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 | 战乱、民瘼与文图记忆——论余治《江南铁泪图》
文/张宏生
香港浸会大学张宏生教授
摘要：余治的《江南铁泪图》记录了太平天国战争中百姓的苦难，表达了对乱后重建的渴望和对社会动乱的反思。这部书在形式上由词、文、图构成，现实层面是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求，希望为江南被祸的民众募捐，而进一步看，42幅图，体现出回忆—行动—反省的模式，又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彼此呼应的序列。就词而言，余治选择了《西江月》一调，是用俗调表达特定的情怀，和他对通俗文学的提倡密切相关。他用联章词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继承了杜甫“诗史”的精神，也是清初以来“词史”理论的发展在一个方面的体现。
关键词：余治；太平天国；《江南铁泪图》；记忆
太平天国战争绵延14年，波及18省，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江南尤其是重灾区。大乱过后，人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反映这场战争，其中，余治的《江南铁泪图》是较为特别的一种。对于这部书，前人主要从社会史、生活史等角度作过一定的研究，本文则拟通过词、文、图的结合，从战争与记忆的角度展开思考。一、《江南铁泪图》的缘起
余治（1809—1874），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寄云山人，无锡人。科场不顺，曾五应乡试而不中，乃在乡里设馆教学，以行善事，挽风俗，正人心为使命，造成了很大影响。余治的社会活动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达到高峰，他曾帮助筹办江南北团防事，著《劫海回澜说》《解散贼党启》《江南铁泪图》等，到处宣传，有效地配合了清廷平定局势的行动，因而先后被保举为训导，加光禄寺署正衔，又赏戴蓝翎，加五品顶戴。俞樾曾经高度评价余治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当江浙陷贼时，君著《劫海回澜文》，又绘《江南铁泪图》，见者无不感泣，乡愚妇竖咸切齿腐心愿与贼俱亡。东南之底定，固由师武臣力，而君之书未始无功也。”而这一切，都是和他志在行善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时人多称他为“善人”。《江南铁泪图》，光绪间刊本，其创作时间，据书中所言：“江南自遭贼难，民不聊生，诡状殊形，惨难殚述。幸赖圣主洪福，大宪公忠，得以扫荡廓清，出离水火。”因此可以得知是作于战后不久，或即同治三年（1864），即清军攻进南京城，取得对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之后。《江南铁泪图》之得名，是因为“江南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铁人堕泪，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但也有所本。据《三辅黄图》：“神明台，武帝造，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帝徙盘，盘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所以，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诗序就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金铜仙人为汉武帝所建造，矗立于神明台上，原是大汉强盛的象征，现在却被魏官强行拆离，因此，不觉眼中堕泪，伤感不已。前人所记铜人之泣和此处的铁人之泣，内容并不一样，但化无情为有情却是一样的，而且，都是经历了沧桑变化，其中的脉络也可以互参。以付诸视觉冲击的直观性描写，打动读者心灵，唤起读者同情，是余治喜欢使用的方法。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当时江南大水，苏州、常州一带成为泽国，“哀鸿遍野，呼号日闻”，余治“蒿目惨心”，日思夜想，认为绘图的形式有着特别的效果，能够唤起爱心，赈济灾民，于是创作了《水淹铁泪图》24帧，“日泐数十函，乞救于远近富人”，使得“见者动心”，筹集了不少资金。15年后，他受到启发，又一次采取这种形式，进一步创作了42帧图。但是，虽然我们知道《水淹铁泪图》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暂时未能看到原图，尚不知其具体形式是怎样的。《江南铁泪图》无疑是继其后而作，但虽然声称是“图”，实际上是由词、文、图三个部分组成，文字和图像互相印证，互相阐发，构成了一种特别的书写模式。作者的创作初衷主要是为了赈灾，“以救灾恤邻之道，全委于江北之人”。但是，其中对太平军暴虐和难民悲惨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一段历史，再现了当年的创伤，因此，在客观上就保存了一段回忆，并进一步试图唤起民众的回忆。余治在这部著作中，对太平军给予了严厉的否定和批判，这里有他自己的动机、目的和观察角度，也有他自己的基本立场，并不能作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面评价来看待。李洁非在其近著《天国之痒》中对太平天国的既有研究和认识做了一番总结，指出文革之后，“对太平天国的一味赞颂渐为检省目光代替”，而20世纪90年代以降，“对太平天国看法更多滑向负面，而突出地究问它自身的非理性以及于历史的破坏作用”。李著有其高度和立意，不过在他的“对太平天国摈弃主观、不预设立场和倾向的精密梳理”中，也有不少有关太平军残暴行径的记录，因此，《江南铁泪图》的描写应该有其一定的依据，或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一点对太平天国研究的思考。二、《江南铁泪图》的书写模式
