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我的“科技文明通论”课全十六讲的第六讲讲义1.0版，共1.0万字，无参考文献，基本没有配图（这些会在以后发布修订版的时候加上）。
实验精神：拷问人工自然
我们已经知道，从中世纪开始，西方把现代科学精神的两大基本思维——演绎逻辑和实用主义——融合为一用了几百年时间。在前两讲中，我们介绍了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融合过程的前两个阶段。这一讲就来介绍最后一个阶段——与实验相关的一系列现代思维的诞生。正是实验方法的普遍应用，让科学最终实现了现代化。
实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词，但是现代实验思维，却不是人人都很了解，甚至很多一直在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都未必深究过背后的道理。因此，有必要对现代实验思维的几个关键要点逐一分析探究。
首先，实验是行动，要求人们去动手，去实干。实干在今天已经成了一种积极的口号，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意义，但正如我们在第三讲中所说的，在古希腊时代，手工劳动却是被哲人鄙视的工作，因此古希腊空有发达的演绎逻辑，却无法用它来处理实践所得的经验。
在科学史上，最早明确意识到实验重要性的并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伊斯兰世界。波斯学者贾比尔·伊本·哈扬（Jābir ibn Hayyān，约721–约815）就写道：“化学的第一要义是你必须进行实践工作，必须做实验，因为不实践也不做实验的人连最起码的娴熟技艺都不可能获得。”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和时代，那么这段话没准会被当成一位现代化学家的格言。虽然哈扬所说的化学，在他那个时代就是炼金（丹）术，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正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当然，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哈扬的实验思想连同那个时代伊斯兰学者的很多其他超前的思想一样，都没有能够在伊斯兰世界继承和发扬下去。
对于中世纪以来的西方人来说，如果他们仍然坚持古希腊那种鄙视动手的思想，那么实验思维当然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但在这个时候，基督宗教的教义再一次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基督宗教在诞生的时候是典型的民间宗教，教徒都是各式各样的劳动者——比如按照《新约全书》的记载，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中就有四个是渔夫。这样的平民宗教当然是不可能像古希腊哲人那样完全敌视劳动的，恰恰相反，其教义中有一条就是“劳动赎罪论”——亚当和夏娃所犯的人类“原罪”，只能靠一生的劳动来赎清。
劳动赎罪论的出处是《旧约全书》第一部《创世记》。神所造的最早的人类亚当和夏娃，因为受了蛇的诱惑，吃下了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实，而有了区分善恶的能力，由此犯下原罪。神担心他们又吃掉生命树的果实而长生不老，便把这对夫妻逐出伊甸园，从此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从事艰辛地劳动而生活，在死后也只能回归尘土。这虽然只是神话故事，但却让基督宗教对于劳动抱持了一定的正面态度，把它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无怪有人说过，“（基督宗教）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是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
劳动赎罪论作为正统的教义，让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能够突破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局限，积极从事包括炼金术在内的各种动手的实践工作。再加上与炼金术相关的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在西方民间极为兴盛，一些西方学者便在这些基础之上逐渐提出了理论化的实验思想。其中，有两位姓培根的英国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位是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3），他的生活时代比奥卡姆的威廉早，也是一位唯名论者，同时还是非常狂热的炼金术士。培根认为可靠的知识需要经过经验的验证，而要获取这样的经验，就需要做实验。不过，他积极从事的炼金术实验不仅让他两次被监禁，也让人们给他编造了不少神秘的传言，比如因为他与魔鬼订立了誓约，于是他的书在他死后无法被人移动位置，只能在原地腐烂之类。
