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致力于结合东、西文化，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着有《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社会科学的理路》、《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伦理疗愈与德性领导的后现代智慧》、《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Linking Science to Culture: The Third Wave of Psychology》，以及中英文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1. 您是如何开始心理学研究生涯？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为什么选择目前的研究领域深耕？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黄光国：我是1964年考进心理学系的。二次大战后，提倡逻辑实证论的主要人物是殷海光教授。杨国枢青年时期是殷海光教授的崇拜者，他在伊利诺大学以三年时间获取博士学位后，返回心理系任教后不久，便开始推动「现代性」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在心理系就读，进入研究所博士班之后，认为这个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便师从杨国枢，跟他做硕士论文。 杨国枢主张：以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从事「现代性」的实证研究。依照当时人格心理学中常用的方法，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编制量表，测量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高低。当时他所用的方法是：在编制『个人现代性量表』时，其题目有两个主要来源：（1）国外相关研究所用量表题目中适合中国人作答者；（2）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所特别撰写者。这样找到了212个题目，为了确定各题是否与现代化程度有关，他邀请了十四位有关学者对每一个题目作一评断，以得知它究竟是属于现代化的方向，还是传统化的方向。各学者在评断各题时，以『＋』、『─』、『？』三种记号分别代表在该题上答『赞成』时表示『现代化』、『传统化』、『不能确定』。如果认为赞成该题即表示传统化，便打一个『─』号；『＋』号表示达赞成即表示较为现代化，『？』为不能确定。根据十四位学者的评断，他选出71个大家意见一致的题目，包括现代化方向者25题，传统化方向者46题（杨国枢，1972，385页）。当时我毫不怀疑地使用这一份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完成我的硕士学位论文。2. 您的导师对您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您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导师的思想传承？您在哪些方面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 黄光国：硕士班毕业后，我考取「教育部与美国东西文化中心合设攻读博士学位奖学金」，到夏威夷大学进修，才明确觉察到：当时美国的心理学界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典范移转。 我在求学时，心理学研究所的老师几乎都在讲行为主义。到了夏大，有一位很出名的教授Arthur
W. Staats（1975）甚至出版了一本题为《社会行为主义》（Social
Behaviorism）的书，认为个人的心理学都可以用其外显行为来加以解释。但是我们用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却是Stotland和Canon（1972）两人合作，题目清楚标识「认知研究取向」（a
cognitive approach）。我的指导教授A. J.
Marsella主要的研究兴趣是不同文化中的心理病理学。我在东西中心参与的「文化学习研究所」（Cultural
Learning Institute）则有许多研究员致力于探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当时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还有一位Lauden，以讲授实用主义的科学哲学闻名，他使我注意到：每一种流行的心理学典范之后，都各有其哲学基础，绝不可忽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1976年夏天，我通过论文口试后回国任教。1980年代初期，我在杨国枢教授的号召之下，开始参与「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当时便已经察觉到：近代西方学术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其哲学的基础之上。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理解。 1992年，杨国枢教授要规划出版《本土心理学研究》期刊，邀我写一篇「靶子论文」，和学术界的同仁一起讨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当时我正年轻气盛，立刻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很快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互动论与社会交换：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由杨教授邀请社会科学界的几位资深同仁，针对我的主张提出批判。他们所提出的批判和质问，使我十分难以招架。尤其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科学哲学多年的苏国勋教授，他单刀直入地指出：「『科学研究纲领』主要是适用于近代自然科学，而不是用于社会科学，尤其不是用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它是「Lakatos作为科学史家以事后回顾的方式，对科学史上出现的和发生影响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做出评价时所用的（不是科学工作者自身所用的），因此，『社会科学中国化』不应以『科学研究纲领』为谋」。完全否定了我的主张。 苏教授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作为科学发展前衍的西方核心国家，科学哲学确实是思想史家或哲学家针对「科学史上出现的和发生影响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做出反思和评价所得的结果，并不是「科学工作者自身所用的」。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非西方社会的边陲国家，如果不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精神，充其量只能套用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研究模式，搜集一些零零碎碎的实证研究资料，怎么可能发展出「本土心理学」或「本土社会科学」？
