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2. 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文章节选自《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吴学昭 著 三联书店2017-5）
练字，读笔记，看新书，看字典，是钱锺书坚持每天必修的“功课”
（节选）
我请问杨先生：“抗战这些年，生活在沦陷的上海，体会最深的是什么？”“抗战期间，最深刻的体会是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杨先生凝重地说，“我穷困中学到许许多多本事，例如剪裁缝纫，能用缝纫机一下做成一件旗袍，能为锺书、圆圆做衣服，见缝插针，做许多家务事。在来德坊，我大姐姐脾气不好，有时能盯住你 nag（唠叨）个没完，逼得人发狂。我和三姐和两个妹妹都怕大姐姐。我为了爸爸，一切忍受，练成好脾气。后来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斥，我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是抗战时练下的功夫。”“抗战胜利后，您和钱先生有什么主要变化？”我又问。杨先生笑眯眯地淘气说：“钱锺书一下子扬眉吐气了。我呢，成了钱锺书夫人。杨绛还未完全被人遗忘，但主要是钱锺书夫人了。”1934年4月2日至7日，锺书从上海北来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周游。锺书有诗：“分飞劳燕原同命，异处参商亦共天。自是欢娱常苦短，游仙七日已千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上海一片沸腾，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马路，欢呼，跳跃，歌唱，相互祝贺。国旗重新在光复的上海天空飘扬。抗战胜利后两个月，锺书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 Philobiblon；担任中文总纂的是郑振铎。中央图书馆馆长是图书馆专业科班出身的蒋复璁（慰堂），跟极欣赏锺书才华的徐鸿宝（森玉）非常要好，徐老先生曾说：“像钱锺书这样的人才，二三百年才出一个。”锺书在上海办公，每月到南京汇报一次工作。总是赶早班火车去，当天乘夜车回。他主编的《书林》季刊于 1946 年 6 月创刊，1948年 8 月停刊，前后共出七期。他在前几期的《书林》上发表过英文书评，受到学术界重视。1946 年夏，暨南大学由福建建阳迁回上海，锺书又应暨大文学院长刘大杰之邀，兼任该校外文系教授，授《欧美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两门课。每周二三次，乘了学校来接他的吉普车去，课后就回家。好像与学校联系不多。不久，英国文化委员会主任贺德立（G.Hedlay）慕名来函求见，锺书嫌他负责文化而书信文字欠通，不见。贺德立低声下气又托人介绍求见，他就见了。贺德立敦请锺书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对锺书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他的中文名字贺德立也是锺书给取的。贺德立算是找对了人。锺书阅读广泛，速度很快，西方文化重要新著尽收眼底；《泰晤士报 · 文学副刊》《伦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大西洋月刊》等，几乎每期浏览，接受新的信息。由于他熟悉欧美文化，了解中国读者需要，提出的建议总是高明而有效。锺书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生活改善许多。阿季从灶下婢的劳役中解脱出来，1946 年秋接陈麟瑞的班，开始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先教“英国小说”，后增加“散文”及其他课，共教三年，直到 1949年秋离开上海。震旦女大的负责人“方凳妈妈”对杨绛甚好，安排她在最好的教室、最好的时间上课。杨先生自谦说“我是实实在在的'学教’”。但学生大都对她印象不错，2007 年 3 月，她还接到当年在上海震旦教过的女生戴侃寄来和丈夫（杨先生在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合作的书。杨绛1948年冬与钱锺书摄于上海，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杨绛在震旦女大教课之余，也进行创作、翻译一些作品。抗战胜利之初，储安平在上海办起了《观察》杂志，向杨绛约稿。她当时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散文《世界公民》，便随手翻译了其中一小段。她把 Beaou Tibbs 译为“铁大少”，自己加了个题目，叫做《随铁大少回家》。阿季以为不过是自己对文学翻译的一种尝试，译文却受到傅雷赞赏，锺书大概也是看了这篇译文才想到让阿季也参加翻译《英国文化丛书》的。这段时间杨绛也写了不少散文，大都是应朋友们所编杂志的约稿，“随意即兴所写，自知没甚出色，多数没有留存”。当时除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储安平办有《观察》，傅雷、周煦良合办《新语》。至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锺书和杨绛在国外学习时，常风就来约稿的。留下的几篇，《流浪儿》可能写于光复前，有感于居室的逼仄简陋、生活的闭塞冗长，将自己的心比作一个“不守舍”的魂，流浪儿似的悄悄溜出舍外到处游走。有时“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有时又“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有时竟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然而最终还是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流浪儿》笔调轻快俏皮，充分表现出作者想象力的丰富，向往海阔天空的大自然，生活又不脱离现实。《风》是一篇精致的小品，以风比喻人的情感。“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不管它怎样猛烈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蹓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情感不也一样吗？不管怎么奔腾起伏，最终不能不受理智的缚束。比喻生动微妙，分析入情入理，很难想象作者还年轻，对人生的感悟已如此之深。《喝茶》短小隽永，一个普普通通的题目，因为写到许多有关茶文化的中西典故、名人逸事，让人读来趣味盎然又增加了知识。《窗帘》字数很少，文笔细腻而又饱含哲理。“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然而“距离，不是隔绝”。“距离增添了神秘。”作者劝你“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如果你不屑挂、懒得挂，那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口”。《听话的艺术》是正话反说，讽刺某些人说话的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目的在表现，听话目的在了解与欣赏。”根据实践，说话的艺术愈高，愈增强人们的“宁可不信”，使人怀疑，甚至恐惧；笨拙的话，使人失笑，倒也得人爱怜。所以作者说：“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辞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大概说话是凡人的艺术，而说话的人是上帝的创造。”杨绛的讽刺幽默不像锺书那样尖刻辛辣，却也含蓄中听，同样动人。《听话的艺术》发表以后，深得好评。邵洵美很称赏这篇散文，特用他讲究的方格纸，用他秀逸的书法，为杨绛写了一大纸称赏的信，一字一格。杨绛喜欢他的书法，珍藏在她存诗稿的纸匣里，留在辣斐德路钱家。后来匆匆搬出，借居蒲园，没有带走，连同一大广漆皮箱苏州娘家劫余全留下了。解放后，他们从蒲园北上清华，行前未去钱家清理，久后发现所存纸匣已不见，箱内的物品全没有了。光复以后，锺书的新篇旧作，也陆续结集出版。锺书的第一个集子《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 1941 年出版，当时锺书“远客内陆，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书稿付印前，他在赠书页上郑重写下“赠予季康”。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锺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锺书如此说明。他这次没有在《人·兽·鬼》赠书页上写点什么，不过该书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锺书写有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To C. K. 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C. S. C.
