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只在有限的時間。文字是人思想、態度的表達方式之一，當物質的生命消逝，後來者若隔空讀到足夠鮮活的文字，卻也與傾聽書寫者當時當刻的表達，別無二致。如此說來，閱讀《食經》兩卷，作者“特級校對”陳夢因的身影，彷佛從紙上立起，從文字間走來。
《食經》本不是冠冕堂皇的典藏大書，而是自1951年起在香港《星島日報》連載的每日專欄，內容是講一道道中菜菜肴的烹調方法和原理。作者署名“特級校對”，這個筆名背後是時任《星島日報》總編輯的陳夢因。報館總編輯，每夜看報紙“大樣”，可不正是名副其實的“特級校對”。
身為廣東中山人的陳夢因精好粵菜，抗日戰爭時期，他為做戰地記者和宣傳抗日而在大江南北奔走，也積累了各地中國菜的知識。
“食經”專欄每篇短小凝練，不時帶點詼諧，卻把菜式的做法，及背後的來歷或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故而大受歡迎，後更集結成書，被後世作為飲食書典籍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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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食經》在飲食上的成就，後世心目中的陳夢因往往是美食家，而他作為1950年代香港文化乃至軍政界頗具影響力的文化人的身份，卻反而常被忽略。其實，《食經》的文字從講飲談食的角度包羅萬象，融入了作者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廣博的文化積澱，美食家或許有很多，但能寫出《食經》的，唯有陳夢因。
陳夢因雖做到報社總編輯之職，然而出身貧困，小學未畢業就進印刷廠做排字工人。寫作“食經”專欄時，他白日要為新聞奔走應酬，夜晚則要熬夜看報紙“大樣”，做“特級校對”。菜餸價格是他極其關心的話題，像《鹹魚兩味》中，他用略帶幽默的筆調寫“同事的福州太太”的抱怨：“幾天來魚菜太貴了，在魚菜市場裡徘徊很久仍買不到菜，問問這樣貴那樣又貴，一元五角的買菜錢真不知買甚麼才好”。
當時香港的水荒問題也是繞不過的，像《雞腿釀露筍》寫到時值水荒嚴重，端午節前兩日下了雨而使人心情鬆弛，《有求必應》寫到水荒，直接感慨：“苦矣，打工仔之香港人”，此語想必放在今天也會引起一片共鳴。
類似此語，亦有《橘羹》中慨歎香港社會商業氣息濃重，生活迫人：“‘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商高’，商業至上的香港，生意不好，其他一切也少有好的可言。打工仔窮措大難渡年關是司空見慣的事”……
《食經》沒有刻意的史家筆法，然而今日回望，陳夢因本就是穿行於歷史畫卷中的人物，他除了記錄街市菜餸、家長里短，也記錄了歷史變遷中的重要轉折。
陳夢因與孫女
如《彭德與豉椒雞》，記錄了兩位元英派殖民地官員——警務處長麥景陶、衛生局主席彭德的黨政景況，從陳夢因筆下前者任滿歸國，後者休假歸國香港人設宴餞別來看，兩位殖民地官員還算得人心，陳夢因亦以傳媒人眼光針砭政治人物：“就個人所見，麥氏的政治手腕的表現，淩駕他底員警行政之上。”
其實，1950年代的香港，最大的歷史背景，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飯一蔬的民生苦樂，都與“戰後”這個詞息息相關，這個詞意味著饑饉蕭條，斷壁殘垣，劫難後的死裡逃生，卻也意味著新生。
《食經》文字裏的香港由陷日到重光，不是史籍或教科書上抽象的歷史概念，而是將生命的脆弱、饑餓的痛苦，都刻畫在鮮活的肉體生命之上。經歷過日軍佔領而開始新生活的香港人，對未來充滿憧憬，也懷著對未知的心有戚戚。陳夢因是其中平凡的一員，心態具有代表性。不過，他與販夫走卒也不同。一方面，他的憂慮的不止一己之私，而是放眼民生苦樂，故而更加憂心忡忡；另一方面，他卻也懂得自我開解。
試舉兩例。
無論是對香港三年又八個月日占時期“飢餓感”的咀嚼，還是戰後中秋節前月餅市場的不景氣，即令他敏銳地覺察香港作為“東西冷戰的前哨”的危險，這裡面，都有中國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風骨。而可貴的是，人間煙火練就的幽默豁達，給了他堅韌的自我開解力量，這力量就依歸在有味糯米飯、菊花魚雲羹等一道道家常菜裡。
民以食為天，食是生活的延續，《食經》裏無處不在這種延續美好生活的力量，在當時戰後的香港，作為每日報刊專欄傳遞出去，就不再只是陳夢因一人的智慧和豁達。從這個層面說，這講飲談食的專欄文字，可謂筆力千鈞，“兼濟天下”也。難怪日後集結成書，一紙風行，今日再版，亦為不過時的經典。
原刊於2020年11月10日《書香兩岸》，本文編者有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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