第二位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与伽利略同时。他对于实验的思考更为深入，已经完全理论化。培根不仅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论述了人与自然二分、自然要为人类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且把自然分成了三种类型：正常状态的自然，畸形的自然，受控的自然。培根认为，实验的本质，就是通过人工手段来控制自然，构建一个暂时的、局部的“人工自然”。构建人工自然的好处是，在正常状态下受到种种干扰和遮蔽的自然规律，可以在受控的环境下暴露出来。人类通过发挥求力意志来“拷打”这种被人为控制的自然，就可以求得可靠的自然定律，从而能够让人改造自然、为自己造福。
培根对于实验本质的这种理解，可以说非常深刻。直到今天，所有实验的基本原理，仍然都是以这种建立并拷问人工自然的方法论为基础。如果说知识（或真理）必须来自经验，是中外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共通之处的话，那么这种建立人工自然而从中得出规律的实验思维，就是近代西方的独创，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之上，而人类中心主义又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分和自由意志这两种思想之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思想所不具备的。
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严格地说，培根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出现过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这样的拉丁表述，但结合上下文，其中的potestas（相当于英文power）指的是上帝的权柄，所以这个表述本意应该是“知识本身是（上帝的）权柄”。然而另一方面，培根又确实通过他有关科学和实验的许多著述，表达了知识是征服自然的力量的思想，所以把这句话作为他思想的概括仍然是合适的。
公允地说，当时欧洲学者的实验思想并非都直接来自培根，但他确实影响了一些人，包括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牛顿本人的物理学虽然更多体现的是古希腊的思辨传统，追求的主要是用公理化的演绎逻辑体系组织的物理学知识体系，但他也明确表示，希望他的理论能应用于实践。而在上一讲我们已经看到，其实牛顿本人也是狂热的炼金术士。
这样，随着理论化的实验思想的提出，欧洲科学就在第一次科学革命期间完全进入到“近代化”阶段。在这个近代化阶段，西方科学的各个分支根据其主要的研究方式，可以分成三大类。天文学、物理学中的力学和光学、化学中的原子论以及数学主要继承了古希腊传统，既重视思辨性、重视统一性理论的提出，又重视数学的运用和对量的分析，属于古典科学类型；物理学中的热学、电学、磁学以及化学中的元素论与此不同，没有一套能够较容易公理化的传统理论支持，而主要通过实验来积累数据，再根据数据归纳理论，属于培根科学类型；而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诸学科，在那时的主要研究方法还是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做基本被动的描述和记录，属于博物学类型。
表6.1 西方自然科学的3种传统及其思想来源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并没有哪个学科完全只有一种研究方法。比如在天文学中也有威廉·赫歇耳（William Hershel，下面还会提及）这样的通过大量观测做出新发现的博物学式研究，而在电学中也有库仑提出了形式上很像万有引力定律的库仑定律。但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三种传统在不同学科中的分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要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三种传统在各个学科中才陆续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该学科完全现代化。虽然物理学和化学迈入现代化是比较早的，但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就要到20世纪中叶才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过程。
不是所有实验都是好实验
认识到实验就是创建、控制和拷问人工自然，只是最基础的理论。具体如何做才最有效，是另一个问题。
在科学思想史上，人们比较早地认识到要通过恰当的实验方法确定正确的因果关系，在许多现象中把真正作为原因的那个（些）现象找出来。这个道理在今天解释起来是比较容易的：首先，假定有两个现象甲和乙，即使观察到乙现象出现之前一定会伴随有甲现象，也不能轻易认定甲现象就一定是乙现象的原因，因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太多了——比如，有可能还有一个丙现象，是甲现象和乙现象的共同原因，这时候只能说甲现象和乙现象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年中儿童溺亡比较多的时候，也是冰激凌销量比较高的时候，但显然不能说冰激凌是造成儿童溺亡的原因，事实不过是这两个现象都集中发生在夏天，夏天的高温才是造成这两个现象的真正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乙现象出现之前，伴随的未必只有甲现象，可能还有丁现象、戊现象……造成乙现象的真正原因有可能是这些丁现象或戊现象，而甲现象不过是“狐假虎威”而已。比如，假定某甲在自动购物机上购物，在投入硬币或成功扫描二维码之后，总是会大喊一声“天灵灵地灵灵”，之后他购买的东西就会应声掉落到取物槽中。如果某甲说，他大喊“天灵灵地灵灵”的做法，是能够拿到购买的东西的原因，那我们当然都会觉得荒谬。当然这只是个很容易戳穿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很容易蒙骗住许多人的虚假因果陈述，比如认为喝板蓝根可以治疗感冒，或是女性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等。
