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德威尔 | 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

约翰·查尔斯·考德威尔（John Charles Caldwell, 1928.12.8-2016.3.12），人口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生育过渡和健康过渡。自1959年以来，考德威尔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考德威尔对于人口统计学的教学、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图源：rsph.anu.edu.au]

 

在本书的前面，我们已经详细阐述了“财富流”的概念，以及用此概念解释高生育率的稳定性和持续下降的生育率的起点问题。

 

“财富流”被定义为一个人提供给另一个人的金钱、物品、服务以及担保等等。我们用“财富”这个术语来代替“收入”，是为了强调它并不限于货币。确实，财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有形的。当经济学家把“财富”当作一种贮备而不是流动时，这个词当然就达意不当了。

 

财富流分析对于理解所有年代、所有地方的家庭关系的本质都具有根本意义。然而，它在家庭生产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最为有用。它对生育率下降的意义在于，生育率下降是家庭内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财富流分析也可以给死亡和迁移行为，以及许多其它非人口现象的研究带来启示。

 

财富流理论的发展来自于20年的实地考察中，无论是在调查结果还是日常接触中，存在着的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即不论是目前的状况，还是以往经历的相对的社会经济流动性，大家庭的处境并不显得精糕。事实上，在我们进行研究的地方在农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把大家庭视为强大和成功的家庭，而认为由近亲组成的由于生育不良造成的小家庭更容易遭到不幸。当地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确实如此，即使考虑到来自大家庭的后代的人数比例会比较高，并对社会经济阶层作了标准处理后，“有所成就”的人和那些新的能人，仍然大多数来自于规模较大的家庭（Imoagene，1976，第三章）

 

上述社会并不是以高生育率补偿高死亡率来维持净替代水平的家庭为特征的，因为死亡率早已大幅度地降低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人口静止增长的状况下（象在中非一些不育率很高的地区），小家庭也从不普遍。生育率的悬殊和死亡率的侵袭，使得这些传统的人口往往以大家庭和小家庭并存为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口头流传的说法总认为大家庭的成员是幸运的，因为这种家庭规模保证了其生活的富裕。确实，在西非的耶鲁巴人中，“大家庭”、“幸运”家庭或“富裕”家庭，都成了同义词，更不用说那种“兴旺昌盛”的家庭，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很难提出充分的调查问题。

 

那么，这里就有必要对稳定的高生育率存在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作出解释。通常，人口学家总是热衷于研究变化，以至于他们经常错误地认为，他们能够从社会变迁缓慢的部分的特点中解释以往的社会，并把这部分与这个社会中变迁较快的那部分相对照，来描述这部分的特征。就社会科学方法而言，这是毫无道理的。除非我们了解了稳定的高生育率社会的本质，以及在这以后出现生育率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否则，我们无法明了生育率下降的起点。

 

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阶段，高生育率很可能对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有利的。而且，高生育率具有经济优势这个命题，可以以一种更严格的公式加以复述。如果我们想获得满意的研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优势意味着一切好事都具有价值——不光是食品还有对现在和将来的安全感；办成一件小事的快意；以及随心所欲的乐趣，如此等等。第二，高生育率的利弊要从一个人的余生中来判断。对一个具体情况的横向考察可能抓住的正好是被调查者处于不利情况的时期。第三，对一个人生平的这种考察，只是在这个人进入生育阶段以后才开始的，并从此延续下去。这样，我们得到的就不是一张一个人从摇到坟墓，而是从具有生育决策权到坟墓的平衡表。由此推论，我们不能把某一时期大家庭的每一成员，包括孩子在内的状况加在一起，并与小家庭的状况相比较，来考察高生育率的效益。

 

为此，需要开展大量严密的研究。关于第一点，需要更多地了解家庭体系中家庭成员互助的状况，也需要了解风险的实质，以及抵御风险的担保价值（假定能够确定一个合理的保险费，那么，类似的计算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也需要知道，控制人们的权力是从何而来的，其物质效益又是什么。

 