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我以前在整理《吴宓诗集》时，得知“婚后情人”这一说。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常为家在沦陷区的学生结婚当证婚人或主婚人，并以“婚后情人”这类的译诗作为贺礼送给新人，祝愿他们婚后仍须求爱，丈夫、妻子也是情人。可是钱先生却以妻子、情人、朋友似不相容的三者统一来形容和赞赏杨先生，真是无上完美，别开生面，妙不可言！钱锺书在两人仝存的《人·兽·鬼》扉页，给杨绛的写了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杨先生摆摆手，说：“谈不上什么赞赏，可算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吧。锺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杨先生又说：“锺书和我都以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我问杨先生是否读过我父亲所译 Coventry Patmore 的“婚后情人”诗？杨先生答说：“吴宓老师的译诗我未读到。Coventry Patmore 专歌颂 conjugal love（夫妻之爱），有诗赠其妻，题曰 Angel in the Home（屋里的天使），我觉得太高调，不合实际情况。多数丈夫把妻子视为他的当然的情人。当然也不能勉强，乡村人就有'莫打酉时妻’之语。是否中国女子多幽娴贞静？”杨先生又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2. 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
吴学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5
ISBN：9787108059338 定价：45.00元
《听杨绛谈往事》初版于2008年，彼时，钱锺书先生逝世十周年，传主杨绛先生九十八岁高龄。杨绛先生在亲笔手书的序言中写道：“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
这部传记的作者吴学昭，与钱锺书、杨绛为通家之好，其父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是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清华大学时代的老师。因与杨绛先生有许多当面交流的机会，“谈往事”“话家常”之间，作者越来越深地感受到杨先生的人格魅力，觉得应该把听到的这些珍贵的史料、动人的故事与所有喜爱杨绛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遂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杨绛先生对谈，详细记录了自杨先生出生至九十八岁的人生经历。杨绛先生曾说，本书是“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对谈过程中，作者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仔仔细细地答，不厌其烦。除了大量口述的一手资料，本书还综合了作者搜集的相关史料以及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辅以近百幅珍贵照片。本书上市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关注——这种欢迎和关注，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驾鹤西去。三联书店发行《听杨绛谈往事》精装版以为纪念，并于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推出增补版。杨先生生前曾对本书重新披阅校订，增补版已做出相应修订。
增补版共增补五文，前两篇曾经杨绛先生生前审阅，后三文完成于杨先生逝后。先生已逝去七年，但先生的生命将在她的著作中延续，其善良、智慧和正气将永远开悟与润泽后人。我们仨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9
ISBN：9787108063106 定价：28.00元
1998年，钱锺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当时已92岁高龄的杨绛在书中以平和笔调记录了她与钱锺书及女儿钱瑗相守63年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与她一同沉浸于苦难与幸福、快乐与忧伤交织的人生实境中。书中同时收录了三人往来的文字、书信及图画，不仅如梦似幻地道出挚情难断的依恋，也在清丽幽默的文字中浓缩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终于结束了孤独的寻觅，踏上归途，享年105岁。“我们仨”再也不会失散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 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 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 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本系列收录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杂忆与杂写：一九九二—二0一三》、《 “隐身”的串门儿：杨绛读书随笔》、《我们仨》、《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钱锺书集
钱锺书先生（1910-1998）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的著作，如广为传播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等，均已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为了比较全面地呈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经作者授权，三联书店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钱锺书集》。
《钱锺书集》包括下列十种：《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
《钱锺书集》由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样书和文稿；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和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陆文虎先生和马蓉女土分别担任了《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编辑工作。七缀集
钱锺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ISBN：9787108063700 定价：62.00元
钱锺书先生谈文论艺的名作，尤擅从中西比较中纵横诗、画异同，体贴诗艺、文字背后的无穷韵味。《中国诗与中国画》《诗可以怨》《通感》等均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佳作。《七缀集》乃作者的“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初版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自言：“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内容有新旧七篇文章。古代有'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故题为《七缀集》。”三联版在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版的基础上，征得杨绛先生同意，增补了若干见于其他版本中的内容，以尽量保全钱锺书先生著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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