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陈东接到“御批”後，四月十六日上书辞诰命。陈东说：
（被梁师成等破坏的科场的黑幕）臣正月三十日检院上书已及其大略矣。方欲再有申陈，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为先务，而前日一切滥冒进者，尽乞改正追夺然後已。臣今岂敢躬自蹈之，而于学校科举之外受官耶？况臣伏阙上书，岂是得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计，势危情迫，急欲上闻……岂敢于此侥幸官爵？[1]
五月，陈东离京回乡。八月，应乡贡进士举。这又是他的非同于常人处。因为依宋制，太学上舍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可取旨释褐授官。所以，三百年後孙云翼在编《少阳集》时仍感慨地说：“先生既力辞恩命，又不肯以上舍积校取官，乃竭告归就乡学。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盖世固未有以太学生而近就乡举者，先生独辞尊而居卑，舍优而就窄，此岂世人情识所及。此虽不关先生大节，善观先生者，当先于此等处觑破。”[2]这话是很对的。或者更可以说，“只有”在“小节”上才能看出人的品格。大道理说得再漂亮，行止有亏，只是乡愿。今天许多“运动”不能得人心，就是因为出头露面的“领袖”们在“小节”上不堪一“觑”。
十一月，金军再抵京师，旋即破城，大肆掳掠。次年三月，张邦昌落水登“伪”楚帝位。四月，徽、钦二帝及后宫、宗室等为金军北掳。陈东在家乡闻讯，“号天叫地，恨无死所”。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是为南宋高宗。登基後五日相李纲，十日召陈东。陈东七月七日得知召命，二十日起程，八月十五日抵行在。[3]
时正逢高宗嬖臣黄潜善、汪伯彦为打击李纲罢免张所、傅亮，李纲为所、亮力争不允而辞职。陈东遂于十七日上书高宗，为李纲辩护。他说：“所谓中兴之臣”“李纲是也”。“闻陛下即位，首召李纲而相之，天下之人悉举手加额以庆圣君贤相之出。”他进而说：李纲并非完人，即使在用人上，也“时有过举”。但李纲举荐张所傅亮并不错，因为“张所傅亮最合天下公论”。“张所勇于有为敢任难事，傅亮知兵有谋略而纪律严明。”黄、汪二人劾罢所、亮意在打倒李纲。而打倒李纲全是出于私心，“二人者，自谓于艰难之际尝有恩于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乐陛下之相李纲”。对于抱着私心的黄、汪，陈东坚决反对。但陈东反对的出发点，主要不是道德，而是黄、汪二人不堪大用。“二人者，是于陛下有私恩耳。窃意当时不过劝陛下不进兵为自全之策。……纲一旦罢相，陛下必以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而二人者，又不过劝陛下幸金陵而已，必无长策。”所以陈东说：
陛下若必许纲去者，是不以天下之心为心也；若纲必去，是不忠于陛下而负天下之望也；黄潜善、汪伯彦之徒若必欲排挤李纲以为自进之计，是不以君父宗社为念而不畏天下公议者也。[4]
陈东此书是听说李纲欲辞职後写的急就章，不是原本深思熟虑的献言。所以他在书末预告，将另书详论“当今之急务，天下之大事”。
十八日诏罢李纲，恰似对陈东上书的答复。十九日他再次上书。因李纲罢命已出，他删去了前已预告的“为陛下论纲之得失”方面的内容（“纲既去，臣复何言”），但此书仍为陈东最长的上书。书中首先详论了“必欲二圣早还”这一陈东以为的“天下最大之事”。接着论述了“用兵亲征”“挫折虏气”这一“当今最急之务”。
当时朝廷，主和占着上风。李纲被罢职後，主和以外的声音更形微弱。主和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今日之兵无可用者”。对此，陈东辩驳道：“天下之兵无不可用。只缘前此将帅非人，怀奸卖国，挫折军威。”要重振军威，“正在陛下大明诛赏”。因为在靖康之难中“坐视君父屈辱逗留不进”的朝廷大臣和“率为奸谋不肯辄出一人一骑为国御敌”的军中诸将，自恃的是“陛下为大元帅时兵未尝进”，所以大明诛赏应从高宗自身做起——“陛下特降诏旨自明其过以示不欺”。如此，则局面必会一新：
自是之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前日之兵不得战者，继今以往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赏者，今当必得次第受赏。……天下之人，当知陛下坐薪尝胆，顷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战以复其耻，莫不捐躯效死以助陛下。将见富者出财，勇者出力，智者献谋，懦夫孺子皆可为兵。复愿陛下选将治兵，奋然亲征，骄惰之虏，一举可灭。……陛下若以身殉父兄，天下当以身殉陛下。二圣銮舆，指日可回，中兴大业，指日可就。[5]
