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体育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来源： 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夏

如何看待体育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国内体育人类学学者四人谈[①]

摘要：体育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已逾30年，自2017年成立专业学术组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高质量研究队伍，产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并开始受到了国内外人类学者的高度关注。为了回顾当前体育人类学研究状况、理论方法、学科建设及展望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等，组织了本次国内体育人类学者的4人访谈。学者们认为，体育人类学应在遵循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体育学的特色，进一步开拓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加强田野作业能力，并融入中国实践展开民族志书写。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身体动作分析；民族志

人类学是对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初期主要是关注欧洲的“他者”——非西方社会的人类体质与文化。发展至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的他者，非西方社会的学者同样会运用人类学的视角去凝视作为他者的欧洲文化，并由此反观自身。由于“人”包含社会及生物两种属性，因此，在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北美学界对于人类学大体分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以及语言人类学4大分支学科。体育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既包含了生物属性，也包含了社会属性，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体育人类学，主要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类体育活动从生物与文化角度展开的研究，因此大体也可以涵盖文化、体质、考古等研究方向。在中国体育人类学的探路者胡小明教授的开拓下，其团队选取了东巴文、古彝文及巴蜀图文等文字中的动词与原始宗教、祭祀中的身体动作相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展开了一系列的双向实证研究，由此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体育人类学研究路径，为人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体育人类学的中国智慧。在胡小明教授的引领下，中国体育人类学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高质量研究队伍，产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并开始受到了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等的高度关注，在体育学领域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那么，当前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态势如何？除了遵循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外，体育人类学还有哪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未来应重视哪些研究工具的运用？体育人类学学科的建构重点在哪里？围绕相关问题，笔者采访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下称“专委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韦晓康教授，专委会副主任、广州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倪依克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斌教授，专委会秘书、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海晨教授等学者。

明海英：请问当前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态势是怎样的？根据各位的研究和观察，中国的体育人类学主要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些什么问题？

倪依克：我们知道，人类学主要关注身体、现代性、民族主义、国家（the state）、公民权（citizenship）、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全球化、性别等议题。而体育人类学是承接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那么从实践理论上来看，运动中的身体（living body）在许多动力性的、对殖民主义、全球化、重大赛事以及外劳等主题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Besnier and Brownell 2012）。

王斌：怎么说呢？体育人类学是人类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对于这一分支学科的学科定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寒川恒夫、美国密苏里大学的鲍苏珊（Susan Brownell）、南京大学的范可等教授认为，体育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对中国体育人类学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胡小明教授则有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体育人类学不应只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如果只是这样的定位，那么体育人类学永远只能是拾人牙慧，无法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体系。体育人类学当然要遵循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要想让体育人类学具有“自身学科特色”，在胡小明教授看来则一定要结合体育学既涉及人文社科，又涉及自然科学的综合学科特性来构建学科体系。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胡小明教授构想的体育人类学应该是搭建在体育人文社科和运动人体科学之间的桥梁学科，他毕生在为创立这样一门桥梁学科的学科体系而做努力。他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关注到“体育对于身体质量改变的影响，以及体育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的这些关注点与其他支持体育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一个研究领域的学者具有显著差异。只可惜天妒英才，这一“桥梁学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之时，他就因病离世。

韦晓康：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各种理论流派的贯穿与指引。例如，研究某一体育文化需要多种理论学说的综合应用，人类学者泰勒就曾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用“残存论”来论证小孩玩的投石索和弹弓等玩具与古代人类狩猎的相互关联。当然，人类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地往前发展，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地在故纸堆里面去找理论来直接套用到体育研究中，造成的结果必定是被整个人类学界所遗弃。因此，随着中国经验的兴起及国际视野的开拓，中国体育人类学的态势必将向着更加成熟与完善的阶段发展。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发展将主要关注这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体育人类学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及运用要结合我国国情。文化进化论、历史特殊主义、功能主义等理论在西方人类学界备受推崇，这些理论引入中国后，学者应根据中国文化、社会、经济等背景思考中国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例如，研究某一民族的传统体育，需要从时间和功能两方面着手，时间研究会得到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历史演变的结果，功能研究会发现其在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着的作用。第二、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将更大范围内立足本土化。近年来，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学说思想，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事项展开了相关研究。例如，运用阴阳说、五行论、礼法制、仪式论等来解析中国民族体育的地方性或区域性个案，以此来了解、建设、发展并思考中国的体育。