为了较为严格地证明甲现象和乙现象的因果性，就要通过实验方法，建立两个彼此对照的人工自然，一个人工自然中允许甲现象发生，另一个人工自然中不允许甲现象发生，除此之外，“其余情况皆同”（用拉丁文来说是ceteris paribus）。如果这两个人工自然中乙现象的出现情况有明显差别，那么我们才能较为确定甲现象可能是乙现象的原因（但二者仍有可能只有相关性而非因果性）。这种实验方法，就叫“对照实验”（control experiment）。
这一套逻辑的背后，其实已经预设了至少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的普适规则。这显然体现了古典科学追求恒定真理的思辨性。假如没有对古希腊精神的继承，那么人们就会否定有什么普适而不变的客观定律，一切都会随时间、地点、情境和主观意图的不同而不同，于是因果关系就可以随意解释，以至被权威把解释权完全垄断。
第二，是认为因果关系是可以数学化的定律，可以把原因和结果视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而且不同的原因可以处理成不同的因变量。这样一来，不仅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而且不同的因变量之间如果有相互作用（比如相互促进的协同作用或相互抵制的拮抗作用），也能在数学模型中看出来。这显然又是古典科学传统的体现。假如没有这种数学化的概念，那么人们就会把不同的原因混为一谈，不会把各个原因区分开来，更不会通过对照实验分析各个原因实际的效用大小，于是一些错误的因果陈述就可能被人们当真，甚至因为它们成为所谓“常识”或“传统”而获得虚假的“不证自明”地位。总之，如果没有这些古典科学精神的渗透，那么实验思想就只能停留在一些朴素的观念上，而无法更进一步。
在17世纪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开始采用对比实验方法。物理学上曾经有一种装备叫托里拆利管，是把水银灌在一端封闭的长玻璃管里，然后把这根长玻璃管口朝下竖直放在一个装有水银的浅盘上，并让管口没在浅盘里的水银中。这时可以观察到管中的水银会下落，在玻璃管的封闭顶端留出一段空白（真空）；最后下落停止时，水银柱的高度大约是760毫米。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提出假说，认为水银柱的高度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大气压的作用。如果到山上做这个实验，那么应该能观察到水银柱变短。1648年，帕斯卡委托他的姐夫佩里埃（Florin Périer）替他到法国中部高峰多姆山（海拔1465米）做实验。为了消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帕斯卡要求准备两根托里拆利管，其中一根始终放在山脚下，另一根则要拿上山。佩里埃与他的几个朋友按照帕斯卡的吩咐完成了实验，果然观察到山脚下的水银柱长度基本不变，而与此同时，拿上山的水银柱在上山时不断变短，下山时又不断变长，从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帕斯卡的假说。
就医学领域而言，有一些学者认为，第一个设计较为合理的对照实验，是英国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 1716–1794）在1747年所做的坏血病实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坏血病是一种营养缺乏症，普遍观点认为坏血病是由外界环境的恶劣导致的身体腐败，而要清除这种腐败，就需要一些防腐剂。因为欧洲人观察到酸性物质可以清除铁锈之类金属的腐败物，他们因此把柠檬汁等一些带酸味的果汁视为身体的防腐剂。
林德本人也笃信这些观点，但他的突破之处在于，他在实验中把船上12名患上坏血病的水手分成了6组，每组两人。这些水手的一般饮食都是相同的（“其余情况皆同”），只有一点不同——每一组每天要服用不同的防腐剂。具体来说，第一组服用的是一夸脱苹果酒，第二组服用的是25滴硫酸酏剂，第三组是6勺醋，第四组是一品脱海水，第五组要吃两个橙子和一个柠檬，第六组则要吃辣酱、喝大麦茶。实验进行了6天之后，因为船上的橙子和柠檬吃完了，第五组只能退出实验，但恰恰是这一组的疗效最好——其中一名水手重新投入工作，另一名水手也接近痊愈。其他各组中，则只有喝苹果酒的第一组也显示出一定的治疗效果，其他四组统统无效。尽管林德后来公开发表这项实验的结果之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他在实验设计上的这种开创之功，是应该承认的。
这样到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 Mill）在他的名著《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清末翻译家严复译为《名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对照组对因果关系判定的重要性，对照实验的方法论至此可以说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常识。
