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与儿孙的生活
汤一介对于家风的传承一向看重。面对“我们汤家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从中国人变成了美国人？”这件事，他总是无法从内心真正释怀。在《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一文中这样写到：我们都认为，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他们的研究院比中国要好得多，就希望儿女们也到美国来学习、深造。而他们都是学理工的，也很想出来使自己能接触学科的前沿。当然在他们学成取得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我们希望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但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我们不能回去，看着你们几十年在各种运动中，颠来倒去，受了那么多苦，我们回去干什么？……”对这样的道理，我们虽不赞成，但也确实驳不倒他们。我的女儿和儿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自然是美国人了。这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是美国人，再加上我弟弟（我只有这一个弟弟）的两个女儿也入了美国籍，她们的子女也都生在美国，这就是说，我们汤家（由汤用彤起）这一支，以后都是美国人了。这不能不使我深为遗憾。可是儿女们却在美国生活得很好，而且孙子和外孙女更是美国化，在那里表现很突出。
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什么“天堂”，它的社会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非常严重。但相对地说，人们比较自由，比较少受政治的干扰。我的孙子Brady，现在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他在小学五年级时，全美数学考试，取得第二，纽约州第一。他由小学升入亨特中学是他们小学中的惟一被录取的一个。亨特中学是纽约大学的附属中学，是纽约市最好的公立学校。我希望他顺利成长。我的外孙女Hedy今年十二岁，读初一，她的功课也不错，被选拔参加各种特殊的考试（即用部分大学入学试题考中学生），她喜欢舞蹈，也弹钢琴，会画抽象派的画，还会在电脑上编卡通故事。我女儿常向她说：“应该像哥哥Brady一样。功课出类拔萃。” Hedy说：“Brady哥哥是天才，我不是，我只做我喜欢的。”但很可惜，我的孙子和外孙女，中文很差，孙子还能听、说；外孙女听、说都有困难了。这也不能不使我大大地失望了。
祖孙三代（汤用彤，汤一介，汤丹、汤双）在北大燕南园58号前院
我把我的失望说给乐黛云听，她的看法却和我不同，她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做出贡献。我们不同，受着国家观念的影响。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总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为人类做出贡献；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什么不好？”她的这番话，从道理上说，我驳不倒她：但从感情上说，我却较难接受，特别是我想到：我的子孙们怎么都变成了美国人？总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祖父和父亲，没有让孩子们保存我们的“家风”。
我和乐黛云完全可以在80年代移民美国，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儿女们要为我们办“绿卡”，我们一直没有同意。……对没有移居国外，我们不仅不后悔，而且为之庆幸，因为我们在国内多少可以为我们苦难的人民做点事。二十年过去了，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
汤一介先生与儿子汤双在北大
关于汤一介与子女相处的细节中，我们从其子汤双关于《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一文中可知一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还是充满温馨与“小资”情调。
汤一介一家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我和我夫人张涿（那时还是女朋友）想随他们一起去玩。1979年可不像现在，那年月女孩儿随男朋友出去旅游是很难被家长批准的，张涿都不知该如何跟家里去说。为此父亲认认真真地给她的父母写了一张字条，告之是与他们一同前往，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们于是才得以顺利成行。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此情此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的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
乐黛云先生与儿子汤双在三智书院
美国俄勒冈州的克瓦利斯是个只有4万多人口的小镇。我在那儿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做过两年的博士后。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一早我把儿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去工作，他则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名叫7-11的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5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也许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在《怀念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汤一介与乐黛云的女儿汤丹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妈妈的生日快到了。爸爸是一个特别浪漫，特别心细的人。好几天前就叮嘱我订花。爸说“你妈妈最喜欢红色，要订红色的玫瑰。”妈生日那天，我早早把花取来，放在爸妈的房间里。爸妈就坐在花旁边的沙发上读书，看报......下午，家里热闹起来，先是汤双一家到了，紧接着两个女儿也从华盛顿（DC）回来了。家里一片欢声笑语。这真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天。看着爸妈的笑容，觉得世界真美好。
关于一家人的很多生活细节，在汤一介、乐黛云、汤双、汤丹共同回忆和著写的《燕南园往事》中可窥知一二。但是每每合上书本，都会想起书中最后那句“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脑中浮现的是已经耄耋之年的乐黛云先生坐着轮椅，从那座充满了她和汤一介先生很多回忆的房前，拔下属于他们的定情信物——二月兰，把它们的美丽与春色，盛放在装满清水的花瓶，轻轻的放在汤一介先生的墓碑前。这只形单影只的未名湖畔的老鸟，静静望着那只安息在天堂的未名湖畔的老鸟。其实，他们从未分离。他们的精神和情感“誓将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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