杨海晨：说到发展态势，其实人类学者对体育展开研究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1879年爱德华·泰勒（EdwardTaylor）撰写的《竞赛的历史》，之后一些人类学者开始对具有“他者”特征的少数族群的身体竞技、游戏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研究。而明确提出“体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port）这一概念应该是1985年布兰查德和切斯卡所著的《体育人类学导论》（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国最早开始从人类学角度对体育进行研究是1986年谭华教授发表的《体育与人类学》。1991年开始，胡小明教授在与日本体育人类学者的交流后，逐渐开始把研究精力集中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上，并在之后20多年里推动了整个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

在人类学对于“他者”关注的影响下，胡小明教授所领导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主要注重对传统体育，例如，“岩画与原始体育”“爱斯基摩人迁徙与民族体育”“苗族独木龙舟”“东巴跳与自源文字”等议题进行的研究。至今，中国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体育人类学研究队伍和组织，并于2017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一级学会下成立了二级分会“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会员近300人。当前，专委会正在综合国际国内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已有成果，重新编写《体育人类学导论》教材，并在努力推进体育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完善。通过专委会每年的学术交流活动，发表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极大的提升了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影响力，并引起了中国体育学、人类学界的重视，国外体育人类学界也意识到中国体育人类学已经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学术力量。

前面王斌老师已经提到，胡小明老师构想的体育人类学，应该是搭建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和运动人体科学之间的桥梁学科。我这里根据之前跟胡老师的交流，进一步对这一桥梁做个解释。在胡老师构想的桥梁学科时，并不仅仅是认为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运动人体科学这么简单的理解，而是认为人的运动行为既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又受自然生理的影响，且自然生理能够影响人的社会文化建构，同样，人的社会文化建构又能够影响自然生理的发展，体育行为是实现这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中介。但是目前对于人类运动与体质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种族”与“运动能力”上，如国外有人专门做了“非洲人的速度和耐力”“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白人”的研究，还有NBA球星巴里在球衣上面写上“白人也能飞”的口号；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东方女性的种族优势是中国女子竞技体育跃迁的重要原因”，“自身形态结构的适应性变化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演变是耐力跑进化的内外因”等观点。但是，“种族”与“某种能力”在西方文化里面是讨论的禁忌，因为过分的关注很容易带来一些种族歧视与冲突，因此，这样的成果最近几十年较少出现。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对于“种族”的禁忌尚未与国外接轨，目前依然会有零星的成果见诸期刊。当然，也有把种族、体质、运动能力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的研究，但这样的主题在国外文化背景下讨论起来依然有些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特别是像“黑人运动员统领了竞技运动领域，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不愿意去讨论它”这样的问题依然相当的敏感，因此无论是社会学界、人类学界还是体育学见尽量避免为好。当然，胡小明老师所带领的团队为了建立这样的桥梁，其实在对贵州苗族清水江流域的独木龙舟参与者的体质状况与文化环境、竞技状态等进行了一些实验性研究，但总体来说尚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很多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后面有学界同仁对构建“桥梁”较为感兴趣，建议可以沿着胡老师的足迹继续往前深耕。

明海英：能否请各位介绍一下体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从人类学和体育学各自学科以及二者交叉结合后，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有哪些变化？以及未来体育人类学的发展应重视那些研究工具的运用，或者采用哪种研究方法？

倪依克：如果说到方法，那么体育人类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对母学科的继承一样，它首先是继承了人类学的传统方法，以踏踏实实的田野调查，来收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建构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体育理论。例如，胡小明先生对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体育人类学实证研究。田野调查的优点在于可以有机会收集最原始、最可靠、最真实、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他在本次田野调查中，对生活在水边苗寨的成年男子进行体质状况测量，直观地反映出独木龙舟活动对他们身体形态和机能的影响。在实施的过程中，其团队首先测量08年参赛队员的体质，又在09年扩大范围，弥补首次测量因条件艰苦和指标项目过少的不足，通过对比两年中所收集到的数据，观测这一活动对人体机能的影响。另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也是田野工作的常用方法。他在清水江的这一系列田野工作中，通过对环境与器物观察，来说明独木龙舟的实地运作条件，并通过深度访谈，研究独木龙舟的历史起源、仪式过程和活动组织管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体育人类学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体质测量、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生态环境与运动器械记录、身体运动影像拍摄与分析等文理融通的综合性立体研究方法，为全面深度地记录和研究中华民族体育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王斌：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体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当然是人类学得以安身立命的田野调查法。但在胡小明教授的努力下，依据体育自身特色初步创立了“身体动作分析法”。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他所带领的团队对纳西东巴跳与东巴文字、原始宗教舞蹈与武术套路、巴蜀图语与民俗活动、三星堆器物与三星太极拳、古彝文字与身体活动等进行了一系列“双向实证研究”。应该说，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确实开始形成了一些中国体育人类学的特色，也因此受到了母学科的高度关注。但很可惜，因为胡小明教授的过早离世，后面的体育人类学者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较大，并没有意识到“身体动作分析法”对于体育人类学学科体系建立的重要意义，后续并没有对该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完善，使得该研究方法目前尚局限于研究原始体育的阶段，而无法在研究范围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体育人类学在学科爬升阶段的重大损失。