关于第二点，显然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我们也许需要冒险使用一些回忆资料作为替代，以及假拟的生平资料，即把具有相同小孩数的个人所经历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加的办法来假设一生。对有不同数量孩子的老年人群的历史资料的比较，也许都会优于对现有家庭的横向分析。大约20年前，我们在加纳就开始尝试这种研究，并得出了与本文观点相近的结论（Caldwell, 1966）。关于第三点，需要深入研究传统家庭的本质。是谁决定生育的，又是怎样做出决定的？生育决策和经济活动决策之间的关系如何？KAP（有关避孕的知识、态度、实践）调查中最大的毛病在于，它隐含的假设是，生身父母是生育的决策者，并且，他们的决定总是积极的和首先提出了生育控制。我认为，应该这样说，在高生育率是有利的或不是不利的情况下，存在着强大的决策机制反对控制生育。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传统，只要需要，总会有信念和习俗来有效地反对生育控制。事实是，对生育的控制并不只在于生育的那代人，更在于老一代人。我并不是说，老一代是生育的唯一决策者，因而，只有从父权（或母权）制的地位来断定一生中高生育率带来的好处。我要说的是，生育决策是从何开始，以及高生育率有何利弊并无明确的界限。年轻人很可能从结婚时或更早一些时候起，就对生育决策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在他们一生中不断增大，并越来越强烈。把男人和女人的一生分别进行分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年龄的增长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很明显，男女对生育影响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平衡在一生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剧烈变化的。

 

这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但它是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应该致力的方向。同时，把稳定高生育率的社会解释为，不受限制的生育率对生育决策者最终是有利的，而在生育转变开始后的社会则不然，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展开更多的分析。确实，除非这种经济合理性的假设能够成立，否则，建立一门象样的经济人口学学科恐怕是不可能的。

 

当就“一生”中代际之间的财富流建立一种理论，以解释稳定的高生育率和此后生育率的下降时，还有几点必须强调。

 

第一，不论是农民社会还是劳力市场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世代，指的是家庭内的世代。在有的传统社会中，老一代仅仅由父母或者祖父母岳父母组成；在另一些传统社会中，叔叔、姑姑，甚至伯伯或大侄子也可能在家中担当一定的角色。有时候，家里孩子中年长的，甚至异性手足（在新的社会中，也可能是读书较多或影响较大的兄弟姊妹），也可能在家中担当类似的角色（我们承认这种状态对严格的代际研究方式有些难以接受）。在许多社会里，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类似于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这具有重要的人口学意义，因为，一种关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另一种关系。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或在带有一些小农经济但仍是氏族组织的社会中，可能存在着小社区中总体的从年轻一代向老一代的财富流，而不论这两代人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尽管不存在密切的亲属关系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根本的目标在于社会目标。任何一种经济上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满足。经济学就是对这些满足作出评价，并确定怎样才能最容易地使其优化，KAP调查的另一个严重的缺点在于，其隐含的假设认为，家庭中的所有成员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即当家庭的利益受到大家庭的其它成员或外界的侵犯时，他们都尽力改善小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实际上，在许多社会中，一个已婚的男子关心自己的父母及手足的物质生活甚于关心其妻儿。在有些社会中，男子不惜损害其妻儿的利益以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除非理解了这些社会目标（社会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是一回事），否则，就不可能确定生育决策的经济合理性。

 

第三，财富流的全面性。一个男人在家里不费举手之劳即可随心所欲，这种能力在大多数社会中被看作是一种根本的财富。同样地，婆婆有权指使儿媳，虽然这样做并不一定使家务料理得更好。还有不胜枚举的各种保障，如：艰难岁月中的帮助；邻里纠纷时的干预；驱除强盗（或许晦气）；老年抚养；抗拒官吏等等。其它更明显的财富流表现为，诸如儿子减轻中年父亲的劳动（也许让他更经常地下咖啡馆或与他的伙伴们在树荫下或阳台上闲聊），让老年人享有谷物收成的大部分，并掌管销售得来的钱财或年轻亲属挣来的工资。

 

