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先生，山东曲阜人，1942年3月生，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文学院关键岗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并曾被聘为第一、二届“教育部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评委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令人尊敬的著名学者，孔范今先生以独异的声音和卓越的学术成果，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转型建设。主要著述有《悖论与选择》《走出历史的峡谷》《重构与对话》《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等，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读中国》《百年大潮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等，合作主编有《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先生的研究，复原了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其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理想统一、论证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现代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多元现代转型中彰显新人文主义等思想，使几代学人受惠良多。
孔先生于2023年5月30日因病在济南逝世。沉痛悼念！孔范今先生千古！
纪 念
这篇访谈是山东大学文学院马兵老师与孔范今老师的对谈，原刊于《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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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孔老师，您好。去年五月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界反馈的信息是，对比您十几年前主编的国内首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部新版文学史在观念和思路上都有所刷新。不过，新版文学史在命名上并没有采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是又回到了比较常规的“现代文学”上，这是否意味着您对文学史的分期有了新的思考？您今天又怎么看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的界定性和学理性？
孔范今：人教版的这部文学史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用了较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史”的概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之前学术观念的否定。在文学史分期上，可以有多元的理解。从哪个角度，以什么分期来整合文学史、来结撰文学史都没关系，问题在于你得有依据。你的理解在文学史的历史发展对象面前要呈现出一种合理性：阶段的合理性与分期的合理性。1997年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后不久，就有学界同人在报刊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意思大概是说打通近现当代的思路太急躁了，认为我们对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没有道理，还是坚持新文学的起点就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另外当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分期问题特别警惕，认为是现代文学越界到了近代文学的地盘。
《中国现代文学史》
版本信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等几位先生提出来的。但他们观点表述的重心还是“五四”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当时不光他们，在学界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确实应该从上两个世纪之交开始，只是相对笼统地将20世纪当成一个革新、变革的世纪这样来整体对待的。所以，即便持有这种观念的学者可以容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但把这一段作为文学史的划段进行结撰，也还是多数人接受不了的。
但我为什么可以自信地这样做了？尽管有的先生说草率或者考虑不周地就做了一部文学史，但其实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前，不止十年八年的工夫，我就在做相关的工作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开始反思“文革”乃至十七年的文学史观念变更的历史状况，给予一种拨乱反正的理解。其实那时候的拨乱反正，包括在学界很有影响的“重写文学史”栏目的讨论， 不少文章还是翻烙饼式的思路，侧重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重评，对《创业史》啊、对丁玲啊、对张爱玲啊等等。我当时的研究生也参与了讨论，但我本人并没急迫地写文章表态。我以为，历史评价问题不能是来回翻烙饼，特别是文学史观念建构，不能建构在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的来回打仗上。当时从学界的整体情况看，是强调研究鲁迅，回到鲁迅。提倡“回到鲁迅”的真正目的，意义不在于鲁迅本人，实际是回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立场上。借此把几十年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史学观念来一个反正、反拨，建立一种以启蒙文化为基点的文学史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之前那种政治化的倾向已经将文学史研究的道路导向死路了，而且严重地偏离了、可以说完全歪曲了文学史研究对象的真实样貌。我肯定这种进步，但在对于历史和现状思考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对这种倾向也产生出了一种质疑，那就是启蒙文化立场就是中国现代史观建立的唯一正确的观念基础吗？20世纪中国历史一个巨大的不同点，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复杂纠葛，头绪纷乱，但也自有它大体的整体性、突兀性的特点。历史为什么这样转？我们否定哪一种，肯定哪一种，肯定的那种是否有它的必然性，它为什么会出现，你得懂这个，才能阐释清楚，对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版本信息：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我想把对象世界搜集得完整，因为无论政治倾向还是文化倾向，都有严重的，对于史学对象的非经典化的、非文学性的裁剪、选择，所以我得还原，弄明白全貌是什么，这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吧？