韦晓康：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以来，积极从田野调查和理论反思两个维度，探索了海外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常人民族志、体性民族志、村民日志等不同书写范式的民族志。而同时，中国体育人类学者也开始了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为主要形式，针对国内丰富形态的民族体育而展开的民族志研究。他们主要通过民族志资料的广泛收集，体育事件的“深描”，体育民族志的实征（empirical）调查和体育民族志影视记录等操作流程得以实现。例如，万义博士应用文化生态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法，比较东巴跳与达巴跳的文化生态结构，进而说明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在实地调查中，他首先对纳西族东巴祭祀活动及其不同流派的东巴跳进行了实地观察，并和力民等东巴资深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另外研究团队成员还到四川盐源县前所乡，对金沙江流域生态环境进行观察体验，并对80 岁高龄何鲁佐达巴的达巴跳传承活动进行实地调查，由此得到了实证研究所需资料。他依据所得资料，分析了东巴跳与达巴跳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比较了东巴跳与达巴跳文化生态圈的生态结构层次，最后分析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我们通过案例的展现可以发现，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得到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支持，以及通过借鉴人类学理论的综合优势与实证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如下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流程：第一、经过田野调查、深入实地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民族志书写，是民族体育研究的基础；第二、针对身体运动的测量及生态环境现状考察，形成具有“类”意识的参与式发展评估；第三、在文化相对论思想框架下进行跨文化比较与价值评估；第四、运用文化整体观的宏观视野来思考体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杨海晨：中国体育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在30余年内形成一支成员可观、质量上乘的研究队伍，与胡小明教授的引领不无关系，更与人类学用“局内人观点”来理解人类体育行为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联，这也是体育人类学与传统体育学研究相区别的最大特征和优势。而要想做到用局内人的观点理解人类体育行为，必须依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一看家本领。通过在田野调查中长时间参与式观察研究对象的体育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对具体体育情境中人们的口头表达、肢体语言等，从“个人性身体”“物理性身体”以及“社会性身体”等层面进行民族志深描，从而从“局内人观点”对研究对象的体育行为达成“理解他们的理解，解释他们的解释”，进而借助民族志深描探究体育参与行为背后所表征的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秩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内容。随着对体育人类学研究深度的要求提高，扎实的田野调查将会被越来越重视。当然，胡小明教授所创立的“身体动作分析法”也有可能在未来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目前所使用的“身体动作分析法”来看，尚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民俗体育、原始身体运动”等研究议题上，这显然不符合体育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育行为”的学科要求。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国外艺术与舞蹈人类学所采用的拉班动作分析法（Laban movement analysis），结合体育行为的情景性对“身体动作分析法”进行完善，使该分析法能够拓展到适用于研究所有人类体育行为。目前，我所带领的福建师范大学体育人类学团队已经着手开展这一工作，希望研究成果能够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

明海英：能否请各位谈谈体育人类学学科的建构重点是什么？它在体育学领域具有怎样的存在意义？未来中国的体育人类学又该如何发展？

倪依克：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人类学就已经对体育进行了关注，这个时期的学者就把研究对象定位为“原始体育活动或体育文化”和“异体育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被布兰查德和切斯卡等称为Anthropology of sport（体育人类学，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称为“运动人类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学科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体育人类学在体育学科体系中逐渐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就目前中国社会环境而言，中国体育人类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从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视角来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为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供智力支持和学理依据，中国体育人类学责无旁贷；其次，在中国体育各个领域大转换、大变迁的关键时期，体育人类学这种以“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学科特质，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并解决中国体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从中提炼和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然后，随着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国外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将其研究视野扩大到体育与社会现象的种种关系，尤其是现代体育中社会问题的表现。

