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止庵识小

止庵这名字有点儿古气。多年前读《知堂回想录》时，发现编后记中提及该书依照的是止庵校订的版本，便留意了此人。后来购读了《旦暮帖》《雨脚集》，方知其人生经历和文字功业。

止庵识小

文 | 方怀银

虽说止庵有一定的家学渊源，但弃医从商从文，并在老子、庄子、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研究领域开辟新天地，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今年年初，《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出版。有读者在“芳草地读者交流群”询问版本、上下卷等情况，止庵在群里简略几句就解释清楚，我不由得心生佩服。虽同在一个微信群里，但我素不喜打扰别人，尤其是面对这样的学问家，怕一张嘴就露怯。读其书则是一条安静之路，也是藏拙。于是我先后购读《插花地册子》《远书》《比竹小品》《樗下随笔》《相忘书》等书。止庵涉猎广、读书深，且著文严谨，若不知其所谈背景，尤其是外国文学，便会有云山雾罩之感，读来颇不轻松。但我读有所得，付诸笔端，不敢说大，故名识小。

周作人在《关于身边琐事》一文中写道：“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知堂此话道出了“识小”的关键：真实，有切身感受，不人云亦云。止痷自己也是赞赏“识小”的，他常说要“吾丧我”，且他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写下30多篇札记，汇编成一本书，径命名为《苦雨斋识小》。

止庵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历40余年，作文一如初始。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没有受过文科教育，只好下苦功夫读书。”“多下一点功夫，争取比一知半解稍强一点儿。这是我的一点笨法子，但是自以为不太会错的。”

止庵曾十年读《庄子》，通读过周作人著作多遍，编《周作人晚期散文选》时，还动手抄过十几万字。读书如此“笨”，作文亦如此。“前些时写一篇关于福楼拜的文章，不过四千字，却通读了他的小说全集三册。”“今日准备写一小文，约二千字之谱，是关于扎米亚京的……怎么也得准备一周时间，虽然写起来不过两三个小时。”

正是此种读书求一己心得的态度，不“想必如此”“理所当然”，使止庵的文章多开题不大，但皆有自己的识见。也因如此，他的很多著作是一版再版三版。每次新版，除了校勘文字错误，还“大动干戈”，如《插花地册子》除文章外，仅形式上，一版无插图，二版增加插图，三版又去掉。去年出版的记录他多年来游览欧美、日本博物馆看画之所见、所感、所想的《画见》，从初稿到现在已20年。2000年，该书以《画廊故事》为名出版；2002年，配上图，改题为《不守法的使者：现代绘画印象》，由天津和台北的出版社各出了一版。可是止庵并不满意，“以《画见》对比将近20年前的初稿，可谓面目全非……以我观画一事而言，曾经出过的三个版本已没有意义”。

止庵此种“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精神，使得其每本书、每个版本都是新作、新编。在目前所购读的书中，仅《雨脚集》中部分篇章与之前的有重复。此外，同一本书不同版本的些微差别，也可当作知人论世之参考。

生于1959年的止庵，早年在无好书可读的情形下，“找到什么读什么，1966年前出的中国小说，基本都读过，之后十年出的中国小说，也都读过，这两部分都可以说是弯路，因为没有太大细读的必要。”但与同龄人相比，也许正是这段弯路，让他知道“谁高谁低”。在上世纪80年代，止庵就“遇见”了老子、庄子、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高人。在接受采访时，止庵曾说：“我的兴趣事在两块：先秦哲学和现代文学。这两块都是通过自学而知晓的……1919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的诗、剧本、小说，我都看过。看过之后，就从中挑出鲁迅、周作人、张爱玲三个人来，对这三个人都花了很大功夫。” 

起点之高，加之“平生唯独读书、写作二事不敢苟且”，止庵得以“高高在上”，“睥睨”现代文艺江湖。“至于50年来中国内陆文章，只杨绛、谷林可读。”“我一度想写的《现代中国散文史》，已经放弃。当初设想，共分三卷：鲁迅一卷，周作人一卷，其他作者一卷，篇幅上各占三分之一。后一卷中，胡适、张爱玲和杨绛单占一章……黄裳与孙犁恐怕各只是一小段而已。”这是多么的“狂妄”。当然，这样的分类选择亦无可厚非，止庵的标准在于文字的理趣与思想的自我，在于探究作品的源流，这一方式未尝不是对中国散文的一种修正。可惜的是，最后他因种种原因放弃了。

此外，止庵自忖骨子里近法，多有“法家气”，批评不免苛刻。其书中常见“惊世骇俗”之论，这些话语若是被截取、传播开来，定会将其造就成“网红”的，如当年他与黄裳的笔仗就达两三年之久。

作为读者，仍旧期待止庵写出更多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