每回纪念恢复高考制度或改革开放成就，常被邀请发言或撰文。考场从来不出好文章，更何况那是中断了十几年、刚刚恢复的考场。三十年后，曾有好事者将这篇作文搁在网上详细点评，好好娱乐了一番。明知此文很不理想，可我一点都不脸红——当初确实就这个水平。复旦大学出版社为纪念恢复高考制度而组织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我的那册题为《压在纸背的心情》（2011），竟破天荒地收入这篇初刊1978年4月7日《人民日报》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在序言中我是如此辩解的：“我当然明白此文的毛病，可就像小孩子穿开裆裤一样，没什么好害羞的。更重要的是，这文章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得以走进'八十年代的春天’。”
1992年，我写过一篇自嘲性质的随笔《永远的“高考作文”》，结尾有云：“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没想到，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端，其后的逐步展开，更是大大出人意外。不说我自己撰文或媒体专访，就谈其如何成为“标志性事件”，汇入关于改革开放大潮的追忆与陈述。
《文史参考》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高端时事/历史杂志，其2011年6月（下）“建党90周年专刊”，刊登《“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陈平原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央视十套（CCTV-10）的《读书》节目，2013年3月17日播出45分钟的专题片“我的一本课外书之陈平原”，节目最后，主持人专门赠我放大并加镜框的《人民日报》所刊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复制件。2019年新华社“新青年”制作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节目，选择七个人，代表七十年，选择很严，层层审批，尤其我这一集，据说踌躇再三。谈论1969至 1979这十年，怎么书写都是陷阱，最后选择“恢复高考”作为标志，明显是为了回避矛盾。同年，朋友转来“羊城派”关于中山大学校史馆开馆的报道，特别提及该馆入藏我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更是让我惴惴不安：都四十年了，还在“吃”高考作文，实在没出息。前年，为了“呈现中国高考制度的变迁以及对考生带来的深远影响”，国家外文局主管的《人民画报》及英文刊“China Pictorial”2020年第8期刊出中英文版的《改变命运的高考》，则是编辑从我以往文章中摘编的，我只被要求授权。
1978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平原的高考作文（图片来源：腾讯网）
一篇高考作文，竟有如此魔力，诸多戏剧性变化，乃大时代的投影。不是我特别出色，而是当代中国史叙述需要这一笔。1978年的《人民日报》，其实共刊登了五篇高考作文（分两次），之所以屡次选择我作为恢复高考的表征，除了我生活在北京，在学界比较活跃，媒体很容易找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作文题目。当年《人民日报》刊出的山西作文题为《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安徽的则是《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这些都太紧跟形势了，时过境迁就不能用；还是广东的《大治之年气象新》以及北京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比较稳妥。2017年12月，我大病初愈，赶回中大参加七七级同学聚会，活动中好几位老师提及我的高考作文，还披露了一个秘密——那年广东的高考作文题是中大中文系金钦俊老师出的。至于阅卷人以及是谁推荐给《人民日报》，可就无法查证了。
在《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2022）的后记中，我不惜“自毁形象”，透露自家并不辉煌的高考成绩。能考上中大，对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从没想过要去查分数。两年前，因工作需要，请中大中文系到档案馆查我当年的高考成绩：语文92，数学67，政治75，史地76.5——除语文外，各科成绩并不高，只是碰巧作文满分，才有了日后诸多神奇故事。
三、五四研究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的最大特点是一进校门就碰上了思想解放运动。1978或1979年，很多名校中文系学生在各自校园里创办文学杂志，为改革开放以及文学的春天、科学的春天“鼓与呼”。在我们的想象中，1979就是1919，都是思想解放运动，都讲民主与科学，都推崇自由意志与批判精神，故不妨借助此古今对话与比附，安顿自己的精神向度与历史定位。
多年前接受专访，我曾谈及这一点：“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不信你查查八十年代那些重要的思想文本，'五四’绝对是个关键词。我们不只反省文革，反省共和国的历史，也反省'五四’。'寻根文学’是在跟'五四’新文化对话，《河殇》也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阐发。对于八十年代的学人来说，一步步溯源，首先回到'五四’，然后，在短短的几年间，将'五四’的这一套思想方法和政治行为迅速地重演一遍。”（《我的“八十年代”——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新文化运动”不同于“五四运动”，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不无区隔（参见拙文《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2019年7月31日《中华读书报》）。但在“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二者往往被混合使用、交替表彰。进入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与国学热兴起，“五四”不再是精神旗帜，在很多场合甚至成了批判对象（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端倪）。很多昔日同道，逐渐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我因选择现代中国文学、教育及学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故长期坚持与“新文化”及“五四”对话，并没有随时代风潮转向。
2005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的“导言”中坚称：“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英文版封面
2009年，我又补充道：“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走不出的“五四”？》，2009年4月15日《中华读书报》）