这是一个，你得扎实了。另外就琢磨，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他来个左勾拳，你来个右勾拳，这样的转换方式，绝非文学本身可以左右。所以说做文学史的人，如果把眼光只盯在文学上，是无法解释文学史的那些现象的。做文学史的人必须超越其与研究对象的趋近立场，否则其实质就只能是“论”，而非“史”。所以那时我用了较长的时间研究政治、文化、经济，这三个变革层面的交互关系，以及所形成的历史的内在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基本就是做这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复原被遮蔽的对象，当然也进行选择；一方面考虑历史变革的基本结构形态和历史转型发展复杂的内在机制问题。相对应地，就是我主编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较早地把张爱玲、徐訏等一度被过去的文学史遮蔽的作家呈现出来。这套书系在国内外还是比较有影响的，不少学界的同人都与我谈起过。还有一本论文集《悖论与选择》，在这个论文集中，我第一次清晰地表达了我对历史发展悖论结构的思考。
《悖论与选择》
版本信息：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五四”文学。而且这种现代倾向的形成，这种巨大的价值嬗变，是一个历史过程。这过程基质的变，应该是上两个世纪之交。当然在做那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对于不同途径现代转换的不同方式考虑还不周全，尽管我容纳进了都市通俗文学，像鸳鸯蝴蝶派等，但更在意的是主流性文学的现代转型的起点在哪里，我当时认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是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在我的理解里，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把这段历史时空容纳进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拨正人们的一种认识。所以尽管有人提出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观念，学界冠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著作也越来越多。
另外，在那部文学史中，我提出了不同价值范畴的价值辨析问题。因为历史是多角度组合的，所以任何一个结构维度上的因素，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过去那种绝对的、以文化启蒙或政治革命的立场来支撑的文学史观形成的阐释系统，必然会导致线性价值评价，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当时有人问，你这样就不要现代文学史了么？也不是，其实过去做古代文学史，也有按政治时期的，直到现在，学校通用的古代文学教材其分期还是按朝代来划分的。所以我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并非立意否定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搞现代文学史可以，但你不能改变对象本身。比如用“新民主主义论”这个观念，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于1919年，1919年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文学现代转型也要从这开始。这就是强制地宰割对象了。
所以，我觉得是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的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概念之后的学理辨析。这次主编人教版的文学史，又用了常规的“现代文学史”作为书名，其实原因也很直接，它毕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的规划教材，要考虑其作为教材的学科分类的依据和教育部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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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在人教版的这部文学史的第一章中，您明确了在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之外，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的刊行对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热潮的引领作用，以及由此开启的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雅俗对峙互补的格局。不过，在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他的论文中，他把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又往前推到1890年，标志是陈季同发表的小说《黄衫客传奇》。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孔范今：刚才讲了，我认为文学现代转型的发生既不是同一起点，也不是同一种途径。比方说主流文学，一般是随着历史变革而提出新的口号、主张，发生新的变化。在人教版的文学史绪论当中，我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启动必须要积累必要的历史条件，包括经济的现代化，印刷术、传播术、现代媒体、文化市场等物质条件，更需要文化观念和文化认知模式的的更新。近代时期，龚自珍他们突破古文经学进入了今文经学这个范畴，这个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他们得以展开一种新的阐释空间，可以借六经说我。但是就像梁启超后来所批评的，什么都要到先人那里去找依据，言必称古人，还是放不开手脚。所以真正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之变的标志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笼罩，突破这种羁绊和约束，西方的就是西方的，拿过来的就是拿过来，这一类文学，新变的起点可以确认为梁启超那个时候。而其他类型的文学，比如现代都市通俗文学也是如此。《海上花列传》则无论审美基质还是传播形态，抑或为其所表征的作家职业化的生存方式，其现代性都是历历可见的，对后来文学走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格外看重这部小说在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意义。《黄衫客传奇》是陈季同用法文写作，发表在法国报刊上，小说是根据中国唐代传奇《霍小玉传》改编的，长期以来在中国本土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把它定义为起点，我觉得值得商榷。还是刚才那句话，文学转型的起点不是争执到底在哪一个具体年份上，不是越早越好，而是历史的发展是否给文学的新变提供了必需的氛围、空间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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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学界对于这部人教版文学史最大的反响和争议是，它给予了几位作家在之前文学史中从来没有过的大的篇幅，比如像冯至、废名、施蛰存等都是专节论述的。篇幅的此消彼长，往往意味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再确认。有的学者认为这体现了您近年来致力的人文主义的文学视野的观照，也有学者对此持一种质疑的态度。那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来做这样的处理的呢？