《江南铁泪图》共42幅图，在次序上虽然不一定有着严格的分类，但大致由四个层面构成：
一是太平军的暴虐。《江南铁泪图》中有10幅直接写太平军的暴行，涉及的内容有奸淫抢掠、勒索钱财、掳人入伙、滥施酷刑、追逼难民、强抓壮丁、强暴妇女、逼人贡献、焚烧寺庙等，写出太平军所到之处对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的残害。这是要说明祸患之由来，哀恸之根源。二是战乱中百姓的悲惨生活。这部分内容较多，共23幅图。如逃亡中或倒毙为猪狗所食，或死在路旁无人安葬；父母死于战乱，遗下孤儿，哀哀痛哭；兵过之后，荒芜的田地，全无生理；浩劫之中，焚掠一空，耕织之具全无；到处饥民，无法谋食，只能投河自尽；饥民家中无法过活，万般无奈，卖儿卖女；难民家中断顿，全靠草根树皮为生；冬天到来，寒风呼啸，冻死者甚多；难民到处乞食，途中往往迎风倒毙；难民无以过活，至有售卖人肉者……这一部分是作者最重要的关注点，因为这不仅是曾经发生的事，而且是正在延续中的社会现实。三是乱后重建。这部分共有6幅图，分别为皇帝下诏，赦免被胁迫加入太平军而主动归降者；各级官员关心难民生计；江南民众喜迎王师；光复各郡县后，凡主动投诚者，概行赦免；鼓励耕织，恢复生产。其中尤其强调了对于被太平军掳去当兵者一概赦免，有两幅图反复言之。这是因为，当时被太平军掳掠从军者不少，战争延续十几年，国家伤了元气，人口大减，急需补充，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安定人心。四是乱后反思。这部分共有3幅图，号召民众痛定思痛，指出此一劫难，主要还是由于人事不修，应该深刻反思，才能求得社会的太平，特别提出要重视对乡约的宣传，以凝聚人心。从这个脉络看，这42幅图，体现出回忆—行动—反省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从生活史的角度看，其中有很多细致、琐碎的记载，或者是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如《假托盘查，团丁截杀》一图，文曰：“被掳难民，时时乘间逃出，或面有刺字，或身有银洋，或头发未剃。各处乡民，往往借名团练，以盘查为名，指为奸细。并不解官，抢其银物，剥其衣服，甚至害其性命。” 太平军所到之处，百姓争相逃难，造成大量难民。这些难民本身是战争导致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会衍生出其他社会问题，如依附当地的武装力量，引致动乱等。这幅图所说的是被强迫加入太平军的百姓，逃出后，由于脸上有刺字，或者留有头发，有明显特征，因而被地方武装截查，指为奸细，搜刮钱财，甚至害其性命，这就使得那些百姓才离狼群，又落虎口。这一类的描写，写出了难民悲剧的多元性，可能是大时代的小插曲，但也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余治所设想的读者多生活在较底层，这些细节，很可能多少在他们身边也发生过，或者耳熟能详，因此，能够使人感同身受。第二，这种以词、文、图相结合的形式所呈现的画面，本身带有故事性。这其中固然追求的是普遍性，但往往也重视个人化的经验，以增强真实性。如《乞借难通，情极自尽》一图，写难民人人自顾不暇，经常借贷无门，文中即举例：“有无锡北乡某，向其亲家借米一斗不得，徒手回，号哭一场，即自沉于河。”又《吊打逼银，穷搜地窖》一图：“尝有友为余言：有长洲某家巨富，应完钱粮入百金，庚申春，官以急用军事托友向借上忙银三百两，某托言无有。迨常郡警报至，雇船向钱庄提宝银八百只。正欲出城，而贼已到，遂并陷城中，被吊打逼出地窖银七万两而死。”虽是听闻之词，但往往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这就不是泛泛之言。有时，则更是他自己的亲眼所见，如《黄口孤儿，哀寻爹妈》一图，其文曰：“向在莫城难民局，傍晚出向街头看视，见屋檐下有七八幼孩相拥卧，时值雨后，衣尽湿，地复沉滓，皆忍冻骨战。促起问之，则皆常郡人，或八九岁，或十二三岁，父母非死即掳，一无依赖。又幼年之人，照应不能入厂，故沿街露宿耳。”又《罗雀掘鼠，人肉争售》一图，其文曰：“壬戌秋，闻宜兴、溧阳人相食，犹信疑参半，以汀南民风柔弱，当不至此。至癸亥秋冬，则常郡、阳湖、无锡各乡，竟有市卖人肉者。目击情形，至于此极，实为数千年来所仅见。”正因为是自己亲眼所见，写得就更加具体，更加细致。显而易见，这样的书写，对于读者来说，也更加易于感知，所达到的效果也就更好。第三，记忆不完全是为了展示过去的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救世良方。如《创巨痛深，前车共凛》一图，谓“江南人民，共遭荼毒”，是“人心所自招，宜其痛定思痛，改过向善矣”。《恐惧修省，劫海同超》一图也指出：“此番大劫，亘古罕见，揆厥由来，总由人事。人事不修，天怒随之。”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而要认识这个理，必须做到知行合一。“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吉水认为，余治《庶几堂今乐》，“其最大题目，则根据王阳明《传习录》、刘蕺山《人谱》所载论戏之言，欲借梨园挽回人心世道，表彰忠孝节义，惩治奸盗邪淫” 。