第四，我们谈的是一种“经济”的流动。即使只是给父亲取拖鞋；或协力抵御灾荒和袭击一作为行为或承诺；或具有物质价值并大都在某种程度上能顶替的物品或钱财。我们并不是在谈乐趣，尽管一件事要是不能带来乐趣，就不会去做，也不会有积极的经济价值。我要说的是，我不相信这样一种解释高生育率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即如果孩子的价值从一生的经济贡献和所带来的乐趣来看是积极的，就会产生高生育率。我认为这是一种重复计算。（我相信可以表明，在一个稳定的高生率的社会中，孩子在经济上对一生都是有利的，那种对高生育率的喜好正反映了这一点。当孩子不再是经济优势时，生育率将下降，并且在经济和感情上的效益变得消极以前，就会开始下降。一旦财富流的方向逆转后，大部分的夫妇还会要孩子，但他们会努力从一个更小、更集中的来源获得做父母的乐趣。他们不会要两个或三个孩子，因为他们可以从其它的形式中得到当父母带来的乐趣。他们只要那么多孩子，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养孩子是不合算的，但自己的亲生子女带来的乐趣是无法替代的，他们愿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不想要更少的孩子，因为孩子太少就不象一个家，家庭的乐趣也会受影响。他们不想要更多的孩子，因为家庭已足够圆满，额外的开支会明显地影响现有家庭或父母的幸福。很清楚，什么样的家庭才算圆满，是一个随社会态度变化的概念，受到与其它规模的家庭相比较的影响。当孩子的开支增多（当开支在家庭成员之间变得更均匀），当社会由于这些压力而改变了对所谓圆满家庭的看法时，夫妻想要小孩的数目就会下降。

 

第五，从人口学的观点看，实际上只存在两种社会类型。一种是非限制的生育具有经济效益的社会，另一种是生育不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在前一种社会中，家中的孩子并不是越多越好，在后一种社会中，也不是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缘故家中没有孩子。由一种社会类型转变到另一种社会类型相当迅速，转变的时期也或长或短，这使得试图描述转变期间家庭规范的社会学分析，或试图说明为什么一定的家庭规模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经济学分析，都必定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第六，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生育率下降的起点——也正是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逆转之时。这是由于情感的变化带来的家庭中经济关系的改变，这是一个关于谁能从谁那里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谁命令谁做什么的规范的变化，这种变化使高生育率（事实上任何生育率）显得无利可图。家庭内情感关系的细微变化，通常反映了社会对男女之间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态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明显地改变财富流的方向。夫妇关系的加强削弱了大家庭的联系，同时，也改变了代际间的关系（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夫妇决策中妻子的影响变得更加重要）

 

对传统社会财富流分析之所以复杂，主要因为高生育率的价值长期以来受到两种不同的因素之间平衡协调的影响（虽然这种平衡会在暴力行为期间突然转向）。高生育率的第一个因素是：（不论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在这里的分析次序中都据首位）凡是地方势力或宗派盛行的地方，数量即意味着力量。第二个因素是，大家庭对于家庭生产和消费来说，是有利于老一代的。在大多数社会，除了一些处处照章办事的工业化社会，这两种高生育率的价值观同时存在，并互相交错。这样，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成为取得帮助和对付其它势力和困境的保证。区分这两个因素，对于开展分析来说是重要的，但通常很难做到。

 

年轻的一代可以成为一种力量来防御敌人，或是有力地攻击他人。在定居的环境中，他们会令多事的邻居肃然起敬，让窃贼望而却步。家中有几个儿子，老子争理也占上风。在宗派盛行的地方，家中人多则势壮。在主宰村庄事务或选举地方代表而获利的地方，人数多少可以左右形势。大家庭更能取得垄断，租得土地，因为他们更能精耕细作，并使地主拥有更多的依附势力。在家长去世之类的要紧过渡时期，人多的家庭可以保证延续，并保全家里的土地和财产。大家庭能保护自己的土地疆界，并侵入他人的土地。并且，大家庭在法律诉讼中更能召集证人，贿赂（或威胁）官员。通过联姻，大家庭的网络必然更为广泛，他们更能弄到钱去办婚事、丧礼、行贿，或抓住新的转瞬即逝的投资机遇。他们不仅能更好地实行家庭中的生产分工，甚至能让个别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或在附近临时挣些钱财。

图为西方的大家庭。[图源：sohu.com]

