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早年遭遇牢狱之灾,中年饱受流离之苦,在台湾数十年生活算是比较安定。
1928年初,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由台静农同乡、未名社成员韦素园和李霁野合译出来,交未名社出版发行,不料该书在寄往济南第一师范代销时被截查。当时山东被军阀张宗昌割据,而北京则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张宗昌给北京军政当局发电报,要求查抄《文学与革命》的出版机构,对译者和出版者“依法严办”。台静农当时是未名社成员,于是,无故受牵连与李霁野、韦丛芜三人于4月7日同时被捕。1928年5月26日,台静农在友人常惠的帮助下,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叶恭绰先生出面营救,方才获释。1932年12月12日晚上,台静农被北平市公安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入狱,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等左翼教授。北平公安局内五区署署长张文杰率一群警员入宅搜查,宣称搜出了一批“反动文件”和一枚“新式炸弹”。所谓“反动文件”,指“苏联短篇小说《烟袋》334本,杂种书籍84本,来往信件一小捆”。其实《烟袋》是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同路人”撰写的短篇小说集,所谓“杂种书籍”和“来往信件”中并无特殊政治色彩和“鼓吹暴动之文字”。至于那枚“新式炸弹”,原来是王冶秋夫人高履芳寄存在台宅的铜质化学试验仪器。入狱后,在陈垣等人多方营救之下,台静农虽无罪获释,但已难于在北平立足,被迫辞去辅仁大学教职,回故乡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小住。1934年7月26日,北平宪兵队以“共党嫌疑”将他解送至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一关就是半年,与他同案的是李霁野、范文澜。台静农第三次被捕入狱后,陈垣、蔡元培等竭力营救,始于1935年初获释。台静农在台大授课,初期以“中国文学史”与“楚辞”为主;后亦包括“小说研究”等课。台静农来台未久,即与“国立编译馆”签约撰写《中国文学史》一书,台静农亦持续该书之撰述工作多年,后因白色恐怖与殷海光、哲学系事件等之影响,雅不愿拖累编译馆负责人士,遂与编译馆正式解约,该书之撰述工作,遂亦止于金元。虽然其间充满先生长年蕴蓄的睿见与慧思,多年来亦仅以稿本与抄本形态在少数学生间传阅。《中国文学史》稿件积台静农数十年研究成果,又经数年审慎斟酌撰写而成。台静农在世时,稿件中大部分论文虽已登载期刊杂志,但整部著作的出版却未能如愿,门生后辈皆有“金剑沉埋”之憾,台静农也有无可奈何之感。台静农过世后,家属将其所遗文稿捐赠台大图书馆,后由台大出版中心来加以整理出版,算是弥补了这一缺憾。1946年10月18日,台静农携家人自沪乘船抵台北。12月18日,配住昭和町五一一官舍,即后之台北市大安区龙坡里九邻,温州街十八巷六号台大宿舍,日式木屋。名其书斋曰“歇脚庵”。台静农在此居住40余年,于1990年1月中旬迁至温州街二十五号台大新居。1989年10月,台静农在回复李霁野的信函中称:“正准备搬出龙坡里……天天在整理书籍,……四十二年老窝,一旦被逼‘扫地出门’,为之丧气,……”旧居难舍,心情不快,台静农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旋感饮食困难,于1月21日住进台大医院检查,证实为患食道癌,不到一年逝世。
(本文转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25日 第21版)
台静农全集(套装11卷13册)
黄乔生/主编
海燕出版社
4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