其书还附带批驳了“闻之道路”的“大臣力请陛下迁都金陵”之议，主张“车驾早归京师”，“勿为东晋委靡之计”。
陈东所说的“天下最大之事”和“当今最急之务”，一件都不合高宗的心意。徽、钦二帝若迎回了，置高宗于何地？父兄之情与权位的微妙关系，书生陈东是不懂的。由此而下的“自明其过”等等的话，对高宗来说，必也就句句逆耳。陈东的满腔热忱，像前书上後一样，自不可能有什么回应。不仅没有回应，陈东的婴鳞之愚已使自己陷入了凶险的危境。当时只有缄口不言，最好是避离行在，才是求生的上选。但陈东全无避祸之意，“再三思之，曷若尽言于陛下，以求生死之决”[6]。于是，二十五日再次上书高宗。此书只是重申前议，但所言更畅。在二上高宗书中，陈东曾谨慎地只字不提李纲，在当受刑诛的名单中，也只点了耿南仲、范纳、翁彦国、赵野等的名，而小心地避开了黄、汪。此时他一无避忌，拼死以作最後一争。他说：
陛下必欲复中原，以定大计，再造王室，以成中兴之大业，非用李纲不可。……黄潜善、汪伯彦若不速去，则必坐妨贤能之路、钳结忠义之口，陛下将不得闻天下之言矣！[7]
书上，“汪、黄大恚。是晚应天府吏至，出片纸，有‘进士陈东’四字。东知得罪死。即为书，别其家人。书毕就道”，被杀[8]。《行状》记被杀事更详，谓：“潜善以公（指陈东）言逼己，与宦官康履谋以它事请，令应天府尹孟瘐追取而杀之。盖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阙，以致军民杀其党朱御药辈，而孟瘐又王黼客也。”[9]其中所谓“它事”，即借刀杀人的理由，《建炎以来繫年要录》说是“潜善等憾，欲以伏阙事中东，然未有间也。会（欧阳）澈亦以上书极诋用事者，其中言宫禁燕乐事。上谕辅臣，以上所言不审。潜善乘是密启诛澈，并以及东，皆坐诛。”[10]澈此书今不传（《欧阳修撰集》仅收了上钦宗的三书三十事），冒犯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陈东上书中的主张，条条为高宗深忌，高宗看了断不会轻易释然。所以陈东被杀，即便由黄潜善等主其谋，即便“公仇”中夹带着私愤，高宗仍脱不了干繫。
陈东对高宗“即位十日，辄下明诏，呼一布衣韦带之士”感激零涕，发愿“誓当捐躯，图报万一”[11]。陈东弟陈南说：其兄闻召，“以棺自随，示不求生以害仁”[12]。真是不幸而料中，高宗的求言诚意，果然经不起检验。陈东死後，高宗又是赠官，又是赐田，还屡屡表示“朕甚痛之”“深悔过之”，直到绍兴四年甚至还说“八年于兹，一食三叹”[13]，真是“痛”矣，“悔”矣。但出否肺腑，很可以打个问号。否则，就不当去潜善、伯彦而进秦桧，杀陈东复又杀岳飞！
十一
统治者眼中的陈东，还是六百年後的四库馆臣说得最坦白：
东以诸生愤切时事，摘发权奸。冒万死以冀一悟，其气节自不可及。然于时国步方危，而煽动十余万人，震惊庭陛，至于击坏院鼓，脔割中使，迹类乱民，亦乖大体。南宋末太学之横，至于驱逐宰辅，莫可裁制，其胚胎实兆于此。张浚所谓欲以布衣持进退大臣之权，几至招乱者，其意虽出于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後应诏再出，卒以此为小人所构，亦不可谓东等无以致之矣。[14]
我的原稿在上引之後写了这样一段话：
所谓“迹类乱民”，所谓“不可谓无以致之”，都是咎由自取的别名。所以，即使“气节自不可及”，换了时间地点，换了其他的皇帝，陈东还是只有被杀的份。家奴为主子传言，四库馆臣们道出了专制统治者对学潮领袖们睚眦必报的本心。
这段话不能说不合事实，但确实受当时心境影响很大。这些年多经曲折，阅历稍丰，对四库馆臣的话便多了些体谅——虽然，这不是说我将收回原话。
纵观古今学潮，可否断以“今不如昔”，或“日趋下流”，恐难轻易言；但像陈东那样不屈于威武，不淫于富贵，真正能做到“舍身取义”的，今天确已不能复见。虽然，任何人都无权——哪怕是为了再“崇高”的目的——让他人付出权利、心血直至生命的牺牲，但对付出牺牲的人，人们必会长久地景仰和怀念。
1990年9月初稿
1998年1月修订
（原载《中国研究》1998年第4期，《史林》2000年第2期）