当农民的耕作制确立后，大家庭带来的另一种好处变得更为重要。这种优势来自于大家庭的家庭生产和家庭消费两方面。家庭生产（通常在小农生产中，也包括传统的商人和工匠中），也许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最清晰的范例。这种生产方式典型地存在于生产以自用为主的大多数农民社会中，遗憾的是，经济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偏重于研究超越家庭的交换关系。这或是因为经济理论更能解释这些现象，或是企图用外来阶级剥削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政治形势。事实却是，即使在封建社会，大多数社会关系和普遍伦理的实质，以及财富流的方向和其它人口影响，都要从农民家庭的内部关系而不是与封建领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作出解释。人们之所以不愿分析家庭的内部关系，既是由于这种分析确实很困难，也是由于人们坚守着家庭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确实，维护这样一种信念和对家庭的忠诚正是出自于家庭中掌权者的利益。家庭统一和完整的观念是农业社会道德的基础——就象在劳务市场中工作的大多数人对国家的信念一样。

 

但是，家庭生产的实质是在家庭内部的权力上存在着重大区别，还存在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内的剥削问题。当然，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不公正现象的反抗和要求改变的意识，但在稳定的状态下，家庭里有的只是苦难和冤屈，谈不上什么变革的愿望。一个原因是反映在大量的口头农民文化中的对家庭伦理的袒护。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剥削者会变为剥削者。大多数家庭生产都具有以年龄和性别来区分甚至隔离的特点。这一家庭体系因敬重老人和崇尚男子而得以稳定。这种权力地位变得体制化。家中老人的权力来自他们那种真正的或被认为具有的（甚至是玄秘的）经验和知识，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着土地和财产，决定着财产的继承；由于他们的年资以及拥有的对人们的言行以至生命的公认权力；由于他们对婚姻的控制；由于兄弟姊妹之间的争斗这样的体制上的弱点，等等。尽管每个人和每种工作都各不相同，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个人都规定有具体的角色，但彼此却相互妒忌，互为敌对。有成年儿子的男人，通常比自称干的活要少特别要是他有几个儿子的话。有几个女儿的，特别是有儿媳的妇女，就很少做家务而是把时间用在管家上。这种差别，特别是由于家庭规模和由于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区别，需要开展比目前状况远为彻底的研究。这种研究极为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各种工作高低之分的习惯信念，和对各种活儿费力大小所显示的错误的世人之见。还有那些对食物的消费需求的观念，常常离生理要求相去甚远（Caldwell, 1979a，和第十章）。也极需对人们消费的差异开展充分研究。

 

传统社会家庭生产的实质极端重要，因为它多少年来主宰着绝大部分世界文化。即使在工业社会中，它也决非仅留下区区残余影响。很明显，它还对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等人口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仅就生育行为而言，如果生育决定是在那些享受多而干活少的家庭成员或期望早日成为这样的人的家庭成员的手中，或受到他们的影响，这种家庭所存在的高生育率的经济合理性，当然比一个较平等的家庭要更容易解释。在某种意义上，生育率的下降可以从家庭生产重要性的削弱和家庭内部平等性的增加来解释。这两种趋势当然是互相关联的，更基本的是，它关系到（但不是下面要解释的机械式紧紧相关）经济性质的深远转变。

 