2015年，我谈及：“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
大概鉴于我对五四立场的长期坚守，2019年4月12—13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主办的“五四@100”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被邀请作两个主题演讲之一。在《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看五四以及五四研究》的演讲中，我着重阐述这三个关键词——“关键时刻”、“触摸历史”、“思维操练”，称此乃我从事五四研究的基点，既是立场，也是方法。
作为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文化热”的阅历、感受与思考，给我研究“新文化”及“五四”提供了很大帮助；反过来，这一持续展开的历史研究，又使得我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功过得失，有较为深入的体会与阐发。我的学问与人生，虽也移步变形，但初心不改，很大程度得益于对这两个互相支撑的思想基点的继承、质疑与超越。
不久前，我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增订版撰写序言，再次阐发为何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以及如何在写作中兼及思想与学术：“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论五四这样兼及历史与现实的话题，我不仅需要撰写多次获奖且有英译本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也不惮超越专业视野，追求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论述。这也是我之所以偏爱眼前这册不怎么专业、近乎'有我之学’的小书的缘故。”
四、业余编辑
作为学者，撰写并出版得到学界广泛赞誉的专业著作，那是职责所在，每个时代的好学者都会这么做。若问我的“五四”及“八十年代”精神印记到底体现在哪里，我可以明确答复：第一，业余编辑；第二，两副笔墨。前者落实我的社会担当，后者则体现我的文章趣味。
在众多自家著作的勒口，除了学术经历、获奖及著作外，还有这么两句并非多余的闲话。“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2014年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随笔，谈论胡适作为“舆论家”的角色认定，结论是：“可以说，办刊物是学有余力出而经世的独立的知识者介入社会政治的最佳途径。”（《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书城》1996年第3期）这句话，某种意义上也是“夫子自道”——从1979年初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参与创办学生刊物《红豆》起，我就一直对办刊“念兹在兹”。虽说因内外条件限制，无论思想深度还是社会影响，《红豆》无法与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主持的《新潮》《国故》《国民》相提并论，但启迪我借编刊坚守学术立场或介入社会变革。
经由多次公开演讲，我最终写定的《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有两节专谈“办杂志”与“出丛书”。八十年代的参与编辑《红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化：中国与世界》《东方纪事》，我扮演的是“观察家”与“实习生”角色；真正挑大梁，发挥主导作用，是以后的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友人合办《学人》（1991—2000），开篇就提“学术规范”；十年后主编《现代中国》集刊（2001—2014），则主要谈“有情怀的专业研究”，这些都是有感而发，目的在纠偏救弊。这其中，作为民间办刊的代表，《学人》《现代中国》以及《文学史》（1993—1996），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曾留下小小的印记。
《学人》第1辑封面（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三十年间，之所以花那么多精力，参与民间办刊以及主持学术丛书，背后的立场与思路，乃坚信“学在民间”。明确表达此思想倾向的，有我初刊《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的《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以及发表在《读书》1993年第5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后者当初引起很大争议，随着时势迁移，又被看作学术转型的象征，被各种选集收录。
我之深度投入民间办刊的努力，到2014年底基本告一段落。在初刊《读书》2012年第2期的《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中，我曾辨析不同时期“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若是著名学者，还可勉强“特立独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师，想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那纯属“自我放逐”。大判断已经下了，只是一时难以割舍；又观察了两年，终于宣布《现代中国》暂时停刊。原因是，一旦进入这套“游戏”，为了适应“规则”，必定变得亦步亦趋，患得患失，很难再有独立寒秋、挥洒才情的勇气。
眼下虽说还在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学报》（2010年起），但那是代表北大中文系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携手，与原先设想的“学在民间”有很大距离。这属于操正步，标准化制作，不再有自由发挥的余地，自然也就缺少了理想、激情与想象力。
其实，若谈我那加上引号的“编辑生涯”，投入更多且成绩较好的，应该是主编众多学术丛书。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学术史丛书”（1995年起）、“文学史研究丛书”（1999年起）、“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2009年起）、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台湾学术丛书”（2000年）、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2000年起）、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2002年起），以及香港三联书店主导的“三联人文书系”（2008年起）等。业余编书，目标当然不仅仅是出几本好书，更希望借此引领风气、积聚队伍、培养人才。多年运作下来，自觉有学术眼光，但欠缺实际操作能力，往往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具体主编丛书的经过及经验教训，这里就不详述了。
