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凌晨，78岁的高宣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无法言说的激情与语言在他内心流动翻腾。
这天下午，高宣扬新书发布会举行。《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导引》两书在11月1日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这是出版社计划出版的 “高宣扬文集10卷本”的第一批。在现场，他为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82年，和洪谦在牛津三一学院散步谈维特根斯坦
洪谦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代表，作为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专家，洪谦给高宣扬的指导一直延续到他1978年出国之后。1927年，经梁启超推荐，18岁的洪谦前往德国先后留学柏林和耶拿。在柏林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期间，受莱辛巴赫的鼓励，1928年，他去维也纳报考了石里克，石里克（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又指导他要去听卡尔普纳（Paul Rudolf Carnap）的数理逻辑课；1945年，洪谦前往牛津大学，师从维特根斯坦学习，当时正是维特根斯坦的鼎盛时期，受惠颇多。1978年出国前，洪谦在新侨饭店为高宣扬送行，他叮嘱高宣扬出国后要深入钻研一两个问题，即便不研究科学哲学，也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极其方法论对于哲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还推荐了自己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费格尔（Herbert Feigl,1902-1988）,这是他在维也纳的同学，是当时美国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洪谦老师在本科时就鼓励我考研究生，他家里挂着康德和休谟的画像。”2009年，高宣扬在洪谦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曾回忆，1982年洪谦第二次重返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时，两人在寂静的院子里散步深谈的情境：院内春意盎然、花木盛开，院外车水马龙、人流不息，洪谦和弟子描述了自己半个世纪从维也纳到牛津走过的道路，谈到与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我那时深刻地感受到了前辈学问的博大精深。”
与洪谦的友谊一直维系到导师生命的终点。
担任冯友兰的课代表，每次将毛笔提纲打印后分发
与北大名师们的故事，在高宣扬记忆里俯首可得。
在大学本科期间，高宣扬连续三年被推选为班上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负责联络任课的冯友兰教授与全班听课的学生。这个课代表一点也不清闲却也很幸运。因为，除了把同学提出的问题和疑问转达给冯友兰先生，同时要把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课堂授课教程带到北京大学出版社排印出版。而冯友兰先生的习惯是，用蝇头小楷起草课堂授课教程，高宣扬每次看着冯友兰先生一气呵成地龙飞凤舞。“至今，我家还保留着墨宝。”同是北大毕业、从事地质研究的夫人徐敦煌引以为豪。
在特殊的年代，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下乡到北京南郊大兴县，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集中在卢城大队，与哲学系系办公室、系党总支以及全系老教授一起，分别住在老乡家里。高宣扬回忆，“我和其他同班两位同学被分配同冯友兰、张岱年一起同睡在一个炕上。睡觉时，冯友兰老师的大胡子露在被窝外面。”这在才20岁的高宣扬和同学们看来，甚为好奇也有点紧张。两位长者的风格也不同，“张岱年老师每天与我们一起下田劳动，他总是默默不问地背着柳筐下地干活。后来，冯友兰先生提早回北京燕园。”
研究生期间，每周三次去郑昕教授家读原著时，高宣扬都要穿过冯友兰家的院子走近路，他便会想起冯友兰先生的大胡子。
迂回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的跨学科视野
比起北大的恩师们，法国、德国的导师给予他的是另外一种传播。在张生的询问中，高宣扬强调了西方学者的开阔的视野和跨学科的学习。
1979年，高宣扬到达巴黎一大学习，为了深入把握哲学人类学，他首先师从列维-斯特劳斯。有趣的是，法国导师告诉他，自己在1930年代学习人类学之前，每周会花5小时的时间去向数学家请教拓扑学、线性代数，以此来思考人类思维的特点。高宣扬感慨，在走入专业门槛前，导师特别重视与关联的文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反复交流。洪谦对他的叮嘱此时也显示出普世性。高宣扬又举例他的另外一位法国老师保罗·利科，在给高宣扬的著作《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写序时，他特别驳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短程迂回”，而是说要打破短程迂回，强调“长长的迂回”，也就是从哲学到社会学、人类学，和各个学科领域，最后再回到哲学，然后再从哲学走出去，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宏观和微观。
高宣扬多次与德里达和福柯等著名学者面对面，“他们的为学也是如此。因此，也潜移默化了我。”高宣扬涉及到的研究范围也是呈现聚点后的发散，他在海外著有《存在主义概论》、《弗洛伊德传》、《哲学人类学》、《罗素哲学概论》、《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福柯的生存美学》、《新马克思主义导引》，不少都是十多次再版。有些已经选入此次上海交大出版社的高宣扬文集十卷本。
三个哲学高峰：法国哲学的繁荣并非一夜之间
由于定居法国，让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高宣扬对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更有“亲在”的体验。对话中，张生引述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划分，西方哲学有三个重要的时刻或高峰，第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第二个是德国古典哲学，以黑格尔和康德为代表，第三个时刻便是20世纪的法国哲学。而常人看来，法国哲学似乎在20世纪一夜之间繁荣蓬勃，尤其是跨界文学和哲学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流行。
高宣扬向在场的学子们做了扼要的解释，据他的观察，西方哲学界的变化其实肇始于20世纪初，法国哲学期望打破以德国哲学为主流的框架，德国的叔本华和尼采也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希望突破几个世纪以来的以理性为主的哲学沉思状态，因此，在19世纪末，法国的艺术界、文学界已经在跃跃欲试，艺术界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已经形成，他们不满足于把对象作为复制对象，艺术上的充分实践，使得理论上的现象学不同步；当时，已经从知识的主体以外去探索知识的形式，“真理并非是符合现状，知识脱离不了社会权力的运作”；而心灵哲学的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充分展开，等到20世纪初，索绪尔在巴黎大学演讲，打破了语言上的英国功能结构主义框架，到达了法国哲学繁荣“登场”的时刻，此前，诗歌的探索、文学的探索，更是让存在主义思潮一夜间蓬勃而出。
高宣扬引述熊伟1957年课堂所言：战后的法国，由于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加缪（Albert Camus）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人的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时髦”，巴黎街头到处可见男男女女穿着奇装异服，自称“自己‘在出’自己独特的存在。”
面对这些变化，高宣扬在书中总结，“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界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Hegel,Husserl,Heidegger,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Marx,Nietzsche,Freud,法语为trois Maitres de soupcon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撰写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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