从2000年起，我担任「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的总召集人，在该项计划每年两次的考评会上，都有考评委员指出：这种大型的研究计划，不能以作实证研究为满足，一定要将这些实征研究的发现整合在一起。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唯有建构理论，才有可能将各项不同实征研究的发现整合在一起。因此，在执行卓越计划的八年期间，我不断殚精竭虑，思考跟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从事研究，另一方面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3. 您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最骄傲的工作是什么？您认为您对心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黄光国：我原本对个人如何应对社会及生活压力的问题极感兴趣，博士论文的题目为〈中国社会中的心理压力、因应方式、与心理疾病间的关系〉。回国后，仍沿用西方学者研究环境适应问题的思考架构，继续从事「企业组织中员工的工作环境知觉与工作士气」的实证研究。 在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注意到家族企业型态的特征，诸如：缺乏规章制度、引用私人、集权式领导…等等，而开始思考家族企业中人际关系的基本型态，以及流传于中国社会中的人情、关系、面子、报答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整合当时社会心理学中流行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正义理论」（justice theory）和「印象整饰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撰写了一篇论文，于1983年夏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宣读。 该项研讨会是海峡两岸分隔三十余年后，双方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度齐聚一堂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我遇到中文大学教授Michael H.Bond，他要求我和他合作，以这篇论文所提出的理论为基础，撰写一篇论文，讨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 这篇题为〈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论文文章经过数度修改之后，刊登在1987年元月份出版的《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我跟 Bond合作的〈华人的社会心理〉一文，则收录在他所主编的《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一书中，198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Bond两度编撰《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也都邀我撰写其中章篇，该书第一版，和Gabrenya合作，撰写〈中国人的社会互动：大地上的和谐与秩序〉；第二版和韩贵香合作，撰写〈儒家社会中的道德与面子〉，分别于1996和2009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情与面子〉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扛鼎之作」。〈人情与面子〉的理论问世之后，即以这个理论模式为基础，又写了一系列论文，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专书，1988年由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到了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所收录的论文略作调整后，改名为《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销路相当畅旺。
我在夏威夷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做过「马基唯利主义」的实证研究，并与其指导教授合作，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马基唯利主义对中、美大学生的意义与测量〉（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Machiavellianism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登在1976年的「社会心理学刊」（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之上。回国后，于1991年出版《王者之道》，讨论法家理论在现代华人企业组织中的应用。这本书后来并由一位华侨翻译成泰国文字，在曼谷出版。 根据我在这本书中的分析，儒、法两家思想各有不同的适用范畴，儒家的「仁、义、礼」伦理体系适用于情感性和混合性关系的范畴；法家以「法、术、势」作为核心的组织理论，则适用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范畴。更清楚地说，对于个人生命的安顿而言，儒、法两家思想有互补的作用；儒家伦理适用于家庭之中，法家思想则适用于工作场合。甚至是在工作导向的企业组织之中，儒、法两家思想也应当具有互补的作用：跟工作有关之事，应强调法家思想；跟工作无关的人际关系安排，则不妨辅之以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传统中为家庭而努力打拼的成就动机，和法家思想中所蕴涵的形式理性，构成所谓「华人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的主要内容。我因此写了一篇英文论文，〈道及儒家思想的转化力量〉。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火车」的比喻：源自西方的科技像是「火车头」；源自儒家文化传统的工作动机，像是推动火车前进的「蒸汽机」；在政府及企业层次制订蕴涵有高度「形式理性」的管理制度，则像是火车的「轨道」，三个因素的结合，让东亚国家的经济能够快速而且平稳地往前发展。 在世界各国对东亚经济奇迹充满好奇的时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设立一个「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年，由杜维明教授在新加坡召开一项「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研讨会，邀请了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宣读论文，包括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麦法夸；Max Weber的嫡传弟子Wolfgong Schluchter，汉学家狄白瑞，以及海外华人学者金耀基、刘述先、张灏、傅伟勋等人。我宣读的论文，即为〈道及儒家思想的转化力量〉，后来也收录在杜教授所编的论文集《三重奏：儒家伦理、工业东亚、与韦伯》（Confucian Ethics,