这一观念，也贯穿在《江南铁泪图》中，而余治提出的修“人事”，具体的做法就是奉行“乡约”。《江南铁泪图》的最后一幅题为《乡约重兴，宏宣教化》，词曰：“不教终沦禽兽，由来世教堪忧。煌煌圣谕溯源头，无奈具文已久。天道昭彰可畏，人心悔改能不。潜移默化釜薪抽，化俗全凭善诱。”文曰：“乡约一事，为化俗一大端。而奉行不力，日久遂成具文，并以为迂而不行者有之。殊不知此事原为劝化愚民起见，圣谕十六条，不过一个式样，其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期于感动人心之处，全在于临时说法。如能实力奉行，无不可见成效。盖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惟在于诚心感动耳。”⑪“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⑫“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奉行乡约就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的，这是余治思想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其平生的四大愿望之一。乡约是清廷对基层民众进行教化的重要举措，一般在朔望宣讲，宣讲的最重要的内容即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从立意上来说，清人曾这样认为：“《圣谕十六条》，尽善尽美，普天之下，共懔然于大哉王言矣。”事实上，它也确实包罗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地方官及绅士通过注解和演绎《圣谕》，又辑入前人嘉言以作宣讲时的辅助材料，致力于推广庶民教化，'圣谕十六条’也成为此后二百多年士民必读之教化条目。”而这种“绵延有清一代，甚至民国之后仍保留讲约的方式，其宣讲对象涵盖各阶层各种族人民，用力不可谓不勤，学者由清初至清末一直有阐扬圣谕之书籍问世，也可看出其在清代社会的地位”。不过，虽然立意高远，但是制度化以后，照本宣科、僵化呆板的宣讲形式，也可能影响其效果，往往“听之者寡，而讲之者亦怠”，就如余治所说：“日久遂成具文。”尽管如此，余治仍然很自信，认为乡约能否发挥作用，端看如何操作。而且，这也有他自己的具体实践予以证明。咸丰四年（1854），江阴各乡有抗完漕粮之事，余治奉命赴乡劝谕，“比至杨厍镇，见民情震动，询知对江之寿兴沙有剧盗王锦标啸聚肆掠，军械悉备，官捕莫敢正视。时福山镇叶总戎奉制军密札，将会江常各营，刻期进剿”。余治通过综合分析，认为“此沙四面临江，向多私贩，民俗强悍，宜使散，不可使聚。若遽加剿办，各盗必铤而走险，既恐贻害沿江各邑，而本沙良善，反致玉石不分。万一剿办不能尽善，则莠民得志，害更无穷”。他的做法是“与朱朗夫上舍、门下徐子济茂才渡江”。到达那里，“集沙民宣讲乡约，晓以天理，惕以王法”，“老幼环听，且有感泣者”。余治见百姓心动，“即传学宪令：速缚盗魁以献，众皆免”。第二天，“众果擒锦标至，余党悉解散。未几又擒南岸盗首薛嘉禾”，“不烦一兵，而全沙悉平”。这是他宣讲乡约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他后来也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如何宣传乡约及时进行调整，务求达到更好的效果，如宣讲的通俗化：“宣讲圣谕，惟直解最为明彻。惟恐照本读去，乡民尚未能尽解，故必须参以方言里语，罕譬曲喻，引古证今，反复开导，方能耸听。尤须按切地方风俗，对症发药，惕以王法，动以人情，警以天理，更晓以果报，务使听者于欢欣鼓舞之中，有感动奋发之意，斯为得之。”所以，最后这幅图，可以说是曲终奏雅，是对全书的一个收束。太平军起事是由于人心败坏，战乱中造成的种种伤害是由于缺少善良，恢复生产的关键在于聚拢人心。吴云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余治 “往来江南北，足迹所至，辄举古今来福善祸淫之说，家喻而户晓之，思所以正人心、励风俗，以挽回劫运”。正人心，正是全书的基本思想。所以，虽然《江南铁泪图》的基本目标是劝善，但蕴含其中的重要追求却是正心。在这个意义上，余治此举，也可以视为其大力提倡、深入奉行乡约的一个侧面的表现。三、俗调：庶民教化的文学选择
根据下层民众的特点而厉行教化是余治的重要思想，这一点，从《江南铁泪图》中的文学追求也可以看出来。
《江南铁泪图》共42幅图，前面各配有一首《西江月》，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偶然的。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至清代，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词的重要文体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按谱填词，所以，择调就是一个基本的操作方式。按照龙榆生先生的看法，不同的词调，有着不同的声情与之相配合，但在创作实践中是否真的全部如此，尚可存疑，尤其在后世词史的实际发展中，还有非常复杂的情形。清人对词调有着非常全面的研究，除了对各调的前后传承、平仄声律等进行细致考辨外，有时，批评家们对词调高下等第也有思考，就如词的创作有雅俗之辨一样，词调也有雅俗之辨。比如，吴衡照在其《莲子居词话》中，就专门提出“俗调”的概念，在他所列举的诸俗调中，首先就提到《西江月》。