王斌：其实，体育人类学研究涉及的领域和主题很广。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涉及到移民、殖民主义、球迷俱乐部、社区建设、竞技体育赛事等相关问题。而从国内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当前主要注重对民族传统体育或民俗体育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不够的。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当然需要把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和民俗体育的人类学研究做大做强，形成中国风格。人类学自创立以来就具有胸怀世界的眼光，尤其是在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要想让中国的体育人类学与国际接轨，就迫使我们的体育人类学不得不考虑更为广阔的学术问题。诸如“体育与认同、体育与社会治理、体育与性别、体育与族群性、体育与全球化、体育与流行文化”等新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中国目前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和而不同的互惠体育”，也是中国体育人类学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韦晓康：总体而言，体育人类学在体育学科中仍属年轻学科，学科地位和身份尚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体育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就我个人来看，当前中国体育人类学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研究对象的边界或者说范围不够明确。在胡小明老师看来，体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族体育，人类学是民族体育研究的主要依托学科。不可否认，在中国语境中展开体育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体育应当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如果我们把“体育人类学研究”当成“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话，那就大大缩小了体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其二，中国的体育人类学在体育学领域尚没有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导致其难以在体育学术研究中获得相应的地位和足够的重视。其三，田野调查方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已有田野调查规范性欠缺。基于以上问题，我认为，未来的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研究领域。不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性文化事项，积极从社区、学校、竞技、产业等体育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切入，形成更加开拓的研究视野；第二，构建学科体系。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活动，同时要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和情怀，在体现人类学和体育学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体育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第三，强化经验与理论的对话研究。体育人类学应该在深入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将材料叙事与体育现象背后的自然、社会、文化等有机关联起来，从经验资料和理论思辨双向对话的层面，综合运用和把握国内外学术界的各种理论范式。

杨海晨：尽管中国体育人类学在30余年内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的明显。一方面，国内学者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视野比较狭窄。国外体育人类学者关注的范围相当广泛，“移民融入、族群认同、社会治理、竞赛仪式、社区动员、球迷群体”等与体育相关的问题都有成果见诸文献。我们要想与国外体育人类学进行有效沟通，就不应该只局限于研究国内的“他者”，而应该把所有的人类体育行为“他者化”并进行研究。关于“自我的他者化”这一点，我的团队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如有人对自己的专业乒乓球运动生涯展开了自我民族志研究，该研究成果获得了学界的较高评价；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建立长期稳定的田野调查基地意识较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相当普遍。国际人类学界同仁间做自我介绍时，往往会介绍自己的田野点，因为这是能够称为“人类学者”的标识，我们显然需要加强培养这样的学术标识意识。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学者尚停留在以猎奇的方式关注“稀有”的“他者”项目“是什么”的介绍层面上，缺少沉到田野中去“理解他们的理解，解释他们的解释”的学术品质，理论深度较为缺乏。

其实，当我们沉浸到某一个田野点几个月甚至十几年后，当我们与研究对象足够了解之后，就会逐渐涌现出下田野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学术问题，研究深度也会随着对田野对象的熟悉逐渐得到提升。这里可以介绍一下我的团队的经验，我目前的关注点是闽台民间体育的参与式治理，为了较好的完成这一主题，我们在普查的基础上，在厦门的林村建立了长期的“闽台民间体育交流田野调查点”，该村长期为我们保留两间房子，免费提供吃住，我们团队成员随时可以入驻。此外，我们还依据棒球作为台湾的全民运动项目特点和闽台一衣带水的优势，在团队里面成立了棒球队伍，吸纳了来自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以及在大陆的务工人员。通过参与式的与他们打棒球，逐渐理解他们的行为，并进行研究；其三、国内缺少具有标志性的体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萨林斯指出，人类学就是民族志，民族志就是人类学，如果宣称某一人类学领域得以成立，必然会有具有该领域的标志性民族志作品。就像一谈到文化人类学就会想到《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想到《金翼》，想到《江村经济》。同样，国外体育人类学也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如《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Football Fans: Cans, Cops andCarnivals》《Living Through the Hoop：High School Basketball, Race, and American Dream》《Soccer,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pain: An Ethnography ofBasque Fandom》《Fields of Play: AnEthnography of Children's Sports》……中国体育人类学要想在人类学领域站稳脚跟，要想获得外界更大的认可，后续必须要在民族志作品上加大研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