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坛，豫籍作家的表现不俗。比如长篇小说的标志性奖项“茅盾文学奖”，先后有魏巍、姚雪垠、李凖、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李洱等9位豫籍作家获奖，占据48部获奖作品（含两部荣誉奖）将近五分之一的分量。排名第二的省份是5位作家获奖的陕西，并列第三的则是有4位作家获奖的北京、江苏和上海。不过当目光上溯到20世纪上半页的现代文学时代，豫籍作家的表现就逊色不少。鲁郭茅巴老曹郁达夫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徐志摩等等，都与中原大地不搭界。相比周氏兄弟为代表的群星闪耀的浙江作家群，只贡献出冯沅君、徐玉诺、师陀、于赓虞、李季等少量作家的中原人民，那时似乎正忙于暴动打造革命老区，无暇从事新文学的写作。
师陀与巴金
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豫籍作家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师陀。说起师陀，大都把他视为“京派”，但他的作家生涯却是从上海开始的。1931年底，师陀写了短篇小说《请愿正篇》，署名芦焚，投给了上海的刊物《北斗》，这是师陀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学作品。《北斗》的主编丁玲给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信，邀请他和“左莲女士”（左联）交朋友。1936年5月，师陀的小说集《谷》被巴金收入文学丛刊第2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师陀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后来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1937年由萧乾全权负责，并邀请知名作家沈从文、朱自清、叶圣陶、巴金、林徽因等担任评委的首届“大公报文艺奖金”。从初次投稿到成为名家，可以说上海见证了师陀文学成长的全过程。1936年8月，师陀本人也来到上海，直到1988年去世为止，他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五十余年的岁月。
师陀1910年出生于河南省杞县，本名王长简，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曾用过康了斋、韩孤、君西、佩芳等笔名，但主要使用的是芦焚和师陀。芦焚是英文ruffian的音译，意为暴徒。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师陀刚刚高中毕业来到北京，对当时的左翼分子颇有敬意。在国民政府的宣传里，赤化的分子大都称为暴徒，师陀就用ruffian的英文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以示自己的立场。芦焚的名字一直用到1946年，此后，师陀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致刘增杰先生的信里，师陀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陀是高地，也可以解释为小丘陵，因此，我所“师”的其实是高地或小丘陵，表示胸无大志。
从芦焚改为师陀，除了作家心态的变化，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芦焚名满天下之后，招来了不少李鬼，先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华日报》上，一位“芦焚”开设专栏大谈其诗；接着在抗战胜利后，一位从内陆回到上海的人告诉师陀，战时四川也有一个“芦焚”；194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又给他转去一封西康省的读者来信，询问芦焚除了叫做师陀之外，是否还叫向烽；后来，师陀还听说一个流氓侮辱了一个妇女，在警局里招供说他叫“芦焚”。山寨“芦焚”如此之多，使师陀不胜其扰，只好在1946年的7月间，以“芦焚（即现在的师陀）”名义发表了《致“芦焚”先生们》的公开信，高挂免战牌，宣布此后放弃芦焚，专用师陀。
师陀以小说名家，除了为其带来声名的《谷》之外，还出版有《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等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有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长篇小说《结婚》《马兰》《历史无情》《雪原》《荒野》。其中《雪原》载于1940年上海《学生月刊》一卷1期到6期，《荒野》载于1943年7月的《万象》第3年1期到1945年6月的第4年7期，都没有终稿。散文方面，师陀出版有《黄花苔》《江湖集》《看人集》《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等集子。1940年代，师陀编写了剧本《大马戏团》和《夜店》。前者由黄佐临执导，后者与柯灵合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2003年9月，笔者访问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的时候，她还专门说起师陀谈及这两个戏剧时，说每晚分账门票钱时眉飞色舞的神情。解放后，师陀有《伐竹记》、《西门豹》等历史剧问世，而未发表的电影剧本《历史无情》和《洋场狼群》，则显示着师陀宽广的媒介视野。
师陀来自中原农村，和许多来自乡间的作家一样，师陀对都市有着一种天然的不适应，所以当他把目光投向都市时，笔下透出的多是一种讽刺，尤其是长篇小说《结婚》对沦陷时期上海滩上一群行尸走肉的描述，深获夏志清的激赏，被认为代表着上世纪四十年代讽刺小说的一个高度。在夏氏196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把师陀与张爱玲、钱钟书并列，在第三篇“抗战其间及胜利以后（一九三七——一九五七）”部分单列专章论述，迥异于当时主流的文学叙述。
都市如此龌龊，那么家乡就好了么？也不。与沈从文对家乡的诗意想象不同，师陀对他的家乡同样投以冷眼，师陀说，“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巨人》）。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表现在作品之中，就是《里门拾记》等集子之中的家乡，透着一种令人厌恶的气息，而到了写《果园城记》的时候，这种情感变成了一种淡淡的惆怅。这时我们看到的是在洪荒的时间面前，进入中年的师陀对生命的叹息。讽刺与哀婉之外，师陀作品的另一基调，就是年轻时的激愤，如《谷》和《落日光》《无名氏》中的一些作品，都有着左翼文学的风貌，也是建国后《石匠》等颂歌之作的前因。
谈起自己的文学偏好，师陀说他喜欢一种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风。他的不少短篇小说，都像散文一样有着淡淡的风致，而不少散文放在《里门拾记》《落日光》和《果园城记》之中也几乎没有分别。卞之琳称道他的作品说“率多写的具有一种特殊魅力，诗一般的乡土小说醇味”，即是就此而言的。在文体方面，师陀也有着自觉的尝试。每当说及自己的创作资源时，他总会提及小时候听说书时的梦想：长大了当一个说书人。开始作家生涯以后，这种意识逐渐发酵，使师陀有了创造一种系列小说体式的想法。他说“我想用旧说部的笔法写一本散文体的小说，每节都自能独立”（《江湖集·编后记》），这种系列小说放在一个总题目下面，下面有若干小节，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一直在做着试验，《倦谈集》《一片土》《病》《行脚人》……一直有十几年的时间，直到贡献出扛鼎之作《果园城记》。
就中国文学来说，真正对系列小说写作进行有意探索的，师陀是第一个。此后虽然当代文学中也出现过一些系列小说，但在成就上达到《果园城记》水平的，目前还可以说没有。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组织学界专家在汗牛充栋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挑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果园城记》顺利入选，从一个侧面旁证了师陀作品的魅力，也是现代文学阶段，中原作家并不多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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