孔范今：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到现在这部文学史，这十几年的时间，我在文学史观念的思考当中是有发展的、有变化，也希望能把这些年积累的学术思考转换为一种新的解释立场和阐释系统带入到这个文学史里面，尤其是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思考不够清晰和显明的地方，我很想把它再比较明显地呈现出来。当时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保持大体一致的学术思路外，对于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在阐释上面我没有更多的要求。而对于这部新版的文学史，我希望对每一位写作对象都能做出符合其固有意义的独到阐释，不光要有创新意义，而且要有合理的创新意义。所以在确定写作提纲时，确实对很多作家所应占的比重进行了细致的推敲，鲁、郭、茅、巴、老、曹等几大家不必说，大概每一位作家基本上都有新的理解。而这部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建构上和阐释系统的确立上根本处的新意，的确是与我近年来思考最多的人文性的立场和观念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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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说到这儿，孔老师，稍微打断您一下，人文主义坦白说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过去人们也用得比较多，但是您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特别强调的是它那种对历史进步效应的负性效果的反思与制衡，您能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孔范今：是的，过去也总有人提，当然不像近几年提得那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过去大家笼统谈人文，在内涵上是缺乏科学界定的。这种认识上的含混，导致文学史观念建构上迟迟难以得到更新和发展。过去说人文主义，更多是说人文精神，其实质指的是“五四”文学精神，“五四”文化精神。认为那时候才是人的确立，是个性的张扬，是挣脱封建的枷锁等等，所以也是人的精神确立，过去人们用的人文精神是指这个。而我强调的人文精神与之不同。正像西方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中后期，有明显的标榜人文主义的思潮，也与文艺复兴的那个强调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不一样。所以，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人文精神等不是一回事，毋宁说恰恰是对后者反思的结果。
如果对照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情况，“五四”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提倡，本身就是排斥人文主义文化内涵的。因为“五四”时期倡导的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科学就是一切，甚至连想象都在否定之列。你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里就否定了想象，而且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纳入到理性的轨道中获得解决。这种理解否定了真正人文文化那种不可或缺的魅性因素。启蒙和理性都是一种祛魅，这种祛魅的文化标榜人的突出地位、人的尊严、个性的解放等等，影响到文学上就是理性和科学就是一切，文学也成科学的了。典型的就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他把有想象力的那些东西都给否定了，比如《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等等，全否定了。当然周作人自己是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一种特别强调的排他性的价值标榜，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实质的人文理解，确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主义这种内涵是不相容的，甚至就是背反的。西方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学就是对科学主义和唯理性主义的人本文化发展进行反思的结果。反人本文化的反思，才形成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的思潮，其实早在18世纪的卢梭时代，卢梭就以其对现代文化的反拨掀动了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涌动。
其实我不大喜欢谈主义，之所以我文章当中也用到人文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在谈人文文化，你不用“主义”界定它和以前人文精神的区别是不行的。20世纪西方讲的这个人文主义是指什么，是指在思维方式、生命理解和人与自然关系上完全不同的一个开放性观念系统，它强调灵性、强调想象、强调情感，强调在对生命意识尊重的前提下以想象的审美的方式与自然与宇宙沟通和对话，这和法理层面上对理性的界定认可是不同的。而且在我看来，这种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悠久的人文文化传统内在上是一致的。读读古代典籍，明显能感觉到它的人文主义的倾向。中国文化在发展当中，这种人文主义的传统能流传下来、传播下来、赓续下来，一点不奇怪，因为它牵扯到人类存在甚至生命与人性健全发展的一种永恒性的一些东西：情感、母爱、同情心、旺盛的想象力、创作力，这些都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当然应该是文学最应具备的品格。