分析高生育率的效益，必须采用生命周期的研究方式，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生育实质上是未来的回报的一种投资形式。其中有的迅即兑现。许多社会的文化似乎都有这种说法，诸如“人多手多”，这表明我们平常所涉及的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过程。分析表明，在有的文化中，小孩从5—9岁时起就承担相当的劳动，而且他们能做那些大人不屑于干的活。这一点也使那些没有孩子的家中的成人只得自己去而不免感到压力重重。然而，这一点大概不会错，小孩总的说来是对家庭资源的一种损耗。在家庭的生命周期中，当孩子过多时，家庭就难免处境艰难。在以小家庭方式安排住房和劳力的家庭中，这种困难发生在家庭形成的初期。在其它类型的家庭中，可能发生得晚一些，即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和所有的孩子达到就业年龄以前。在这些阶段，人均消费量会相当低。但这并不能说明高生育率的价值，原因有三。第一，具有决策权的老人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时期也许并没下降，食品不足的只是小孩而已在大家庭中，这些小孩的死亡率比较高，但通常不会高到足以完全抵消高生育率的程度。第二，大家庭更容易在不增加人均消费量的基础上拥有某件物品，如一个半导体，一个晒可可的水泥板，一口井，等等。第三，孩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在买卖土地的地方，农民只有两种投资的途径，即土地和孩子。最好的投资形式通常是这两者的结合。当土地并非完全归己而属社区所有，或者存在无主荒地时，高生育率就成为唯一明智的投资。它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力，而且家庭成员众多常常是家庭向公社多要土地的唯一可接受的原因。所有形式的投资都会要求家庭为了将来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处于艰苦生活中的农民要让自己为了投资而残忍地损害眼前的需求，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除了一种方式以外。这种方式就是直接投资于更多的子女中，他们的存在不容否认，他们的喂养和其它需求自然成为家庭生存斗争的一部分。实际上，在大家庭的环境中，对抚养期的孩子的义务和负担是由整个大家庭来承担的。这样，生身父母不会因为限制生育而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只是大家庭的一部分，该大家庭至少是由丈夫的父母及其兄弟，以及兄弟的妻子和孩子组成的。但是，当他们年老时得到的回报却不会被这么多人分享。那时，丈夫的父亲可能逝去，部分地是由于老父亲的去世，兄弟间的经济联结变得松散，而生身夫妇正处于新的家庭金字塔的顶峰。

 

上面描述的这种系统会被说成只是特指农民社会或狩猎和采集社会。事实上，这种家庭生产系统在城市的工匠和商人中也同样存在。而这些人根本不是为己生产。它也存在于那些经常进行实物交易，或需购粮以食的游牧民中。这个系统甚至适用于那些能够很好地由自己的家庭成员来从事管理或经营活动的富有阶层。家庭道德的力量在于，家庭成员要比外人可信赖得多首先忠诚于自己的家庭。在当今世界中，那些让自己的孩子外出求学，或到城市就业的农民，由于不得不雇佣外人来代替家庭劳力，总是感到忧虑和不安全——对这些人信赖不足，而疑虑有余。

 

这种家庭制度并没有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崩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劳力市场补充甚至加强了家庭生产。年轻人挣工资是允许的，甚至受到鼓励。只要他们工资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家长控制下的公共家庭预算中，家庭体制就会继续下去。挣工资的把工资交给大家庭，因为这是习惯所致，因为他随时都可能需要家庭这个社会保障系统的支持，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女与大家庭一起还留在土地上，并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其孩子象自己对待出身的家庭那样对待自己。他的雇主也支持这种作法。通常，只有当家庭保障系统允许他们付给工人很低的工资时，他们才开始生产。正是由于这种低工资，迫使他把妻子和子女留在大家庭中，又由于他的就业缺乏保障，使得他不会与自己出身的家庭破裂。这种联系的确使他在资本劳力市场上享有一定的自由，他可以随意地辞去工作或对工作漫不经心。这里，一个重要的人口特点是，他的妻子儿女继续主要靠自己维持生活。即使是这个挣工资的人老了，他的父亲死了，他可能还在城里工作，送钱回家并指明这些钱用于对土地的投资。过去，或许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做的。最近，对肯尼亚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致富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能多生孩子，让他们多受教育，并送他们进城就业，从而，使钱财不断地流回农村（Hunt, 1979）。

 

最终，劳动力市场（这里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非家庭生产的境况也不会相去太远）会侵蚀整个体系，并使高生育率——或任何生育率失去经济价值。事实上，经济决策和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已经断裂。因为，即使雇主希望求职者源源不断，但他却不能象长辈那样控制生身父母的生育行为。家庭决策结构已经崩溃，因为人们已不再靠被允许在地里干活而分享成果为生了，而是靠个人出卖自己的劳力谋生。这样，从结婚和初次怀孕之时起，生育决策期和生身父母期就合二为一了。当家庭趋于核心化，情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有重要的经济和人口意义。实行家庭生产的大家庭有意削弱夫妇间的感情，甚至否认小孩与其亲生父母间至上的感情，道德范则表明，这样做对大家庭的经济功能是必要的，并明显地表现在把家庭成员按年龄和性别分割开来。随着家庭生产的减弱而出现的核心家庭就没有这种必要，相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更强烈的内在情感联系，并最终导致家庭消费更为平等。这样，孩子和妻子变得昂贵。同时，由于以下理由，把孩子作为对未来的投资也变得没什么价值。原因之一是，父母不在控制成年子女的就业，这样，也就无法期望子女的报答。另一点是，核心家庭情感上的平等，更难以使财富流向年老的一代。夫妇双方都会抱怨给对方父母的资助太多了，并声称，先应想着他们自己及其孩子的需求。确实，强调年轻一代而不是老一代的需要，又加速了年轻一代中经济平等的要求，这使得高生育率更加无利可图。