附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暮春，我回单位复职。当时业余时间正在为程应鏐先生主编的《中国宋史研究通讯》作一个新连载：《日本的宋史学》。这是一个琐碎的工作，好在前两年在日本时写的初稿大体可用。进入五月份，外面的喧腾已达沸点，我本不是一个能忘情于世事的人，当然不可能再无动于衷地坐在书桌前。旋即而来的震憾，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传达。有过这样内心体验的人，我相信不会是少数──虽然不少人经过心理调整，很快地恢复了常态，我却不行。我当时偏执地以为，如果一切如旧的回到书桌旁，作什么《日本的宋史学》，未免是一种不仁。稍後的盛暑，坐着不动也大汗淋漓，心情倒是宁静了下来。不过也还不是什么书都能看。回想起来，重新拿起的书，从《後汉书·党锢传》，到东林遗事，都和读书人的抗争有关。次年，老友金大陆出主一家叫做《青年学报》的“内刊”（並非内容秘不可宣，而是指未得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公开发行，这类刊物在大陆很多），当时大小媒体的中心话题是反“和平演变”，《青年学报》在大陆主持下却只谈改革开放。当时整个环境很压抑，不过毕竟“开放”了十年，如果不是想从“紧跟”中得到什么好处，取这样的姿态倒也不难。难的是《青年学报》不久开出的“青运史专栏”。因为当时“青运”“学潮”之类会使人联想的话题还是绝对的禁忌，而朋友商诸於我开出这样的专栏，目的就是“睹物思人”，表示不敢把刚刚过去的创痛置於脑后。这样的用心，不需要什么敏感也一望而可知。所幸並没有因此给大陆带来大的麻烦。“青运史”专栏开出后，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以《陈东与靖康学潮》（大陆以为“学潮”太过敏感，发表时改成了“太学生运动”）篇幅最大，经删除后刊出的也超过了三万字。今天略作修改，重新发表。回想起来，当时写作的动机是表示不敢把刚刚过去的创痛置于脑后。但我既不相信历史可以“指导”当前，也无意于借古喻今，以既往来附会己意和时下，所秉只是通过史料本身来厘清历史的脉络，因此，文章的价值——若非全无——与“应景”无关，并不至因时过境迁而或增或减。
1998年1月
注：
[1]《辞诰命上钦宗皇帝书》。
[2]《少阳集》卷六。
[3]《陈东和宋代太学生救亡运动》谓：“靖康二年五月……他又接到高宗的复召，于是怀着对新政权的冀望，毅然从家乡起程，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八月五日赶到行在。”高宗五月十日即召陈东，但“圣旨”下到尚书省，尚书省札子送到陈东之手，已是七月七日之事。陈东在《答江西提举监丞蒋宣卿书》中说：“七月七日……特遣急足，远赐书翰，并示到照牒一道，举东应诏赴行在所。”（《少阳集》卷四）《上高宗皇帝第一书》谓：“七月二十日起发，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少阳集》卷三）再说，其时行在南京（今河南商丘）距陈东家乡丹阳不过数百里，无需“跋涉”“三个多月”。
[4]《上高宗皇帝第一书》。
[5]《上高宗皇帝第二书》，《少阳集》卷三。
[6]《上高宗皇帝第三书》，《少阳集》卷三。
[7] 同上。
[8]《京口耆旧传》卷五。《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卷八记：八月“壬午（二十五日）斩太学生陈东、抚州进士欧阳澈于都市。”《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亦明记为二十五日。《会编》繫于十八日，是为李纲被谪附事而未作独立。类似的繫日不严密，在《会编》中可援之例甚多。惟李猷《赎尸记》记之明确而不同。其谓：“书三上，皆不报，……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纲者。猷知其为少阳设也。录以示少阳，勉以言归之意。报曰：‘诚知血泪何益，臣以召来不敢私还也。’後二日，太仆寺子大方仓惶过猷曰：‘少阳已执赴应天府矣。’……抵暮乃知少阳已死于市。”（《少阳集》卷七）大方“仓惶过猷”当较及时；且“书三上不报”之後街道始张榜，猷再录以示陈东，二日後“抵暮”才知陈东死讯，陈东第三次上书与被杀应非同日。录此存疑，而暂从通行说法。
[9]《少阳集》卷六。
[10] 卷八。
[11] 上高宗第二、第三书。
[12]《行状》。
[13]《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诰》，《少阳集》卷六。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集部别集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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