后来，这一看法也分别得到谢章铤和陈廷焯的同意。那么，为什么他们都认为《西江月》是“俗调”呢？这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问题。所谓雅俗，从内容、风格、情调等方面，都可以予以讨论，但我们在这里可以转换一个角度。词发展到明代，进入低谷，这基本上是清人共同的看法，以至于有“词至于明，而词亡矣”的极端结论。饶宗颐、张璋先生主编的《全明词》，仅收词20000首左右，后来周明初先生等的《全明词补编》，增补了5021首，这两个数字加起来，连《全清词·顺康卷》的这两个朝代都不如，可见词的创作，在明代的传统文坛上确实比较沉寂。我这里特别指出是“传统文坛”，意味着还有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对照的通俗文坛，如小说、戏曲、日用图书等，在这些文体中，词却非常活跃。例如，据龚宗杰统计，现存265种明代传奇中，就有词作1773首。在明代杂剧和传奇中，前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是《西江月》，后者则是使用频率第二高的词调是《西江月》。张仲谋和汪超曾分別指出，明代话本小说和日用类书中的常用词调，占前三位的是《西江月》《鹧鸪天》《临江仙》，祝东则具体统计《三言》《二拍》中用词约190首，其中用《西江月》一调者有40首左右，数量上位居最前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致揣测为什么《西江月》被视为“俗调”：能够在一种“俗”的文体中受到如此的重视，一定与其在接受过程中的受欢迎程度有关。祝东分析“三言二拍”中之所以大量使用《西江月》一调，是由于其在格式声情上本身就带有俚俗化的倾向，词学创作批评史上以此调撰写形成了警世传统，以及在《草堂诗余》等一类通俗词选本与小说的互动关系中，此调成为首选之词。有一定道理，不过，细究起来，暂时不说《西江月》一调的基本题材等，即使词在刚刚兴起时，词调确实与特定的声情有关，发展到元代以后，也大大淡化了。《西江月》一调在通俗文学中很受欢迎，可能更在于它的调式更加口语化，更加上口，六字句和七字句、平声韵和仄声韵交替，配上世俗化的内容，既浅显易懂，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说书系统中的小说和说唱系统中的戏剧都喜使用，正说明这一点，而余治将这个本来多被挪移到小说和戏曲中的词调用来和图搭配，这并不仅仅来自题画词的传统，更能够说明余治本人的文化倾向。在清末历史上，余治主要是作为慈善家和戏曲家而做出了卓越成就，这二重身份在他身上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余治非常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他撰有《庶几堂今乐》，自序表述创作动机：“余不揣浅陋，拟善恶果报新戏数十种，一以王法天理为主， 而通之以俗情。”为什么起名为庶几堂？“《孟子》云：'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 天下之祸亟矣，师儒之化导既不见为功，乡约之奉行又历久生厌，惟兹新戏，最洽人情， 移易风俗，于是乎在，即以是为荡平之左券焉， 亦何不可也。名曰《庶几堂今乐》。庶几哉，一唱百和，大声疾呼，其于治也，殆庶几乎！”甚至认为戏曲的功能超过正统的儒家教化。他不仅撰写剧本，而且组织演出，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一文曾记其效果：“当洪杨时，梁溪有奇人余治者，独心知其意，尝谱新剧数十出，皆皮簧俗调，集优伶演之，一时社会颇欢迎焉。”他这样从事戏剧活动，也和天下局势有关，尤其是和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搞好教化，就能正人心，敦风俗，让社会走上正轨。正如他在《庶几堂今乐题辞》中说的：“皇上待尔曹，也算得如天浩浩同怙冒（到底不会待差你），为甚的跳梁小丑奋螳臂，忘恩负义反面作长毛（可惜都是大清朝好百姓， 不过念头一错，便反转面孔）。最可怜愚俗人被招摇，误归邪教，痴心都想天门跳（上了圈套， 个个做梦）。”因此，为避免民众上当受骗，就要向他们灌输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一般的文艺形式无此追求，也无此境界：“古文词汗牛充栋，半多覆剖蠹鱼销（可惜）， 学时髦自诩风流， 见几多艳曲淫词灾梨祸枣（文章之厄莫甚于此）。美年少习轻佻，伤风败俗人心蛊毒此中包（真堪痛恨）。”“所以俺近年来编几本劝世文，带病医人，也不过是管中窥豹（老实话），只求他愚蒙易晓，初何敢效文人结习感愤更牢骚？”这是他从事戏曲活动的夫子自道，是他功利主义的文学创作观的集中体现。余治既然对戏曲创作和演出如此投入，则他当然了解词在戏曲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了解《西江月》一调在戏曲中所承担的角色。俞樾在为余治《庶几堂今乐》作序时曾指出：“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师巨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话之移人速也。君子观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论卑易行。此莲村余君所以有劝善杂剧之作也。”