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我后来误打误撞能进入普林斯顿当访问学者，引路人就是老骆。其实，我们当年交情没那么密切，倒十分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准则。至今我也不大明白他为什么出乎意料之外地这样帮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归结于我的运气一直不错。据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运气被称为“狗屎运”，名称虽不雅，依然难得。
张郎郎作品 玩伴 布面综合材料
2011 50cmx75cm
我讲这段的来龙去脉就不得不先讲几句“我所知道的骆润思”。
老骆的脑子打小就好使，聪明绝顶。别看他当年在学校里看着似乎没怎么好好学过，也没有上过什么名牌的好中学。可是，在他开始上班的时候，国运发生了突变，他及时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同坐上了火箭，那段时间他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步步高。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就考入了北京名校。从此，他就踏上了康庄大道，你就再也不能小瞧他了。反过来，在他眼里，我有一个总比别人慢几拍的木头脑瓜，还是榆木疙瘩枣木根。
有一次酒过三巡，老骆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老狼呀，你的人生总体设计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从小学到大学，你一直都是个好学生。老师们惯着你，拿你当标兵，当先锋，当“六味地黄丸”，什么地方出毛病，都可以用你。自然就会招人恨。
我听了他这番话就细细思量：当初我和各科的老师关系都挺好，在于我压根儿没心没肺，没想要得到他们的提拔或重用，不需要世俗的吹牛拍马那一套。反之，我也丝毫没有和某些老师针锋相对、斗智斗勇咬牙切齿地较过劲。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不用那么近，也不用那么远。我那会儿就是这么想和这么做的。没想到，等到了某个历史转折的档口，刹那间我就被推到了最尴尬的位置上了。去斗老师，我做不到。让我去挨斗，也不乐意。在那以斗争为荣的年头就成了耗子进风箱——两头儿受气。当你变成快塌下的破墙时，就没法指望多数人不加入进来推你一把。话说回来，我在学校倒霉的时候，同学和老师来斗我，这不能怪他们，时代的风暴中，哪有弱草不弯腰？
1991年，张郎郎（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壮思堂。
骆润思自认从童年开始和我真是两个路数。据他自己说：从小学开始在老师们眼里，他整个就是一个坏孩子，甚至成为了某些老师的眼中钉。可是，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年积月累他练就了铁布衫、金钟罩的自保硬功夫。同时，还从现代战争学里学会了隐蔽战、堑壕战、迂回战等等招数。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这全套功夫已经游刃而余了。据说他还专门和那些与他不对付的老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让他们逮不着。经常给学校喜欢的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找麻烦，当他发现在系里、各个环节其中若有猫腻和隐情，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地点就加以披露或揭发。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我们这些晕头转向地到海外求学的人们，多数都一头雾水，两眼漆黑，四处探路。他却一步一个脚印，全走在坚实的台阶上，一点儿没耽误。
他先在美国一个偏远地区拿了个硕士学位，别管那个学校著名不著名，先踩稳一个台阶再说。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自己明白就够了。他很清楚，滚再大的雪球先得攥出来一个结实核儿。于是，他踩稳当了，又努了一把劲儿，从那儿他居然在哥伦比亚大学金教授那儿又拿了个硕士，本来他打算在金教授这里接着读博。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忽然指导教授开始对他锱铢计较地挑刺儿了。
张郎郎作品 手拈莲花 布面综合材料
2017 75cmx100cm
这会儿的老骆已经是火眼金睛了，于是，面带笑容，暗自咬牙开始和金教授较劲，一心想调查出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对的隐情。
正好就在这时候，我恰巧到了纽约。
我作为老同学就劝他：差不多就算了，什么事儿都得见好就收。总不能还觉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时代不一样了，地方也不一样了。
老骆就笑了，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像在国内一样‘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不明白，现在地方变了，时光变了，人也不一样了。因此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我在学术环境里，一定会寸土必争。”
“学术环境不是公司，我和他较劲的不是人事关系，不是谁高谁低，而是学术的真伪判断。老金本来和我关系好着呢，他有许多艰深的问题还得和我切磋一把呢。可是去年他娶了个中国女生苏莉，我们的关系就急转直下。那个苏莉和咱们算得上是一个专业的，突然变成了我的师母。已经够荒诞的了，我就当没看见就算了。”
“可她居然眉头都不皱，就把道听途说关于我的陈谷子烂芝麻，再添油加醋告诉老金了。老金一听这些故事就傻了。他是个基督徒，于是乎在他眼里我顿时就变成欺师灭祖、不可信任的逆徒。接下来就很自然，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他和他爱徒们在系里就不理我的这个茬，并加以孤立。一来二去，我就明戏了，不斗不行了。老金那点儿中文底子你我都清楚，他的智囊只能是那小苏莉了。几次在古画断代、真假判断的时候，他都那么地胸有成竹，那么地斩钉截铁。我心里一下就乐开了花，这不是送货上门吗？那次苏富比春拍几幅古画，几幅书法，老金以高级顾问身份去参加预展的研讨会。在会上老金说东，我就一口咬定说西，整个给他们布了个迷魂阵。我在这方面眼力架儿纯属是童子功，老金哪儿是个儿呀。结果那次会上我把他收拾得两眼发绿，就差点儿没气背过气去了。”
1993年,美国普林斯顿。左起张郎郎、郑义（作家，代表作《老井》、《远村》、《枫》）
纽约场子不大，老骆的大名顿时就传遍了。正好在哥大他读不下去了，也不想继续读了，就这样一来二去他就成了普林斯顿冯教授门下的博士候选人了。不过到了办手续的时候还出了点儿岔子，居然有人给他往系里捅了一封匿名信。把他当年出国前的一些的老事儿给揭了个底儿掉，好在这个大学不认可匿名信。骆润思有惊无险地进了普林斯顿，他多机灵呀。闲话少说咱们就开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可是当他发现冯教授还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对那封信还是很在乎的。回来以后对老骆就五分冷淡了，没有打算取消这位博士生的项目，但也不那么上心了。老骆这么一琢磨，看来自己的博士论文前景茫茫了，那就得另辟门路了。想路子的时候他就到其他各系去溜达溜达，没事儿就到东亚研究所来听听余英时先生的历史课，他心里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机会在出国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是不听白不听。
骆润思运气不错，没事儿的时候去纽约看拍卖，遇见了一位做中国古董的约翰先生，他听说骆润思在这方面是一位隐形专家。就请他一起吃了个饭，问小骆愿意不愿意和他合作，买卖中国古董。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那还能不乐意？
小骆脑子那叫一个快，当时就说：完全可以，不过我现在是学生，估计学校不乐意，所以咱们一得保密，二得业余。要做大发了，冯教授就有话说了。从此，约翰也成了小骆的客人了。
约翰在饭馆老友记和小骆签了一个合同，打算从明年开始，委托骆润思给约翰买一百万美元的货，虽然数目不大，骆润思小算盘一打，这一年下来，自己的嚼谷就有了，还得有点儿富裕。
六月初的一个周末，骆润思去纽约看看行情，然后去哥大去看看老同学，正好遇见我。估计骆润思那几天心情极佳，所以就自报奋勇，要拉我去普林斯顿看看，看看大名鼎鼎的余英时教授。
特邀专栏作者：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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