 

我们对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持续高生育率缺乏认识，是出于对生产结构的根本误解。事实是，西方形成了二元生产体系。再不是一家之主呆在家里，派儿子外出挣钱，相反，他自己挣钱。他强调劳动力市场是男人的天地，几乎完全是靠他的工作，挣钱养家。他强调这种垄断的资源，就象农民家长强调对土地的垄断一样。这种体系靠不断强调性别的分离而存在，很明显，受到妻子外出工作的威胁，就象外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时，农民家庭面临的情况一样。妻子偶尔工作就如同未成年的孩子那样，是为了额外的收入。但是，他们的收入大多归之于公用而受到家长控制（现在的家长较年轻，而不是他年迈的并经常受抚养的父亲）。而社会和国家通过给妇女和孩子提供不同的就业并付给较低的工资，也促成了这种局面。同时，绝大部分社区劳动投入（按时间和体力计算）根本没有按工资形式实现，而是转入由妻子、用得上的孩子和未婚女性亲属承担的家务劳动中。这种家务劳动包括做饭、缝纫、各种服务以及孩子的抚养。这些工作的有效性和廉价性使得劳动市场长期不能与之匹敌。这是由于养家糊口的家务劳动，它的产品那么广泛，质量那么好，又那么便宜，是挣工资的人所不能换来的。只要社会区分市场上的“生产性”工作和家务劳动，并不断贬低后者的价值和实际付出的劳动，这种家庭体系就会仍然保持稳定。很明显，支持这种体系的道德规范（和各部分）不过是整个家庭生产始初的道德规范的一种变化形式。

 

长期以来，这种二元体系的道德规范造成消费上的差异，这一点对于解释持续的高生育率很重要。丈夫吃得好，因为“他们挣工资”，同样的理由，他们可以花钱外出游玩和社交。他们衣冠楚楚，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对19世纪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见本书第九章）表明，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子女，生活也格外简朴，这不是常人之见的对孩子的残忍和虐待，而被看作是抚养孩子的一个基本准则“不要宠坏了他们”。

 

整个体系由于若干原因而变得不稳定。一个原因是工业试图与家庭生产竞争，并逐渐找到了竞争的途径。当寻找除了成年男子以外的劳力时，就会稍微提高妇女的工资。而基于完全同样的理由，家庭生产向来是廉价而有效的，即是说，家庭生产是一种下等活。随之而来的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正是平等主义伦理越来越应用于家庭的夫妇和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情感集中于小家庭，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使生活更为舒适。在家庭生产中，妻子干的事与孩子干的事互相联结，如果一方改变，另一方就会受到影响。

 

这些平衡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将回头来说，但首要的巨大变化发生在孩子的地位上。

 

到19世纪后半叶，西方经济以及西方家庭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澳大利亚的情况使人们怀疑城市的孩子是否还是一种实在而积极的经济财富，尽管农村的孩子肯定还是这样的。防止财富流转而向下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大众教育以前，孩子并没有造成什么经济上的负担。抚养小孩并不费钱，子女比父母消费少，比他们的父亲更少，这被称为“为孩子着想”，并得到宗教和家庭道德规范的认可。很明显，这种道德规范是从家庭生产时期传下来的。应该看到，即使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也由于孩子从这样的环境中抚养长大而获利。这是一个一种生产方式的道德规范被下一种生产方式所利用的明显事例。维持高生育率的因素是，小孩花费不多而提供的劳动却不少。在家务服务市场化以前，一个父亲有几个孩子就会感到生活舒适，在家中几乎不用干活，而没有孩子的大人就不能这样。

 

