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生了一些难以逆料的事情。其中最出乎意外的，是虎年岁末居然给老古写悼文。
老古指古远清。他跟我同年，但小一个月，称“兄”与事实不符，称“弟”又似乎在倚老卖老；我仅闻其大名，在学术上并无交集，称其为“友”，则难免有攀附之嫌，所以迳称他为“老古”比较稳妥。别人对他的称谓有二十余种，多一种少一种都无所谓。
我开始接触古远清的名字，大约是在1982年或1983年。当时看到一则报道，篇名叫《台湾掀起鲁迅热》，文末署的是老古的大名。读后颇不以为然，认为所谓“鲁迅热”是台湾方面的政治操作，并非纯正的学术热潮。后来老古文章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不过因为研究重心不同，我也仅止于偶尔浏览，并没有认真拜读。
回忆起来，我跟他仅见过一面，还有过几次间接接触。如果没记错，我见他是在2010年，在广东汕头，我去出席左翼作家丘东平的百年诞辰研讨会，他跟夫人刚从台湾回来。他的外表虽然并非像他自嘲的那样属于“三等残废”，也不像余秋雨嘲讽的“衣着潦草”，但确实并不英武伟岸。不过，文人靠的是如椽巨笔，并不需要像关羽那样挥舞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学术成就跟颜值穿着毫无关系。我跟老古的间接关系，一是他有两三次托我将其论文转投《鲁迅研究月刊》，我照办，也都发表了。这算不上“走后门”，因为文章终归是要公诸于世的；读者的眼光不好糊弄，所以文章能否发表，还是要取决于本身的质量。另一次是1992年4月，台湾业强出版社的总编辑陈信元到北京，行程由我代为安排。陈信元两次写信给古远清，说他如有意来京，可跟我联络，机票由业强出版社负担。老古后来是否成行我已无印象。令人痛心的是，天妒英才，比我小十二岁的陈信元竟于2016年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2022年11月，我从手机上突然接听到老古的声音。开始有些诧异，因为我们从未直接通过话；后来才得知，原来我在《名作欣赏》杂志发表了一篇《“云中谁寄锦书来”——〈陈漱渝收藏书信选〉前言》，引起了老古的兴趣。他认为，编选当代人书信，我和他是“先锋”，便跟《名作欣赏》主编张玲玲联系，要到了我的手机号，并互加了微信，想交换一些意见。很快，他就给我快递了他编著的三本书：《当代作家书简》《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以及一本台湾出版的杂志《国文天地》。我翻看了刊物目录，并无老古的文章。我问老古这个刊物的近况，因为我是该刊的老作者。他说，这本刊物办得很艰难，现在已穷到了发不出稿酬的地步。
《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介绍了从日据时期至当下台湾文学读物的出版状况及面临的困境，2022年4月由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老古时年八十一岁。他在自序中坦陈了自己人到八十仍疯狂写书的理由：一是为了打发疫情期间的无聊时光，二是为了自愈精神创伤，三是为了享受人生的快乐，四是为了治疗健忘症。虽然医院给老古下过“病危通知”，他仍保持每天看书写作六小时。在该书的“后记”中，老古还介绍了他的书房和藏书状况。他说他进书房如进餐厅，常有一种精神饥饿之感。他的藏书当中，丛书多，文学史著作多，签名本多。他自认为，在中国内陆，他的台港澳文学藏书数量位居第一。正如台湾作家三毛所形容，他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也是同年同一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共七章，介绍了台湾五十五种文学期刊。仅从每章的注释，即可知作者收集资料的广博和艰辛。除了上述两部著作，老古关于海外华文文学和台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十四种，共十六种。如果囊括其他方面的著作，老古留下的共有六十余部。在面临身体困境和写作环境困境的情况下，“一人治史”，毕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当代人是不是适合写当代史？这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当代人不大适合撰写当代史，因为总结历史现象往往需要掌握一个完整的过程，否则就难以准确揭示其内在规律。没有足够的时空距离，其史识常常难以经受客观事实的检验，若匆忙立论，那史著必然会随之修改。古史中的《二十四史》大多是后朝人修前朝史。不过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先例，即使其中的有些论断今后可能被修正，但当代人收集当代史料有可能比后人收集前人史料更为便捷，此所谓“有一弊必有一利”。无论如何，老古的这些史著虽会被后人超越，但能当后来者的梯子和垫脚石，也是功莫大焉。
在老古的赠书中，我对《当代作家书简》最感兴趣，书中有许多我们共同的熟人，信中提及的有些事件我也是亲历者。所以，我会比一般读者感受更深，就连有些隐晦的八卦我也知晓内情，所以读起来饶有兴味。
1995年8月29日，八十六岁的胡秋原老人为老古题旧作一首：
抱头肝胆护危亡，辛苦初忘力短长。
同室操戈元海笑，红巾揾泪稼轩伤。
追随二霸成奇祸，回首自亲是正常。
霁色阴霾交互见，半分喜悦半悲凉。
这首诗虽然抒发的是胡秋原这位爱国之士对两岸关系的忧思和期盼，但也反映出老古在台湾的影响及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两岸统一的意义。
2011年古远清七十岁时，中国社科院杨匡汉研究员曾题赠贺辞，称老古：“泛览书巢，辨伪存真；诵说诸贤，只为当今。小节不拘，大事精明；快嘴快语，人禀七情。嬉笑怒骂，笔随诗心；弯弓射雕，盘马争鸣。”这番话，道出了一位大陆学者对老古学术成就和文风个性的评价。
2011年1月5日，曾敏之为古远清文集题写一首七律：
放眼中原才俊雄，如椽彩笔迈明空。
港台评骘推独步，文史斑斓记考功。
善辨是非凭远志，探幽索隐播清钟。
悠悠岁月抒长卷，见证雕龙铸冶镕。
曾敏之是著名作家、诗人、报人，曾任香港作家联谊会会长。他的题诗，也反映了港澳学术界对老古的肯定。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书简并没有掩盖有人对老古的委婉规劝、善意提醒，乃至严肃批评。老诗人臧克家对老古的告诫，虽然不一定全部正确，但确实是出于对老古的看重，所以说得真切，要求严格。严家炎教授不赞成老古将那些虚构性的“野味文坛”公诸于世，也是担心会引出法律纠纷，怕他“真会吃不了兜着走”。
