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戴锦华文字那些确定（坚定）的方面，我更重视那些不确定的方面，也从这里面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不是从理论，而是切身经验告诉我，不纯粹性的信仰，比坚定、纯粹的信仰，也许较为可信。
——洪子诚
本期微信原题《在不确定性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原文分“不确定性”“无名的一代”“生为女人”“涉渡之舟”“学院知识分子”“文体的‘两面性’”“派别”七部分，本文选取了其中两节。
“生为女人”
戴锦华当然是毫不掩饰的“女性主义者”，很多时候都对人提醒她的女性身份，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她的重视、强调性别，并不完全出于学术的需要，不完全因为阶级、性别、种族是文化研究的“三字经”。在这里面，有她的深刻、难以释然的切身体验。在一般情况下，男性除非有一种自省的觉悟，一种感同身受的愿望（尽管这很难做到），往往对女性的处境、心理或懵懂无知，或轻忽无视。我读戴锦华的一些文字，包括她对女性作家的研究的论著，便常会有隔膜、讶异的感觉产生。“生为女人，是一个不容片刻逃离的事实……男人的目光、女人间的反馈，路人肆无忌惮的评论，堂而皇之的对女人生活的监督和窥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的‘身份’”，这里面有“一份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琐琐屑屑的辛酸” ——这样的叙述，就在我的意料之外。看起来如此坚强、自信，有时候却是这样脆弱，易受“伤害”，甚至“自卑”。有时候我也会想，这种坚强、自信，说不定是在掩盖着某种软弱？由此我更坚定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在我们这里，男性充当着女性文学研究机构的会长、主任，但男性批评家研究女性主义、女性文学，许多时候也许是在隔靴搔痒，甚或可能是一个笑柄。
这个判断当然不具普遍性，只是基于对自己在“性别意识”上的局限的认识。戴锦华说“新时期”初年的女作家将“爱/爱情”“用来铭记一个暴力时代的废墟”，这我也许能够想到，但却难以深切理解“这也同样用于书写一份内在的救赎——自我救赎、终至社会救赎的可能与力量”。 记得1980年代上当代文学课，我曾经引述孙犁先生这样的话，说女性在艰辛的生活中，比男人有更多的承担，她们更坚强，也更乐观，所以他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不过，孙犁崇拜的是纯洁天真的少女，他惋惜、感慨她们年龄稍长，为生活所磨砺，变得庸俗和粗糙。当时我很欣赏孙犁先生的感受。在读了戴锦华的女性文学论述之后，惊觉这种惋惜、感慨，表现的也许是并不值得那么欣赏的“男权成规”的视域和趣味；由于这样的视域、趣味，既有的有关女性成长的叙述，“不仅缺乏与男性成长故事相对应的明确段落，而且事实上呈现为一些无法彼此相衔、破碎的段落”。至于她分析王安忆《神圣祭坛》中的战卡佳的“生命中最为隐秘、痛切的经验”——“在精神、心理意义上为两性所尊重并需要”，“又同时被两性所拒绝”，没有人关注她“作为一个有性别的、‘正常’的女人” ——这一性别遭遇的困境，更是超乎我想象、体验所及的范围。自然，这种女性主义立场，也让她过分偏爱那些女性作家，有时便不免过于慷慨，将对她们写作的某种道德热情，轻易转化为美学上的评价。
不过，有时候我也常会忘记她是个“女性主义者”。台湾学者张晓红在一篇文章里说，戴锦华“让全中国男权分子闻名丧胆”。但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男权分子”并没有被吓倒。 比起印象里的另一些“女性主义者”来，她似乎并不那么张扬。大概是，“女性主义”于她主要不是“面具”，不是自恋的镜子，而是关切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生存处境的立场、理论，是试图穿透、拆解文化中蕴涵的性别秩序、性别话语（包括内在化于自身的男权文化残留）的“工具”。这样的文化实践，意味着既要反抗“化妆为男人”的文化命运，也要警惕、拒绝“化妆为女性’的文化角色。因之，“女性主义”的身份、视域、理论，目的是要通过自我解构，来培育一种内在的、“边缘化”的，不断发出“异己者”声音的力量。除此之外，另外的一点也相当重要。这种“女性主义”当然建基于对“共同的性别遭遇”的体认，但也是对自身经验的忠实、掘进与清理：“写作之于我，是一处没有屋顶的房间。它是一种裸露，又是一种庇护；是一次规避，又是某种触摸。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 ——因此，戴锦华说，如果说女性主义在今日和未来有可能成为“资源性价值”的话，就在于它“不是某种既存的话语表述，更不是某种教条式的戒律，相反，是某种知行间的挑战，要求着持续的、智慧的即兴创作”。
派别