余治看到了戏曲的“感人”和“移人”的功用，看到《西江月》一调从词的领域挪移到戏曲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而在通俗文学的范围内，顺便再将其请回，作为图的导入者，就好像是戏曲中的开场词一样（戏曲也确实常见以《西江月》为开场词者），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前面提到，余治重视乡约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但对于“日久遂成具文”的讲说方式不以为然，认为要有效果，“感动人心之处，全在于临时说法”，最好还能够用当地的土话，容易懂，也容易打动人心。这些，都可以说是有“从俗”的目的。不避俗，正是他主动的追求。谢章铤曾指出：“道录佛偈，巷说街谈，开卷每有《如梦令》、《西江月》诸调，此诚风雅之蟊贼，声律之狐鬼也。”这里用 “巷说街谈”来给《西江月》等词调定位，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在一些批评家的心目中，所谓俗调的概念。与词相参照，余治也非常注重文学的说唱性，如针对社会上的溺女陋习，他认为，“虽有煌煌告示以禁之，种种篇章以劝之，而蚩蚩之氓，既不识字，又不明理，即诫之深，言之切，何能家喻户晓”，因此，“惟有将古今溺女、救溺彰彰报应，编成俚语，明白晓畅，或说因果，或唱道情，于乡村市镇各处宣扬”。他选择《西江月》一调，也正是看中了其语言容易“明白晓畅”，节奏较为明快，篇幅也较为适中。当然，在余治的文学创作中，除了《西江月》这样的词之外，诗也是如此。咸丰七年（1857），清廷和太平天国的战争正酣，他“念乡约为救时要务，而终患乡愚之不能家喻户晓，遂用俚语别撰诗歌各种劝世”。用“俚语”，是他的重要文学精神。《西江月》只是一个词牌，创作时，当然可以用雅语，也可以用俚语，但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俚语入词无疑使得它有了另外的生命力，这也是余治如此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江南铁泪图》的词史书写
从“俗调”的角度来看《江南铁泪图》中的《西江月》，体现了余治的教化思想的一个侧面，而从词这一文体的发展而言，这一组词也有特别的价值。
作为一个理论命题，“词史”之说主要是清人提出的。这一论述的渊源，当然来自唐代以来人们对杜甫诗歌的认定，如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陈岩肖沿着这个思路，也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沿着这个传统，清初陈维崧提出词应该“存经存史” 的主张；清中后期的周济则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己）饥已（己）溺，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如果说，陈维崧所说的“存经存史”，虽然暗示了具体事件的重要性，但更为强调的是一种观念的话，周济所论则多是从个人的感慨出发，通过个人的忧患意识、推己及人等，表现出时代的变化，带有常州词派浓厚的比兴寄托色彩。而至晚清，人们谈到词史时，在上述两种倾向外，又更为偏重回到唐宋人所体认的杜诗传统，即对时事的表现。如丁绍仪评价陶樑描写嘉庆十八年（1813）陈爽、陈文魁等率天理教徒突入大内滋事的《百字令》，就说：“正可作词史读也。”更为明显的是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的论述：“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惜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而赵起写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晚唱词》，正是“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之作。明确从“纪事”的角度，将诗史和词史接续起来。因此，余治所写的这42首《西江月》，也可以纳入这个系列中讨论，尽管其性质和赵起之作还有不同。从对战争本身的描写来看，《江南铁泪图》最集中反映的是生灵涂炭，百姓被残杀。其开宗明义第一幅图，题为《逆焰鸱张，生民涂炭》，画面是太平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百姓扶老携幼，四散奔逃。词曰：“可恨跳梁小丑，频年扰乱江南。生灵荼毒痛心酸，约略死亡过半。到处情形惨酷，丹青难画难传。凭君铁石作心肝，肠断一声河满。”文曰：“粤匪自咸丰癸丑陷金陵，大肆焚掠……庚申春，总统殉难，苏常相继失守。各属城乡，无在不遭毒害。屠戮之惨，罄笔难书。目击情形，曷禁痛哭！”余治对江南的这种描写，在其他文献中，得到了证实。例如南城破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有仓卒路遇者俱被杀，城初破，尸横街巷皆满”，“（城北）尚有百姓潜伏者，贼以搜物至其处，觉焉，乃惊散男子，驱女子赴水汉西门外，尽杀之，弃诸河”。如果稍稍推开一些，如在南京的近邻扬州，太平军曾于咸丰三年、六年、八年，三次攻陷这座城市，当时的记载是：“扬州因死尸堆积如山，不堪其臭……官军埋尸，有一、二里之长。”而在靠近江苏的浙江，据左宗棠战后的说法：“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 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臣师行所至，灾黎环吁马前，泣诉痛苦情形，幽咽莫辨，亦惟有挥泪谢之而已。”另外，还有抓住这场战争的某些重要特性来写的，如第23幅《寺庙焚烧，神像毁坏》，绘一队太平军，手持兵器，高举火把，推倒菩萨，焚烧寺庙。