“五四”时期周作人那篇《人的文学》说得很清楚，他说人道主义——当时讲到人道主义，他说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文学革命初创时期所讲的人道主义不同于以往那种“博施济众、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你看，他否定的正是人文主义的内涵，悲悯不应是永恒性的人文价值吗？正是因为这种理解，大家笼统地认为“五四”强调启蒙的作用、启蒙的价值，认为那就是人的价值。其实人文主义文化和他们的不同，那种人的解放，那种人类价值观念的理解第一是以人类为中心，第二以自我为中心，是吧？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难道没害么？而人文主义是什么？是天人合一，我和自然是我和你的关系；而那种科学主义的人与自然是我和它的关系，他就是个对象，不一样。在人际关系上，“五四”时期强调人的问题，人的中心性，就是个人中心；而在人文主义中，是大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互相理解，互相宽恕。在思维方法上，第一它不绝对，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就既是一种可贵的哲学理念，又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最好的思维方法。所谓叩其两端，不走极端。而且人文主义文化它不光是承认，它本身就自生一种非逻辑状态的东西，比如神话、传说、想象力等等，这些在文学创作中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在人类发展中也有独特的作用。在生命存在发展当中，因为人作为生命的存在需要几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社会性的世界、制度性的世界，人也需要有个想象世界，一个非现实性的世界，一个使自己生命得到安息、得到慰藉的世界。文学就应该有这个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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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所以也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您提了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反而是在社会政治上的落潮时期，文学有了它更细腻更丰富的收获。
孔范今：你先听我继续往下说。长期以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把人本主义啊、人道主义啊、人文主义等等方面都混同理解了。人本主义说是以人为根本，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把以人为本理解成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或者个人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强调民本主义，那是一种社会政治概念，政治建构依赖以民为本。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重新解读孔子的智慧》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我特别强调过，孔子的“仁学”首先是在否定人的一切社会性属性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然后才是社会关系上的人，在社会关系理解当中的“民”相对于君主来讲他就是本。所以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是人文主义的。
在这部新版文学史当中，我比较自觉地贯彻了对人文主义的思考，尤其涉及到对一些作家创作意义和价值的具体评判上体现得更显明。我自信对这样一些作家的阐释，是符合作家在那个时期的创作实际的。比如对老舍的理解，他的社会文化批判与时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对人文立场的自觉坚守，他对市民底层人生艰辛的展现和变异人性的呈现，其意义都不止于当时的时代。又比如对巴金20世纪40年代创作倾向转化的理解，他从线性历史立场转向人文立场之后，像《寒夜》等作品的深警动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京派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京派诸位所展现出的那种自觉的人文主义诉求，理应得到文学史的明确肯定。所以这样在篇幅设定上当然不能还像原来鲁、郭、茅、巴、老、曹那一套，既然阐释系统观念变了，那么价值上也会对应一种新的眼光，所以过去不太看重的作家就不再仅仅是短篇幅就可以介绍的东西，因而废名、冯至、施蛰存等都做了较长篇幅的阐释。有些先生可能觉得像郭沫若给的篇幅有点太少了。我的考虑是，郭沫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了，包括大学生对他也相对熟悉；而过去大家一直比较忽略的、不是太看重的作家，你要让大家相信一种阐释，当然要就说得更充分一些，而且事实上从文学的发展中他们所占的位置、起到的作用来讲，或者是文学成就上他们达到的高度来讲，确实也是实至名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偏爱，还是从实际出发。
至于你说的那个论断，放在人文主义的理论框架里理解是比较清晰的，还是以“五四”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请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目的是为了祛魅，而一味地祛魅就势必伤害文学的领悟力、想象力等感性的特征和作为审美文化生成的特质性，并无多少文学味道的“问题小说”便是明证嘛，所以反而是在落潮的时期，在作家因困惑、挫败、失落心绪导致的向生命感受的深处开发的返魅过程中，文学方才找回本应属于它的那些属性，鲁迅、庐隐、郁达夫都是如此。所以“五四”文学落潮时，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表现的主题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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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民国文学史”是近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个热点性的话题，甚至被认为是新的学术生长点，比如有学者认为已有的各种文学史很少顾及“民国文学”，对历史事实造成了遮蔽，也不便探讨民国文学机制向共和国文学机制转换的诸多问题。有的学者比较强调1912-1919这段民国历史时空的意义，认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被忽视的。刚刚我们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已经着眼于“五四”之前那个长久酝酿的文学脉络了，包蕴了民国肇始的几年，那还有必要单独强调“1912-1919”这一段的必要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孔范今：“民国文学史”是一种角度独特的研究方式，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很多很难处理的问题。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为起点，那前面一段文学史，即与文学现代性生成过程相关的历史便无法有机地整合和融入。我刚才讲过，以政治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是可以的，可 “民国文学史”更大的麻烦是后头，怎么处理1949年之后的台湾地区文学？以1949年作为“民国文学史”的结束不太适当，毕竟其文学机制在台湾继续发展，此其一；其二，以1949年作结，与现有的现代文学史的论述时段大部分重合，且要协调明显与“民国文学”相异质的文学元素，比如延安文学，这也必须有个成熟的思路才行。如果不以1949年作结，那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学如何与台湾文学做整合就更是一个棘手的、不可能在“民国帽子”下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尚无法实现周全性的逻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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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在您的学术论著论文包括这部文学史当中，您对于梁启超的意义是非常强调的，刚才您已经谈到了，您认为梁启超走出今文经学的羁绊，然后率先推动了“三界革命”，开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起点。此外，您还谈到他在《欧游心影录》里率先发现了所谓科学主义的破产，又领先“五四”一辈体现出其人文忧思等。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奠基性、创辟性意义的？您致力于对文学现代转型进行描述的文学史观的建立得益于什么？