在这部书信集的注释中，老古还自曝了自己的一件糗事：2018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作报告时，因主持人认为他违反了北京市使用文明语言的规定，差点被轰下台。老古在注释中还提到，他提倡“学术相声”，本意是想使学术通俗化，但反感、排斥、不配合的人和单位很多。所以，这部书信集有利于我们了解老古，全面观照他的鲜明个性和血肉之躯。虽说学术界对老古有不同看法，但他的学术成就是无法抹杀的。
老古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以鲁迅研究为学术起步，这是根据他当时的教学需要，也是由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后来，老古将研究重心快速移向诗歌评论和华文文学，说明他在学术上逐新求变。“华文文学”研究应该是一片学术生荒地，不仅前行成果稀缺，研究困难重重，而且就连“华文文学”这个概念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华文文学”应该称为“海外汉语文学”。这种看法不一定能取得共识，但也是一家之言。
2002年5月，获中国民政部批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研究对象除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之外，也囊括了台港澳文学。老古就是这个学会的副监事长。
众所周知，从1949年10月至1987年11月，海峡两岸在三十八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处于隔绝状态。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台湾出版界多以市场价值为取向，有些作家非蓝即绿，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复杂，甚至成了“世仇”。台湾的文学观念常受美国影响，快速易变。个别台湾作家在台湾的言论跟在大陆的言论有时并不一致，给批评家下判断带来了困难。台湾保留繁体字，中国大陆通行简化字，台湾打印人员对大陆作者的文章难以识别，甚至无法进入校对程序。台湾的出版物定价高，邮资昂贵，给收集购置也带来了困难。香港地区经济繁荣，商业大厦占去了太多空间，所以一度被人称之为“文化沙漠”。这种提法虽然片面，但香港文化的主流毕竟是休闲娱乐文化，像饶宗颐一类的国学大师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研究台港文学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学术工程。老古也曾想编一本《澳门作家小传》，但澳门几无专业作家，又得不到经费，资料方面的支持，最终只好作罢。
我讲述这些，无非是想印证鲁迅的一个观点：“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对于老古这样的学者，既不能“捧杀”，也不能“骂杀”。有些台湾学者觉得老古比一些台湾人还了解台湾，我认为此言不虚。1997年4月上旬，香港举办首届文学节，香港市局顾问张诗剑提名多位大陆学者出席，最终确定的只有老古和谢冕；这也反映了老古在香港学界的影响。2018年，老古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了《金枝芒：华文文学史上失踪的经典作家》一文。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主编陈贤茂认为，老古的文章发掘了金枝芒这样一位马来西亚的重要左翼作家，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
老古临终前跟我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选编当代作家书简。其实，我们选编的书简各具特色，这并不是我跟老古的编选思路各不相同，而是由彼此收藏信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我选编的这本，书信大多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我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到处求师问道，所以，这些书信大多带有释疑解惑的性质；又由于写信人大多是学界前贤，学术性、专业性都强，而相对缺乏趣味性、可读性。老古编的书简是他从两千多封藏信中遴选出来的，共收入一百多位作家的近七百封书信，写信人遍及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不少名流。内容上，除有正常的学术探讨之外，还涉及一些文坛八卦、私人恩怨等，堪称当代文学界的一部“儒林内史”——这里的“内史”二字非指官职，而只是“内部历史”的意思。这种内容，在峨冠博带的学术论文中是看不到的。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围绕对“朦胧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论争。当时老古把支持者称之为“崛起派”，反对者称之为“传统派”，持中者称之为“上园派”（在北京上园饭店开会的诗友）。虽然学界对这种划分一直持有异议，但老古跟这三方面的诗评家都有联系，也以“上园派”之一自居，所以这方面的书信，对于研究这次文学论争的背景及代表性人物极有帮助。书信中还涉及严家炎和袁良骏之间围绕对金庸小说评价的论争，台湾诗坛对余光中不同评价的论争，台湾作家中的蓝绿之争……影响最为广泛的，自然是老古直接参与并对簿公堂的跟余秋雨之间的论争。
古远清编著《当代作家书简》
《当代作家书简》保留了不同人对老古本人的褒贬臧否，既显示了这本书信集的真实性，也如实反映了老古一定程度上的豁达自信和一定程度上的执拗偏激。《当代作家书简》出版之后，招惹了一点版权方面的麻烦，但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21年度二十五本最佳文学书简之一，又被《名作欣赏》杂志评为2022年编者和作者眼中的十本好书之一，这应该是不无道理的。