词曰：“邪说横流酿祸，托名天父为宗。何来三教庙重重，此日都归无用。毁尽庄严法相，焚完金碧瑶宫。让他应劫一时雄，天福终归自哄。”文曰：“贼借天主教为名，而又另造一种邪说，如赞美之类。文理既不可通，意见尤属可笑。因天主教不崇象教，遂胆敢焚烧寺庙，毁坏神象，自以为是，肆无忌惮……无数琳宫古刹，金碧辉煌，尽为灰烬，良可慨也。”太平天国信天主，仇视佛教，“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姑就金陵言，城外则白云寺、灵谷寺、蒋侯庙、高座寺、天界寺、雨花台亭、长干塔、吕祖阁、天后宫、静海寺， 城内则鹫峰寺、朝天宫、十庙等处”。“从南京直到安庆……寺庙尤其是他们摧毁的对象。我发现摧毁寺庙是他们的一贯举动，在他们曾经到过的任何地方，看不到一座供奉偶像的寺庙。”江南一带，丛林发达，像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至清代可能不复如此繁盛，但规模仍在，香火依然，更是江南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余治记录此事，就不仅是对具体事件的记忆，而且还提到了文化根基的高度。当然，余治此书以回忆的形式带入，目的还是为了募捐，所以他也会选择最具有刺激性的场景加以描写，如《四野流离，转填沟壑》一题，词曰：“忽听一声贼到，人人胆落魂销。家财万贯愿甘抛，虎口余生暂保。随处风餐露宿，谁怜梗断蓬飘。强颜乞食学吹箫，半作他乡饿殍。”画面中，人们扶老携幼，或挑担，或拄杖，奔走于道途。道路两旁的沟壑中，随处可见倒卧的尸体。这是对孟子表述的形象展示：“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倒毙在野外而无人安葬，只能填充沟壑，堪称最悲惨的事情之一。词的上片写流离失所的原因，下片写沦为他乡饿殍的过程，无疑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心。所以，从词的发展历史来看，这42首词在艺术上，或许显得粗糙，但通过回忆所展示的内容，却非常珍贵。在表现社会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在表现现实事件的具体和深切上，都是词体文学发展中以前所少见的，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五、从流民图到耕织图
图像是《江南铁泪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历史记忆的重要元素。在余治看来，以效果论，图像有着独特的功能：“图像挂幅，其感化比劝善诸书更捷更广。宜倩好手，绘善恶报应各图，刊刻传布，裱作挂屏，悬诸茶坊酒肆，或寺院庙宇……茶坊酒肆一日中属目者数十百人，较之以善书与人者，其广狭已殊，即不识字者皆可会意也。”同治七年（1868），他重刊《学堂日记故事图说》，其引言曰：“是编所集，善者可以劝，恶者可以惩，皆榜样也。而且绘而出之，近而可信，显而易明，更足资观感而动彝良，是榜样之最善者也。贤父师欲望子弟为好人，当无不乐为讲说而责其日记者，当勿以事近因果而忽之也。”也是出于这个动机。
余治刊刻的42幅图，相关内容的说明，已见上述，而从传承的角度看，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流民图，一是耕织图。余治将这两个传统结合在一起，很有创意，也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流民图起于北宋，据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据《宋史·王安石传》：“（熙宁）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郑侠绘制流民图，主要目的是为了“去安石”，推翻新法。其流民图今已不存，但在后人记载中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样貌，如明代鲁铎《观郑侠流民图》：“旱风吹沙天地昏，扶携塞道离乡村。身无完衣腹无食，病羸愁苦难具论。老人状何似，头先于步足无气。手中杖与臂相如，同行半作沟中弃。小儿何忍看，肩挑襁负啼声干。父怜母惜留不得，持标自售双眉攒。试看担头何所有，麻糁麦麸不盈缶。道旁采掇力无任，草根木实连尘垢……”于此可以了解，郑侠所画，是流民扶老携幼，奔走道途，鹑衣百结，缺吃少穿，贫病交加，甚至有饿死沟壑、售卖小儿者。这幅画面，影响后世至深。沿着这一传统，明清两代都有《流民图》的创作。明代周臣的《流民图》（亦有人称之为《乞食图》）“原为册页，共有十二开，画24个乞丐形象，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和夏威夷火奴鲁鲁美术馆。”对于这幅图，周臣有自题：“正德丙子十一年秋七月，闲窗无事，偶记素见市道丐者往往态度，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可见主要是画的乞丐。明人张凤翼更明确指出其思想：“是册凡数种，其饥寒流离、疲癃残疾之状种种，其观此而不恻然心伤者，非仁人也。计正德丙子，逆瑾之流毒已数年，而彬宁辈肆虐方炽，意分符剖竹，诸君亦鲜有抚首其民者。然则舜公（周臣）此作，殆与郑君《流民图》同意，其有补于治道不浅，要不可以墨戏忽之也。”认为直接传承郑侠，有着批判现实的锋芒。至于清代，2018年北京匡时的春拍中，有扬州八怪之一闵贞的《流民图》，据其拍卖介绍：“此幅《流民图》长卷，纸本，设色，以小写意画法绘各色流民一百人……所绘的人物衣衫褴褛，表情哀伤。虽然人物众多，但在画家的笔下却无重复累赘的问题。妇女、儿童、老人、男子，不同的流民各有情态。