孔范今：在写作二十世纪文学史之前，我已经注意到梁启超的意义。在他之前，黄遵宪也罢，裘廷梁也罢，包括谭嗣同，都还没有那种完整的自觉的，我说的是完整的自觉。他们可能在某一点上，比如语言变革方面，有了现代的自觉，但缺乏从文化理解到文学理解的完整的自觉。梁启超不一样，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时对之前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有反思，进而明确提出了以“新民”为要义的文化主张，其他包括语言语体的变革、对“国民性”的批判、推动小说文体的发展，还有历史态度的激进等等，都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的诉求是一致的。所以，像胡适、郭沫若他们也格外看重梁启超作为先行者的意义。而且，值得注意的还有，梁启超在“五四”这个时段同样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是你提到的他从欧洲归来后开始反省激进主义的历史观，提倡人文主义；再一个，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对于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有效转向及向人文主义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民国四大副刊中的《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学灯》都有“研究系”的背景，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蒋百里，与“研究系”和梁启超也有直接的关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很值得做下去。
说起来，我在文学史这个道路上，走的是自己的路。我这个人，我觉得有两个清醒。一是读书一定会有用，人类离不开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第二，我的秉性、脾气和特长，我不适合于干官场工作，所以多少次可以当较大的官儿，我都没予理睬，一律拒绝。我就当教师，我就做一个学者。所以这样，第一有了基础，第二不受诱惑。对于学界的发展，我有我充分的肯定，但我有保留的一些看法或想法。在古与今的关系上，在中与外的关系上，对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肯定上等等，我有我的想法。这个得益于什么呢，我觉得可能确实作为曲阜人孔子之后，也有些（影响），从小家里教养，耳濡目染的。另外就是大学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四个面向”，回曲阜呆了十几年。特别是前十年，从1969年到1979年在一个中学度过。这个十年是面壁读书的十年，那个时候，治学、学术的价值已经贬到一无是处，而且你有想法，也没地方发表你的作品，只有读书。特别那时候没有任何功利之心，因为是知识分子最颓唐、最绝望、最茫然的时代，但我有一个确信、信念，如果有一个历史阶段，蔑视和否定知识的话，它将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黑暗阶段，不会长久的。这是一种确信，文化它是有用的，人类健全发展不能离开文化知识、艺术、文学等等。
我觉得该补的东西很多，光靠大学学习的几本文学史就能了解传统文化、古代文学了？听了几节哲学课就算懂哲学了？所以我那个十年重要的是补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课。主要是读经典，而且读得很认真。一个学者的学术眼光和境界与这些经典的修养是分不开的，搞现当代史的人不懂得传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阐释现代对象。
再者，在下面呆的这十几年，接触基层的东西多，更启发了文学的这种人文自觉性和同情心。文学本来就不是为当权者、既得利益者歌功颂德的，也不是作为一种经营来发财的手段和钱袋子。保持一种作为一个学人应该有的这种自觉和胸襟、情怀，是做好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个东西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就是很理性的演算、实验；人文学科需要有阅历，体验性的东西积累，这种东西实际上是无形中进入你的文章的，为什么呢？其内蕴及气质，表现的那种胸襟、眼光，自然不同。为什么过去说，年轻人“为赋新词强说愁”？到老了反而“欲说还休”了？那才是真感慨的。年轻人毕竟缺少阅历，为了表现什么常常是要特别矫情地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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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孔老师，我们今天讨论的两部文学史，您的身份都是主编，那您有没有打算自己写一部文学史？不熟悉您的学者，认为您长于宏观的学术建构，长于思辨，长于高屋建瓴，但实际上您的研究并不乏对于作家的细读，而且写得非常精彩，不管是写老舍、巴金还是茅盾，抑或鲁迅、萧红、石评梅，都很精彩。那您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写一部自己的文学史？既能呈现自己那种宏观的逻辑建构能力，同时也能把您这种非常精彩的个人解读融会进去，并且确保全书的风格统一。
孔范今：这个真没有，因为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我觉得我把我与众不同的想法、视野的拓展等等新的思路都基本上表现出来了。而且这一次搞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比当时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费的工夫大，主要是看稿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撰写人比较多，我也都逐一认真读过动笔改过，不过不像这次这么细致地推敲斟酌。而且这次参与撰写的同志大多是我的学生，学术观念基础本来就比较统一，我又严把死守，每个人稿子至少让大家改三遍以上，而且告诉他怎么改，告诉他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观点，所以我觉得这本文学史还是能够比较系统地体现我的思想成果的，尽管我写的只有绪论和那些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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