以上我们介绍了对照方法的简要发展历程。相比之下，另一个重要的实验方法论——重复检验——虽然也早就在学界应用，但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却比较晚。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有一种朴素的认知，以为感官的感知是完全客观的，所以只要亲眼所见（或亲耳听到），就一定为实。事实表明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人的感官还是大脑的处理过程，都充满了局限。
首先来看感官。人的视觉和听觉都很容易出现偏差，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魔术这种以障眼法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的表演的原因。即使不说魔术，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研究的各种视错觉（optical illusion），也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视觉的不可靠性。举例来说：赫尔曼（Hermann）网格错觉，是指黑色背景上由白色横条和白色纵条正交形成的网格，会让人总觉得在横条和纵条相交之处有一团影影绰绰的黑色阴影；
旋转蛇（rotating snakes）错觉，通过巧妙的图案设计，让人总是会把静止的环形看成正在旋转的动态图案；
咖啡馆墙（café wall）错觉，也是通过巧妙的图案设计，让原本平行的条纹看上去似乎怎么也不平行……
不仅如此，人脑还特别善于从各种图像中识别出类似人脸的形状，反映了我们对这种形状模式的高度敏感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就举一个：1976年，美国的火星探测器“海盗1号”在火星表面拍了一张照片，其中有一个酷似人脸的山丘，引发轰动，由此还引发了一些脑洞大开的联想。
实际上这张“火星之脸”不过是在特定的角度、光照和分辨率之下显现的形象罢了，2001年，另一个火星探测器“火星全球勘测者”以不同的角度、光照和分辨率拍摄了同一座山丘的照片，就很难看出人脸的形状了。
除了形状之外，人脑还能对颜色进行不由自主的“校正”，比如一张颜色严重偏蓝的草莓照片，里面的草莓看上去似乎还是红色，但只要把这“红色”单独拿出来，就会发现它根本就是饱和度较低的蓝灰色。视觉是这样，听觉也是如此。比如人脑也特别善于从陌生的语言中识别出类似母语的语音模式，这也是互联网上会有很多“空耳”恶搞的原因。
上面说的这些还只是即时的感官输入和大脑处理。这些即时的信息要被我们保存下来并能反复提取利用，显然需要记忆发挥作用，而记忆总是会明显地改变信息的面貌。这种改变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上的扭曲，甚至倒黑为白，指鹿为马。在20世纪中叶，心理学界已经发现人类的记忆始终处在主观加工的过程中，最后往往是“三分真实，七分脑补”。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也译“劳夫塔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做了大量实验，进一步指出这种对记忆的加工方向可以被外界因素影响，通过有技巧的诱导，完全可能让人“回忆”出想要的场景。
洛夫特斯的一个经典实验，是给受试者看汽车相撞的视频。在不同的视频里，一辆汽车以不同的速度撞到另一辆汽车之上，产生的后果也不同，有的对车损毁很大，有的只不过是轻微刮蹭。之后，洛夫特斯会让受试者估计车速。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根据刚才所目击的相撞后果来估测不就行了吗？但是洛夫特斯发现，如果她在提问时用一些诱导性的修饰语（比如“轻微的”或“严重的”），就可以明显影响受试者的估计。哪怕在视频上明明是轻微刮蹭，只要她在后来的提问中称之为“严重的撞击”，就可以让受试者明显高估车速。这些发现对法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因为人的记忆（特别是长程记忆）是不可靠的，所以口供在根本上也是不可靠的。
记忆对感官信息的另一种改变，是有选择地保存，过滤掉“不重要”的内容。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受试者被要求观看一段视频，视频中有几个人来回跑跳，在这个过程中花式传球，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紧盯住这些人，数清楚他们一共传了几次球。在视频中，还有一位演员穿着套装假扮成大猩猩，从一侧缓缓走入画面，中间停下来面向镜头一段时间，再缓缓走出画面。然而当实验人员问受试者，你是否看到了这只大猩猩时，很多人都说没有看到。而当他们被提醒了这一点之后，再重新看一遍视频，就都能看到那只非常明显的大猩猩了。
正是因为无论是感官还是记忆都会欺骗我们，历史上一向就存在许多言之凿凿的“真事”，实际上不过是由于观察和记忆的偏差导致的假相，有的更因为广为传播而成为世界性的谣言。比如什么尼斯湖水怪、神农架野人、喜马拉雅雪人、百慕大三角之类，都属于这种情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十几年来，虽然有更多的人到过了这些奇闻怪事的发生地，但这些谣言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因为今天的游客基本人手一台相机或能拍照的手机，既然那些东西总是没人能拍到，人们也就更能接受它们不过是一些编造的东西，原先那种神秘感自然也就褪去了。