Industrial East Asian and Max Weber）之中。这个火车头的比喻，构成我学术关怀的三大主轴。儒家伦理代表华人心理，工业东亚代表科学发展，韦伯则代表理性的科层组织。
5. 您接下来的研究想法或研究计划是什么？未来10年将会聚焦什么问题？黄光国：：从2019年春节过后新冠疫情的闭关期间，我回顾过去将近半世纪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心得，积极撰写「中西会通四圣谛」的一系列著作。这个书系的第一本书，题为《超越与实在：牟宗三的科学观》，该书前半部的析论指出：牟宗三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刻意对康德知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统的扭曲。这种「系统性的偏误」很可能使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法理解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并使新儒家的发展承受难以为继之「苦」。后半部则「对症下药」，介绍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 这本《牟宗三的科学观》是「中西会通四圣谛：苦、集、灭、道」书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将重新组织并改写第四版的《社会科学的理路》，每一章后面添加一节「文化反思」，说明该章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中的应用。这是「集」，希望能够汇集西方科学哲学之精华，为华人学术社群所用。 第三部中的第一本《破解科学主义的魔咒》严词批判五四以来弥漫于华人学术社群中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本书并以作者所写的两篇「靶子论文」作为标靶，邀请社会科学界的关键人士参与的「打靶」，希望藉以让华人学术界中「科学主义」的阴魂现身，而得以「灭」渡之。 第四部包含两本书，一本是《玄奘与荣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学的科学诠释》。这是我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依照我所发展的知识论策略，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Hwang,2019)」，并整合历年的研究心得，走出的本土社会科学研究之「道」。6. 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大多由西方世界主导，您认为建构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心理学思想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路径？如何努力实现“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怀”，在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构建心理学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黄光国：：「心理学的科学革命」2010年7月23至27日，「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A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的Gadjah
Mada University宣布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国际会议，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四百多位代表参与，共宣读两百五十多篇论文。在大会开幕式上，我被推选为会长，并于26日上午发表一篇题为〈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的使命〉的主题演讲，指出：今年七月一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教授在《自然》及《行为科学》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2003至2007年间的心理学研究中，96％的样本是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2％。这种来自西方（Western）、高教育水平（Educated）、工业化（Industralized）、富裕（Rich）、和发达（Developed）社会的样本，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广大人口相较之下，其心理倾向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他们因此称之为来自「怪异」（WEIRD）社会的「怪异」样本。
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来研究世界各地「非怪异」社会中人们的心理。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世界学术社群中所流行的研究典范，大多是西方文明的产品。我们要想建构既能代表人类普遍「心智」，又能够反映某一社会中人们独有之「心态」的理论，一定要能够掌握住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精神意索，研究「非怪异社会」中支持人们在各种情境脉络下作出各种社会行动的智能、文化价值、以及世界观，来对西方心理学社群进行科学革命。 《儒家关系主义》一书的英文版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出版（Hwang,
2012），之后即与瑞典特登堡大学教授Carl
M. Allwood（1952-）在英国期刊Social Epistemology上反复辩论与本土心理学发展的有关议题，前后将近四年，双方发表相关论文多达16篇。当时我即清楚表示：非西方国家推动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目的，旨在对西方主流心理学进行科学革命（Evenden
& Sandstrom, 2011）。Allwood以研究全世界本土心理学发展作为终生志业，辩论过后，他针对世界各国发展本土心理学面对的难题，撰成一本小书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则在该书系主编邀请之下，从科学哲学的观点，针对这些难题，出版一本对应的小书，讨论建构「含摄文化之理论的知识论策略」（Hwang,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