在当代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生活中，带政治立场的派别划分，在许多时候都十分重要。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有明确的“左中右”的划分。右派又分为六类。“中”间派则分别为中左、中中、中右。至于左派之前是否有“坚定”“一般”之类的修饰语却不得而知。1961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参加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的同年级同学说看过我的档案，告诉我反右时我被定为“中中”。这倒是很符合我的思想状况和现实处境。1990年代之后的社会变动，出现了所谓知识分子的分化，于是也诞生了“新左派”“自由主义”等名目。戴锦华属于哪个派别？她自己好像没有公开说明。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学院左翼？听说在一次演讲之后，听者问她是否是“愤青”？但也有人说她是“形左实右”……我也曾想过要将她归入某一类，最终却总是不得要领。
在想不清楚之后，就愿意换一种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我想起1960年代苏珊·桑塔格谈论（法）西蒙娜·韦伊 的一段话：
……此刻，我想到西蒙娜·韦伊的生活中狂热的禁欲主义，她对快乐和幸福的不屑，她高贵而可笑的政治态度，她煞费苦心的自我弃绝。她对磨难的不断的追求；我注意到她并不出众的相貌，她身体的笨拙，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结核。热爱生活的人，没有谁希望去模仿她对磨难的献身精神，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所爱的任何人去模仿。但只要我们既热爱严肃性，又热爱生活，那我们就会为严肃性所感动，为它所滋养。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充满着神秘——而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的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
是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关左派、右派之类的标签性划分我想都是肤浅的。仿照桑塔格的说法，那么，某种含混（但不是全部含混），某种不确定（但不是全部不确定），某种悲观（但不是全部悲观），某种神秘（但不是全部神秘）……比起那种僵硬、绝对化来，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有益养分的。
在“不确定”之中寻找位置，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不断探索、协调、反省，一次次的“镜城突围”，总是于无限的“中间过程”中的“涉渡之舟”；因此，“涉渡、蝉蜕、为羽化而作茧自缚” ，是必须也只能去经历的唯一现实……比起戴锦华文字那些确定（坚定）的方面，我更重视那些不确定的方面，也从这里面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不是从理论，而是切身经验告诉我，不纯粹性的信仰，比坚定、纯粹的信仰，也许较为可信。
2008年8—10月
本书是洪子诚先生“一个人的阅读史”，是他对自己多年来阅读经历的回想、叙述与反思。在这本书里，洪先生摆脱了学术体例与框架的约束，穿行于个人体验、情感流脉、理性思考和时代细节之间，展示了自己阅读积淀、审美品味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种饱含个性的“个人精神史小叙事”是对“文学史大叙事”的鲜活补充和生动阐释，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更具生命感的文学史叙述。此次新版，书中文章有所删，有所增，体现了作者近几年来的又一种思路或状态。正如作者所言：“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阅读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的功利意识。除此之外，我想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种平和的，放松的，不预设过多功利目标的阅读。这种阅读，有时候会带给你意料不到的发现和心境。”此次新版，书中文章有所增，有所删，体现了作者近几年来的又一种思路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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