不仅如此，大量的事例还表明，人的感性认识不仅受上面这些主要源自先天本能的局限影响，而且还严重受到个人的后天经验影响。比如，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不可能从一张CT照片看出上面的器官是不是有病变，也不可能从一张涂得花花绿绿的地质图中读出有用的信息，更有甚者，一个人认同的知识体系、价值观、世界观也都会影响他的感性认识，产生严重后果，这种事情在科学界屡见不鲜。
以太阳黑子为例。在太阳活动的极大年，大面积的黑子群是完全可以被肉眼看到的。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古代典籍中就保存了很多太阳黑子的记录，记录者明确指出这些是太阳上的斑点或“黑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在古代西方也有观察到太阳黑子的记录，但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往往被误解为其他现象（比如行星凌日）。中西的观察者都能看到太阳黑子，说明他们的感官并没有差异。但为什么在记录数量和认知上出现这样的差异，只能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正如我们在第三讲中提到的，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会把自然界中的异相与人世间的灾难（而这又是皇帝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所以对于各种灾异务求全面记录，不敢错过。然而，西方人受古希腊天文观影响，坚信天体是宇宙中最完美、最简洁的物体，既然太阳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火球，又怎么会有瑕疵呢？所以当他们看到太阳黑子时，要么认为自己眼花，压根不予记录，要么就只能强行解释，总之就是不肯承认这些斑点就是太阳本身的特征。
与此类似的，是天王星的发现。天王星在最亮时，是可以被肉眼看到的；在望远镜中，它就更为明显。作为行星，它会在星空中不断移动，按说在望远镜发明之后并不难发现。事实也是如此，早在1690年，英国天文学家弗兰斯蒂德（John Flamsteed）就至少观测了6次天王星，但他却误以为这是一颗恒星，还把它编号为“金牛座34”。此后又有一位法国天文学家，在20年时间里观测了不下12次，其中还有4次是连夜观察，也都没发现这是一颗行星。直到1781年，英国天文学家赫歇耳（William Herschel）才发现天王星绝非恒星；起初他以为是彗星，但最终正确意识到它是行星。为什么把天王星确定为行星这么难？仍是因为当时的西方天文学深受传统宇宙模型影响，以为地球以外的行星只有五个，所以很难有人会像赫歇耳那样突破成见，大胆想象太阳系中还有更多的行星。当然，一旦这个成见被打破，没过多少年就有了很多小行星的发现。
在生物学上也有这样的例子。今天我们都知道人类染色体是23对。但在1923上，研究人类染色体的权威佩因特（Theophilus Painter）数出来的结果却是24对。此后30多年中，这个明显错误的数字竟然始终无人纠正，直到1956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生物学家蒋有兴才指出正确的数目是23，而非24。
很多励志读物（特别是面向青少年的）会拿这些例子来鼓励人们要勇于挑战权威，但是在思想史上，这些例子更大的意义在于指出人类的观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过程，总是要受到一个人的经验、理论以至三观的深重影响，用著名科学哲学家汉森（Norwood R. Hanson）的话来说，就是“观察渗透着理论”（observation is theory-laden，或译“观察具有理论负载性”）。科学哲学界到20世纪50年代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感性认识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但是我们也确实有一些办法，可以减少感官、记忆、理论等各种因素的干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复实验的原因。重复实验的意义不仅在于积累足够的数据，减少数据本身的统计学误差，而且在于可以减少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如果实验经过不同经验、不同理论、不同三观的研究者独立重复之后也能获得相同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更可靠、更客观，更容易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共识。
批判性思维：正确演绎和归纳的能力
就这样，在第一次科学革命结束之后不久，西方文明终于集齐了现代科学思维的两大支柱——保真的演绎逻辑和实用主义精神。虽然这两大精神的融合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也正因为如此，其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不仅在思辨性上超过了古希腊哲人，在实用主义的具体方法论上也远远胜过了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实用主义。
