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和顺
北京琉璃厂，又称厂甸。辽代为海王村旧址，元代曾在此设官窑烧制御用琉璃瓦。清代中叶起，每逢科举会试，文人雅士常聚集于此，商贾之家亦开铺设摊，以书铺为最，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等次之，俨然京都文化中心。乾隆年间开馆修订四库全书，益显繁荣；民国以降更是充当文化古城资料室、图书馆和研究所等角色，为繁荣学术文化助益良多。数百年间，有关琉璃厂的故事多不胜数，笔者不揣浅陋，缀拾撰写成篇，以飨读者，并就正于方家。
△1953年版《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1977年，刘再复奉命写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学部”的文章，前往拜访孙楷第先生，询问有关“古籍整理”情况。当时孙先生已卧病在床，一见面就紧紧拉着他的手说：“他们对我太不人道了！”
孙楷第藏书、手稿几年前丧失殆尽，追索无门，因此斥责当事者“太不人道”。
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版本目录专家，孙楷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他那时已70高龄，表示愿意下乡接受改造，只提出一个很低的要求：房子上交后请“领导同志”拨一间小房让他“堆书”。这个很低的要求也被工宣队和军宣队拒绝了。
从接到下乡通知到离京只有10天时间。孙楷第无奈，与中国书店取得联系后，表示愿意把书全部送出，不要钱。店方称他们的任务是“保存文物，片纸只字都要”，但“按国家规定办理，不能白要”。他们费半天功夫把全部书籍（包括手稿、笔记和已出版自著书）用汽车载走。孙楷第离京后，中国书店向其亲属交付书款426.67元，开具“付款单”，将书籍分为三类：古旧书20种，297元；鲁迅全集1部、马恩全集13种，33.47元；古旧书660公斤，196.20元（包括书箱4个、书架3个）。
从192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孙楷第居京近半个世纪，这批藏书大多购自琉璃厂无疑。他说：“我的书籍不是一次买的，是从我在北京上学时起，五十年间，陆陆续续买到的。”他并不以藏书家自居，平生所聚之书亦不以版本为贵，仅视为研究工作的“一套基本工具”。
下放不久，政策有所松动，孙楷第于1971年春获准回到文学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分到一套有两间小卧室的房子，屋里空空荡荡，一本书也没有，这时，他才感到巨大的失落与空虚，顿时坠入书的‘苦恋’中，想得发呆起来。他面对墙壁，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死死盯着，硬是要从空白中读出文字来。”这是刘再复《还不清的满身债——怀念孙楷第先生》一文中的精彩文字。
于是，孙楷第开始了长达15年的找书、要书工作。1972年8月9日，他上书周恩来总理求援，信后附录中国书店“付款单”和他本人凭记忆开具的藏书目录。其后，一次托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致信学部、三次致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他表示愿意退还书款400余元，单位、个人多次与中国书店交涉，唯一结果是1980年底由单位出资“赎回”6捆“乱七八糟”的书箱。而从80年代初开始，不断有人从琉璃厂等地旧书店买到他的旧藏，孙楷第听闻更是悲愤交加。
△孙楷第著《沧州集》
孙楷第最为牵挂的，可能还是自己的笔记、手稿、批校过的古旧书和自著书。据文学所研究员杨镰回忆，孙先生喜欢不停地校订批改自己旧作。《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953年出版后，他至少在6个本子上做过精心修改，所幸部队作家慕湘在隆福寺旧货摊上买到一册并慷慨奉还，此即改定稿本，密密麻麻写满批语。《沧州集》批校也有6本，杨镰留心收得其中5本，最后一本也为文学所青年学者程凯无意中得之于琉璃厂旧书店，此时距孙楷第亡故已近20年。
1986年夏天，孙楷第弥留之际，已担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前去探望。孙先生已经口不能言，他在自己手掌心写了一个“书”字，半个小时后便溘然离世。孙夫人对刘再复说：这十五年他就念着一个“书”字，这个“书”字就是他的全部遗嘱。
审读：喻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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