有一些情况似乎与这种分析相反。例如，在西方，妇女并不是到处都结婚很早。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法国的已婚生育率也在明显下降。我们从研究中相信，没有一个变化能最终表明是来自于代际间的向下财富流的转向。澳大利亚的情况表明，只有1875年以后的女性晚婚现象才能从家庭规模的角度加以解释。参与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个选择合适的结婚时间的问题——即未来的丈夫（或夫妇）已有足够的积蓄，并且丈夫已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能为“家庭生产户”投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妇女的婚姻越来越推迟是迫于开发中的条件和缺少妇女。在爱尔兰，是由于投资于独立家庭的具体困难一虽然已婚生育率没有下降，但总和生育率却下降了。确实，直到1875年，除了法国以外，其它国家高生育率的稳定性表明，高生育率并不是一种经济负担。法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理论家都认为，是经济因素使法国避免了高生育率。我认为，家庭研究最终将表明，主要因素是法国妇女的地位改变了，夫妇关系变得平等，法国妇女对自己生育更有自主权，她们少生孩子不是由于担心抚养孩子带来的经济负担，而是抵制怀孕、生育和喂养等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过程。在西方，高生育率的情况并不多见，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家庭消费中极端的不平等的需要。只有减少生育才能象极端不平等消费一样，维持大人的消费水平。而与农民的家庭的状况不同，这种变化不会影响到生产。有两种稳定力量是今天的第三世界中所没有的。第一是，并没有较为平等的家庭消费的外在模式。第二是，用限制生育来维持成年人消费水平的办法是困难的，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合法化。当然，不好的办法最终也会采用一如被广泛采用的体外射精法，这种避孕方法在任何规模上都不大可能在未来生育转变中被采用。

图为2018年欧洲人口出生率。[图源：sohu.com]

 

最终，导致了社会机制的不平衡就是大众义务教育（见本书第十章）。在西方，除了农村地区，大众义务教育并不会明显地减少孩子的生产力。然而，它却使得孩子的花费大为增加。有的开销是直接的，更多的是间接的。因为孩子及其父母都看到孩子的地位相对变化了，孩子要求的更多，得到的也更多。代际间的消费差异缩小了。高生育率变得明显不利。有关大众教育的论战产生了一种状况，使得国家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教育法成为有关劳动条件和保护儿童的众多法规中的一部分。这就不仅确定了抚养孩子的事实，而且出现了一个有利于此的社会气氛。

 

就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变迁而言，一旦生育率开始下降，它最终会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种变化没有很快发生，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中代际间的财富没有向下流动，而应被解释为处于是一个避孕家庭化和合法化、避孕技术更为提高的时期一最终，使流产和绝育更易为人接受，并更为普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下的财富流可能产生强大的作用。从60年代起，妇女的地位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世界的状况不同。这种不同基本上可以由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发展来解释。但后者的重要性远不如前者为人注意。西方的家庭观念随着教会、官员、教育系统大众传播而输入。这些观念强调儿童和妻子的权利。大众教育体系出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意味着，财富流的逆转趋势会与家庭生产的崩溃几乎同时出现。确实，这些外来的儿童地位的观念可能会加速这一崩溃的到来。而且，通常，当控制生育率变得有利时，避孕药具通过国家的家庭计划组织更容易为人们获得，也更能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即使在受到新的外部力量困扰的传统经济中，财富流仍顽固地抵制自身的逆转。理由之一是，传统家庭的生产和消费还可能在变迁中得到一些好处。家长式控制依然存在，家里的年轻人至少部分时间外出挣钱，并把挣的钱交回家用。确实，家庭想通过让更多的孩子受教育来努力增加外来的收入。通常，这最终会导致家庭体系的毁灭，因为受教育的子女要求消费更多，而一旦长大成人，也许不会象那些传统社会中的孩子那样，给父母以回报。只要强烈的家庭伦理存在，高生育率即使对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从一生来说仍然是合算的在印巴丹城（Ibadan city），我们发现，只有1％的父母有意限制家庭规模（Caldwell and Caldwell, 1978）。他们在教育和职业上与其他中产阶级的成员没有什么不同。看来主要的差别就是夫妇间感情的加强，其次，是把孩子的需要放在首位。他们的孩子很少干活，常去看病，花费很大。父母清楚地意识到，孩子眼下只是一种经济负担，即使是将来，也不会带来经济利益。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父母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高生育率不再是一种经济优势的？是在一代人的经历表明这种经济计算再也行不通之后，还是在一代人以前？我们在印巴丹城进行的研究表明，很可能是后者。第一代人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感情和物质比他们自己希望孩子回报的要多得多，却意识到（经常是潜意识的，不用讨论，甚或明显地碰到这一问题）他们在子女身上树立的先例和表现的态度以后也不会改变，因此，高生育率就没有什么好处。