他们有的人持竹板卖唱，有的人聚在一起生火煮食，还有人捕蛇，有人哺乳，也有持拐的盲人踽踽而行。没有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与观察，像这样具体而微的情境是画不出来的……观此图，当不难体会到闵贞作为一个艺术家悲悯的用心。”闵贞生活在所谓的“乾嘉盛世”，却敏锐地看到了盛世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其中或也蕴含着批判现实的精神。至于规模，里面人物达百人之多，显然又是对前人的一个发展。余治的《江南铁泪图》虽然不叫“流民图”，但流民确是其中表现最多的内容，明显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来。“东村（周臣）此笔，盖图写饥寒乞丐之态，以警世俗”，这个“警世俗”，可以作普遍意义的理解，因此，就余治所作而言，反思灾难形成的原因并激发向善之心，也同样可以视为“警世俗”。从具体图像看，《江南铁泪图》从前代流民图中获得的资源甚多，包括衣着、行头、器具等，都大致一样，还有饿死沟壑、卖儿鬻女等，也是同样的书写模式。但是，整体而言，《江南铁泪图》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一，词、文、图结合的形式，或为以前所未有；其二，反映了特定的事件，如溺婴，有其地域性；其三，背景非常明确，具体指向一场特定的战争，容易引起集体回忆；其四，格局较大，构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序列。当然，上述郑、周、闵都是名家，郑作的绘画水平今已难考，但周臣是吴门画派的重要画家，闵贞更是以扬州八怪之一而为世人所熟知。在这一方面，余治所刊刻的作品无疑太粗糙了。这种粗糙，一方面可能确实是画工的水准不够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余治所追求的，可能并不是细节上的精雕细刻，而是对内容的及时展示，其画面突出的是容易引起共鸣的视觉效果，从而吸引读者关注的目光。在这个方面，他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从赈济劝善的角度看，流民图和耕织图在某种意义上有着互相生发的作用。作者试图通过对战乱和流民惨象的渲染，激发社会的同情心，从而共同努力，改变命运，男耕女织，各安其位，这样，社会就能走向繁荣，人民就能安居乐业。耕织图出现很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南宋绍兴年间楼璹任於潜令时，曾绘制《耕织图》45幅，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各配以诗。其原本虽已散佚，但作品问世后，影响巨大，仿作不断，至清代，由于康熙皇帝的重视，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本而绘制《御制耕织全图》46幅，耕、织各半。此后，各朝皇帝，大都有所绘制，由朝及野，形成热潮。这是因为，此种形式符合了帝王重视农桑、体恤民情的统治需求。康熙皇帝曾亲作耕织图，序曰：“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且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说得非常清楚。《江南铁泪图》中共有耕织图各一，前者题为《牛种有备，惠及耕夫》，词曰：“粒食善谋全局，莱芜顿辟崇朝。多方补助护良苗，非种诛锄已早。好趁一犁春雨，催耕布谷无劳。西成转盼庆丰饶，只有正供仰报。”文曰：“乱离之后，户口散亡，田多荒废，欲谋耕植而牛犁耒耜荡焉无存，买办无钱，耕夫束手。幸上宪垂情及此，给赀补助，设局劝农，并拨种粮，俾令播种。此生民大计，非区区小补也。苟有人心，能无感动。”图则绘犁田、锄草、车水、饷耕等。后者题为《机杼代谋，欢腾织妇》，词曰：“但得机丝有赖，何愁日断炊烟。朝朝抱布见青钱，活命全叩恩宪。久矣姬姜憔悴，顿看喜上眉尖。买丝争欲绣平原，妆阁心香一点。”文曰：“江南人民生计，最重耕织。耕之利固大，然必须先有资本，且必待夏秋两熟收成，为期甚远。若纺织则资本既轻，一举手间，便能得利。日获数十文，即可自糊其口。故俗语有云：不怕升米六十钱，只怕棉贵布价贱。今布颇有利，苦于纺织无具，无可藉手。幸蒙上宪拨款制备绵车步机，且命立居劝织，从此老幼男妇，皆可自食其力。”图则是送机、纺线、织布、卖布等。上海博物馆所藏南宋佚名的《耕织图》，构图分为上下两块，上部描绘“耕”，下部描绘“织”。耕图所绘，分别为开垦、除草、种稻、灌溉；织图中有两间房子，内容则涉及挑茧、收茧、拨茧和织作。二者相较，有类似之处。虽然艺术水准不可同日而语，但传统上还是一脉相承。不过，余治专门绘制耕织二图，有着非常迫切的现实考虑，又和一般意义上的重视农桑不完全一样。因为太平天国战乱对江南造成了极大的摧残，战乱中，人民或死伤枕藉，或离乡背井，造成大量土地荒芜。“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江南地方，自粤逆窜扰后，田地类多荒芜”。平定浙江的主要指挥者之一的左宗棠有这样的描述：“浙江此次之变，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见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从购觅。”可见，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为了安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是迫在眉睫之务。在《江南铁泪图》中，如果说流民图是悯，则耕织图就是劝。