五、两副笔墨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追求著作的传播面，虽偶尔被批评家或文学史家在谈论“学者散文”时提及，但一般情况下，只能算比较会写文章的教授。作为学者，我讨论“述学文体”的演进与得失，既是理论自觉，也是工作实践。而作为读书人，我讲究笔墨情趣，那既是个人性情，也与我的文学史见解有关。
十多年前，我在《〈读书〉的文体》（2006年2月16日《南方周末》）中称：“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此前十年，我在“学术文化随笔”热中，表彰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称其思想上追摹《新青年》，文体上学习《语丝》，其特点是“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杂谈“学术文化随笔”》，1996年9月21日《文汇报》）。
我写学术随笔，或称“另一种散文”，其源头也是《新青年》与《语丝》，而实际触媒则是三联书店创办的《读书》杂志，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主持的“学术小品”丛书。所谓“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有技术上的考虑，如希望张弛有度，保持必要的写作激情与管控能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视野、文章趣味以及社会责任感。
即将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陈平原文集》，依题材及时间略为分类，大致是文学史（1-5卷）、学术史（6-10卷）、文化史（11-15卷）、教育史（16—20卷），最后四卷乃散文随笔。其实，不仅最后四卷，前面那二十卷，也不全都是专业论文。坚持两手写作，兼及论文与随笔，是我治学的一大特点。论著不够专精，有个人能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旨趣：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当然，因内外各种因素制约，我介入社会变革及思想文化建设的努力，很少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因此类话题，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还要说”。
陈平原《想象都市》，三联书店2020年版
将近十年前，我在谈及自家的“都市研究”之所以文体混杂时称：“只要用功，我们谈古代城市，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而一旦涉及当下的中国城市，则很可能捉襟见肘。有幸（或者说不幸）经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高歌猛进’因而也最容易'百弊丛生’的时代，像我这样既非身负重任，也非学有专长的人文学者，做不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诗），那就只能写点针砭时弊的杂文随笔，为大时代留点印记。说到这里，我终于想清楚了，自己之所以做城市研究而不够专注，著述体例芜杂只是表象，关键是内心深处一直徘徊在书斋生活与社会关怀之间。之所以采用两套笔墨，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在与学界对话的专著之外，选择了杂感，也就选择了公民的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当初长枪短棒一起上，以为真能“闯出一番新天地”；最终结果，不说落荒而逃，起码也是志大才疏，仅收获了几册小书（参见拙文《“城市”怎样“阅读”——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其实，不仅谈都市文化，我的整个研究都面临两副笔墨乃至两种学术立场互相拉扯的紧张，说好说坏都在这。究其原因，乃追摹五四新文化人，同时蕴涵着八十年代的精神印记。
六、阅历、观察与心情
是否编辑/刊行个人文集，在我是经过一番挣扎的，因此举喜忧参半。喜的是众多学术成果得以集中保存，以见证这大转型时代的学术风气；忧的是，出版社建议刊行文集，意味着你在别人眼中，不会再有大的学术突破，已经或即将鞠躬谢幕了。
当初为“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提供书稿《压在纸背的心情》，我在序言中称：“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有感于此，选择42则长短不一的随笔、序跋、对话或评论，勾勒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好山好水，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这么说，虽有几分无奈与感伤，但总的基调仍属“乐观向上”。因为，废学十载，经历坎坷，算总账时还能有几分亮色，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十年前，在京与友人合办“'中国梦’回顾与展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我在发言稿《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中称：“说实话，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三十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你设定的标准。想当初，我们在康乐园里指点江山，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保守、平庸、专横、贪婪、碌碌无为，驰想将来我辈掌权，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很多都是77、78级大学生，那又怎么样？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
别人的情况及想法，我不清楚，也无权代答。我自己之“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虽多有遗憾，却无大的悔恨。不想自我贬抑，以博取谦虚美名，那是因为，我无法保证换一个环境或活法，就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说到底，确实是“小人物”；只不过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迹，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出“大时代”的光芒与阴影。
2022年8月2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除注明出处外，均为陈平原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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