这一套博大精深的现代科学思维，并非只用于自然科学，甚至并非只用于科技。它是一套完整的认知和行动的指南，一套自洽、自足的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完全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这样。因此，学界往往不称之为现代科学思维，而是会用一个更一般性的称呼——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里的“批判”，并不是批斗、审判的意思，而是分析、明辨的意思。它要求人们能够正确分析形形色色的陈述，知道里面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从而可以不被无意义的陈述“带节奏”，在这些缺乏智慧性的话语上浪费宝贵的时间。20世纪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就是批判性思维［他称为“反省式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的积极提倡者。
批判性思维首先要求人们能区分观点和事实，知道哪些陈述是在描述客观现象（哪怕是错的），哪些只不过是在表达个人的主观看法，甚至只不过是在发泄情绪。批判性思维更要求人们能识别各种无效的论证方式，既包括与演绎逻辑有关的各种形式逻辑谬误，又包括与客观现象的归纳有关的各种非形式逻辑谬误，知道用这些方式来论证是没有意义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我在这里举中医药为例。我并不想武断地说，中医药一定没有用，但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说，很多替中医药辩护的逻辑是无效的，下面几种无效的逻辑就都在最常见的“话术”之列：
用“西医”作为“中医”的对立面：这种话术叫“诱导用词”（loaded words），即通过语词有意无意的暗示性，把人引向错误的论辩通路。事实上，在当前语境下，中医作为传统医学的代表，与之对立的是现代医学，而不是“西医”。现代医学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既有西方人的贡献又有中国人的贡献。用“西医”称呼现代医学，是企图把普世的现代医学塑造为一种外集团的文化属性，于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对立，便被巧妙地偷换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的对立。
“那么多院士、科学家都支持中医药”：这是“诉诸权威”（argument from authority），是逻辑谬误中最负盛名的类型之一。虽然从归纳的角度讲，权威的意见往往更可靠，但绝非永远如此。哪怕是本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正确的认识，至于跨界发言的专家，水平更可能与一般人没有差别。
“没有中医，你祖先是怎么活下来的”：此言论犯了最典型的“可疑因谬误”（questionable cause fallacy），即在两个事件之间建立了虚假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人类仅凭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和一些原始的文化习性就可以代代繁衍，医学实践并非必需。
“你觉得中医不好，那是因为你没遇见真正的大师”：此言论犯了“诉诸纯洁”（appeal to purity）的谬误。为了捍卫一个概念的崇高性，就不断修改它的定义，把所有反证和例外都指责为“因为它们不是真的”，于是“真”东西就永远神圣、永远完美，但也永远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西医就能包治百病？好多病西医也治不了，就应该让中医来治”：此言论犯了“虚假两难”（false dilemma）的谬误。在现实中，对于现代医学的不治之症，并非只有“让中医治”这一种选择，完全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不滥治疗、顺其自然）。无视其他选择，就会形成“不是让现代医学治就是让中医治”的虚假两难处境。
“西医也有很多骗子”：这种比烂思维，叫“负负得正”（two wrongs make a right）谬误，常见表现就是通过寻找乙的缺陷，试图抵消掉与乙对立的甲的缺陷，进而企图表明甲的正当性。在社会热点事件舆论中常见的苛求“完美受害者”的思维犯的也是同样的谬误。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用中医”：此言论使用了“诉诸恐惧”（appeal to fear）的话术。作为一大类统称为“诉诸情感”的谬误之一，诉诸恐惧的话术企图让对方因为害怕而放弃立论。
“你又不是搞中医的，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医”：此言论代表了一大类称为“诉诸人身”（ad hominem）的谬误，即通过对批评者个人身份、经历、能力以至人格的贬低（甚至羞辱），达到否定批评的目的。这是极为常见的诡辩术，但也可以说是最低级的诡辩术。
……
目前，批判性思维还没有普遍进入中小学教育大纲，在大学课堂上讲得也很少。这是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不相称的。我衷心希望批判性思维能够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毕竟，如果没有大量具备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国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能走多远，不免会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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