老古主动赠书给我，自然会聊到了出书的事情。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是《写书不易，出书更难》。老古说他出版每本书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艰辛的故事。他嫌现在出书速度太慢，像我们这种耄耋之年的人实在是耗不起，所以宁可贴钱，到台湾或香港地区出书。好在有的高校高薪礼聘他做驻院研究员，又不对他提出申报社科基金、发表若干论文等硬性要求，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反而成为了督促他多写书、多出书的动力。我说我是单枪匹马，孤家寡人，对他只能垂涎羡慕。他说他认识台湾一家叫“花木兰”的文化出版社，销售学术著作，作者不必自掏腰包，出版社也不滥施刀斧。我因为当下已无出版学术专著的能力，所以没有拜托他跟这家出版社搭桥牵线。
2022年12月9日，老古通过手机给我发了一篇他在《文学自由谈》发表的一篇近作：《陈晓明“文学批评史”的得失》。我根本没有读过陈晓明这部学术专著，完全没有肯定或否定的发言权，但感到老古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学术性文章，对批评对象既有肯定，也有期盼，做到了对事不对人。文章批评的某些现象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感到，国家为社会科学研究投入的经费逐年递增，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都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资助，但立项难，结项易，最终的成果有些意义并不重大，甚至引发非议。为了争取国家补贴，自然需要一些名流作为学术带头人，但这些名流往往又为盛名所累，分身乏术，不可能事必躬亲，导致有的专著其实是短论的拼接，有些章节也水平参差。这确实不是一本书和某一个主编的问题，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现象，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老古说，他还准备写一篇批评上海某学者的文章。我不知其详，只是感觉老古爱辩好斗的秉性始终未改。
老古跟我最后一次通话应该是去年12月上旬。他说，他案头摆着我的两本书：一本是自传《沙滩上的足迹》（三版时改名为《我活在人间》），还有一本是《许广平的一生》。老古问，《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第6期有一篇评石一歌《鲁迅的故事》的文章，署名“关山”，是不是我的笔名？我说是的。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本书主要执笔者是余秋雨。我仅于1976年在北京国务院二招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会上见过“石一歌写作组”的组长——他当时在很多前辈专家面前抽着烟，抖着腿，颐指气使，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余秋雨比我小五岁，我和他仅在上海一老字号饭店见过一面，介绍我们打招呼的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女作家丁言昭。此后毫无交集。老古向我坐实“关山”的真实身份，可能误认为我是批评余秋雨的先行者，也可能是他作为“批余专业户”的韧性未改，仍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老实讲，我对他们之间的笔墨官司并不关注，因为其内容涉及到文人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等复杂问题，我根本没有置喙的资格。我崇敬巴金老人撰写《随想录》的自省精神，但也无法要求人人都像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能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去真诚忏悔，拯救灵魂。我是经历过那种“非常岁月”的人，深知“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的重要意义；但如今打这类笔墨官司，很难让人最终裁决。听吕进说，老古跟余秋雨的官司最后由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民事调解”。法官宣读完《民事调解书》之后，老古还呆头呆脑地问：“究竟谁赢了呀？”
至于“文品与人品”的问题，更缠夹不清。唐朝有一位宰相诗人叫李绅，是当时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他的诗作《悯农二首》流传至今。不过有人说他是有政绩的好官，有人说他是有劣迹的贪官。尽管说法不一，但当下小学生在诵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候，从来无人关心唐代的监察机构“御史台”给李绅做出的审查结论。我这样讲，绝无提倡文人无行的意思，明达的读者都不会误解。反思起来，我当年批判《鲁迅的故事》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激于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绝对没有针对个人的动机。文中那种上纲上线的文字仍然未能摆脱“四人帮”文风的影响，所以我后来未将这篇文章收进我的任何文集。
艾青为古远清题写的“香远益清”
去年12月27日，我忽然在手机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条信息，说老古当天下午4点30分猝然离世，他的夫人古炽珍也已于12月24日驾鹤西游，不禁感到震惊！这真是印证了我一篇随笔的篇名：《生有确日，死无定时》。我决定一定要写一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因为尽管人们对老古的评价不一，但他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确是一位勤劳的耕耘者，在这块沃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其影响力广泛而深远，应该为学界所怀念——正如老诗人艾青为他题写的四个字：“香远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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