 

避孕革命与人口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参见 Caldwell and Caldwell, 1976）。一些社会中相当数量的避孕要求是为了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或是作为产后性节制或定期性节制的替代（Caldwell and Caldwell, 1977; 1980）。然而，避孕家庭化意味着，假如生育纯粹变成了一生的负担，或者，如果妇女为了与最终家庭规模无关的种种原因要求推迟下次怀孕，就可以随时采取避孕。

图为玛格丽特·桑格，其在促进节育运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图源：daily.cnnb.com]

 

我们在这里集中论述的是欧洲农业社会传统的家长制的家庭。在这种社会中，孩子和妇女的地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变化，另一方也会变化。然而，现存的体制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在母权盛行、妇女地位较高的南亚地区，也能看到某些抵抗变化的趋势。在经济和社会变革初期，子女就会变成一种经济负担。

 

这一分析中，我们着重于把家庭作为相对自治单位，家庭只受到义务教育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或者通过剥夺老一代从子女所得的回报，或者是对高生育率实行超过回报的惩罚，国家对这种经济权衡的干扰要大得多。

 

我们也忽视了某种特有的、但非常重要的而又不常见的历史变迁模式。斯里兰卡和喀拉拉邦是两个典型的代表。那里的公众教育开展得比从经济指数上预期的要早得多。这两个社会都从社会中得到了启示，否则，不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它们的家庭关系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生育率下降得比从宏观经济指数上预期的要早。可以肯定地说，生育率的下降，与从代际间的财富流着眼的家庭经济权衡，是几乎同时出现的。

 

在两种情况下，财富流理论可以被说成是经济决定论，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不是。第一种情况是，一旦不再能期望从孩子身上在一生中得到净经济利益时，生育率就会下降。第三种情况是，这一研究声称，除了由于疾病的限制和外部权势的强迫，传统的家庭生产总是以高生育率带来的经济优势和实际的高生育率为特征的，而非家庭性的生产（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最终以低生育率为特征。第三种不是经济决定论的情况认为，并不是任何时间生育的经济性都直接由生产资料或生产方式所决定。它区分了两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家庭生产和非家庭（或劳动力市场）生产。家庭生产特点在于（偏向于老一代的利益）代际剥削的经济关系，以及护和助长这种剥削关系的道德观念。在非家庭生产条件下，这种道德观念最终会被一种更“个人”的道德观念代替。然而，道德观念只会缓缓消亡，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涉及到某些人的经济和其它利益。在家庭生产方式（除了以住户为单位的家庭生产）大规模改变后很久，遗留的家庭道德使人们认为，高生育率在经济上并不是没好处的。从这一意义来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滞后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在高生育率对家庭的生育决策者变得无利可图时，高生育率还会保持下去。这样，人口的变化就与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化息息相关。社会经济变迁的理论不能解释生育率下降的起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疏忽，而恰恰证明这些理论不足以解释社会和经济的变迁（见本书第九章）。

 

人口领域最根本的挑战在于解释生育率下降的起点。生育率一旦开始下降，最后就会达到很低的水平以生育率下降时期的情况为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意义，还可能导致错误。只有了解先前稳定的高生育率所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实质和不稳定的生育率发生的社会条件，生育率下降的起点问题才能得以解释。这些解释只能在对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解释中找到。态度和抱负的变化，家庭规模的规范的变化，避孕承受能力的变化，这些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对生育率下降起点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启示。

 

也许最急待研究的是以家庭生产为特征的传统家庭内部的经济和权力关系，和这些关系中的因果转换。这样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当然，开展这些研究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对这些关系的影响。与这种研究相关的是，我们要知道，在这种大家庭中经济和生育的决策是怎样进行的。其次，我们也需要掌握，在家庭生产和有关的道德观念随着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改变的过程中成功的家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