这也正延续了长期以来的劝农传统。劝农是汉代以来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司马迁《史记·文帝纪》：“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房玄龄等《晋书·职官志》：“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由于这种社会氛围，劝农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如束皙《劝农赋》：“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 陶渊明《劝农》诗：“六章节节相生。第三章言虞、夏、商、周，熙熙之世，士女皆农。第四章言叔季即贤达亦隐于农，矧众庶可游手乎？第五章正言劝农，第六章反言劝农，章法好绝。”余治之重视劝农，自无别议，需要提出的是，他不仅一如既往，从前代汲取资源，注重用文学手段表达这一内容，而且特别注重通俗文学的功用。作为一个戏曲家，他对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着自己的见解。《牡丹亭》的第八出开宗明义，题为《劝农》。这一出在清代有着重要的影响，据说每年的三月初一，宫里都要应民间春耕之景上演此出。而有清一代的戏曲和曲谱选集中所选的《牡丹亭》折子戏，《劝农》也都入选其中。余治显然了解这一点，对通俗文学在教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深深认可，但也是基于此，他对《牡丹亭》中的《劝农》感到美中不足：“院本《劝农》一出，想见循吏风流，与民同乐。近世梨园竞演之，田夫野老乐观之，诚佳剧哉！顾力田而不知孝弟，厚其生，未有以正其德， 长吏之缺事也。” “厚其生”的前提是必须“正其德”，所以他有《后劝农》一戏，写一个县官，“劝农到乡”，却对孝行非常鼓励。如至杏花村，见一乞丐，带着七十六岁老母，到处乞讨，非常孝顺，于是认为这是“地方风化之幸”，因而“速取花红美酒，赏给孝子。再取衣服两件，与他母子更换”，并进而指出：“世人真不可貌相，只在心头一点良。”由此可见，余治非常用心地琢磨在通俗文学中写什么和怎样写，他将耕织二图放在《江南铁泪图》的系列中，既是他的一贯思想的体现，也是他在通俗文学上的追求。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余治的耕织二图，前者说“幸上宪垂情及此，给赀补助，设局劝农，并拨种粮，俾令播种”，后者说“幸蒙上宪拨款制备绵衣步机，且命立居劝织”，都有一个“上宪”存在，这就将自己的来自民间的行为和朝廷的根本大计结合到了一起。结合全书最后对“乡约”的强调，就可以看出，这部著作又有了代言体功能，而突破了单纯的个人立场。全书的图像叙事大致都能在历史上找到符合国家意志的思路，从这一点出发，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余治的基本思想。结语
《江南铁泪图》是余治于同治三年所刊刻出版的一部书，主要目的是通过展示江南百姓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所经受的苦难，激发同情心，从而募集款项，赈济难民。这部书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写太平军的暴虐，百姓的苦难，乱后的重建和反思。由于这样的内容和结构，其实际效果又大于仅仅追求同情的劝善书，注入了独特的历史记忆，并展示出难能可贵的反思。这部书在形式上由词、文、图构成，应该是考虑了不同层面的读者需求，希望得到更为广泛的赞助。在此之前，余治曾有《水淹铁泪图》，形式可能较为单一，现在加上了词和文的部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彼此呼应的序列。这或者是余治通过总结所进行的新尝试。从词的部分说，余治选择了《西江月》一调，是用俗调表达特定的情怀，和他对通俗文学的提倡密切相关。而继承杜甫“诗史”的精神，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用联章词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这在清词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独特性，也是清初以来“词史”理论在一个方面的体现。余治采用图像的方式叙事抒情，有他自己的创作习惯和现实考虑，而从传承的角度看，和北宋以降的流民图和耕织图的传统深有渊源。他将这一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说到图像，顺便还要提到的一点是，余治的历史记忆促使他采取了这种方式，并用这种方式去传达特定的历史记忆，可是这一作品一旦成型，本身也就成为历史，为后人提供了记忆。如“丁戊奇荒” 时期，谢家福等人撰有《河南奇荒铁泪图》，后又有《中州福佑图》《仳离啜泣图》《天河水灾图》《秦饥十二图》等，大约都是受到《江南铁泪图》的影响。朱浒曾经举例比较了《江南铁泪图》和《河南奇荒铁泪图》，如《江》有“草根挑尽，树皮劘光”一图，《河》有“树皮草根，剥掘充饥”一图，其中的人数、动作、背景、画面布局等要素都基本相同；《江》有“卖男鬻女，临别牵衣”一图，《河》有“卖男鬻女，饥肠分离”一图，基本结构也都差不多。这就充分说明了余治《江南铁泪图》的影响力。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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