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馥洁 | 生命的礼赞——清明文化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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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凝结着和展示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经验和价值观念。伽达默尔说:“节日就是共同体的经验,就是共同体自身以其最完美的形式来表现。”(伽达默尔:《全集》,第8卷,图宾根,1993年,第130页)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它的传统节日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容,而其核心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清明节形成于唐代,它是由“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者融合而成的节日。清明节的节俗内容繁多,而贯通于其中的核心价值意蕴乃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可以说清明节是礼赞生命的节日。其生命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

一、天人合一的生命感通意识

清明节的特色是兼有节气与节日两种“身份”,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清明作为节气的名称与此时天气物候的特点有关。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说清明节气:“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即清爽明净之风。《岁时百问》则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节气的气象、气候 等自然特点是:清风和煦、春光明媚、雨水增多、嫩草茂盛、万物复苏、春意盎然、一派生机。

这种气候、气象和自然条件适宜于播种谷物,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清明时节北方开始种棉花、瓜、豆、高粱,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后,谷雨前,又种高粱又种棉。”南方开始浸种育秧、准备养蚕。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清明节, 命蚕妾,治蚕室……”

可见,清明节气转化为文化节日是农业生产需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农业文明是人的活动与自然节令相适应的文明,它决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以后,又支配着人们的文化活动方式。包括节日的建立和节日的习俗。清明节就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在节日文化上的典型体现,它集中体现了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存在生机勃发、生命涌动的春天相感应、相融通的特征。“万物生长”乃是清明作为自然节气与作为人文节日的相联结的枢纽,由此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生命感通意识正是清明节的文化价值内涵的基础。

二、寒食禁火的生命关怀意识

如果说清明节气是清明节日的自然、生产来源的话,寒食节则是清明节的重要文化节日来源。寒食节在农历三月,清明之前一两天,其节俗为禁火、吃冷食。

关于寒食节禁火习俗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认为禁火之俗是早在周代已经形成的惯制,其来源有二说:一种归之于上古以来特定的民间信仰。古人将周天恒星分为二十八宿,东方青龙宫的角、亢二星为“龙星”,在五行中居于木位。先秦时期,人们认为春季龙星现于东方,容易引起大火,所以在三月龙星初现之时,应该禁火。禁火之俗周代已有。禁火期间不能生火做饭,须得事先准备好食物。这种不能加热的冷食就是“寒食”。一是认为寒食禁火源于古人钻木取火和换取新火的制度。上古时期,人们钻木取火,季节不同,所用木材也不同,换季时就要改火。而每次改火都要换取新火。当新火未到之时,须要禁止人们生火。后来在这一时节禁火成为习俗流传下来。

第二种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起源于人们对著名忠臣义士介子推的纪念和祭奠。介子推是春秋时期跟随晋公子重耳流亡的一个大臣,曾割自己腿上的肉为晋公子充饥。后者做国君(即晋文公)后要封赏介子推。介子推却带老母到绵山隐居,不受封赏。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就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被烧死在山中。晋文公便把烧山的这一天定为介子推的祭日,这一天禁火。这种纪念介子推的说法在汉代以后,传播渐盛,在寒食节的形成和传承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大。唐人卢象《寒食》诗云:“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

介子推和母亲雕像

值得深思的是,寒食节无论是为防火灾而禁火,还是为纪念贤士(介子推)而禁火,两种相异的说法所包含的价值观都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关怀。

三、扫墓祭祖的生命承传意识

中国古代祭祖风俗由来已久。寒食节以扫墓形式祭祖起于何时,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孟子·梁惠王》有齐人郊外乞墓祭者祭馀的故事,说明战国时就有上坟祭祖之俗。寒食上坟祭祖也可能与纪念介子推有关。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清明诗云:“人乞祭馀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将齐人“乞祭馀骄妾妇”与介子推“甘焚死不公侯”并列,隐含着寒食清明节扫墓与纪念介子推有内在联系的史影。

扫墓俗称上坟,是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将纸钱压在坟上或挂在树上,并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扫墓是对祖先的怀念和感恩,也是对祖德的追忆和弘扬,而这种对祖先、祖德的纪念和弘扬是通过世世代代生命的延续和承传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生命哲学的深层言之,清明节的扫墓祭祀活动表现的是中华民族对延续生命和承传德业的美好愿望和价值追求。

四、踏青春游的生命欢乐意识

清明节整合的另一古代节日是上巳节。上巳节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主要有三种:一是“祓禊”,到水边举行祭祀并在水中洗浴,以祓除过去一年中的污秽,祈求健康;二是招魂,在野外或水边招唤亲人亡魂,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三是春嬉,青年男女到野外踏青嬉戏,并自由择偶或交合。《诗经·郑风·溱洧》就描写了青年男女春游示爱的场景。至春秋时期这种风俗仍很普遍。与男女春嬉相关者,民间还有“临水浮卵”、“水上浮枣”之俗,将鸡蛋或红枣浮于水上任其漂流,捡得者可食,象征生育、求子之义。

魏晋以后,水中沐浴、招魂续魄之俗逐渐消失,临水祓除转为临水酒会。与会者坐于溪流两边,将盛酒之杯浮于水之上漂流,漂至谁跟前,谁就饮酒赋诗,称为“曲水流觞”。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写的就是上巳节“流觞曲水”、“畅叙幽情”的文人雅集。由于上巳节时间与清明邻近,又都是在郊外的活动,至唐时,上巳节的踏青饮宴与清明扫墓后的春游娱乐后来逐渐合而为一,清明节逐渐成为一个融合了寒食节与上巳节习俗的重要民俗节日。

清明节从上巳节整合来的主要节日活动就是踏青春游,尽管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演变,以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特征的差异,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如荡秋千、放风筝、斗百草、蹴鞠、斗鸡、拔河等。这种踏青春游节俗的价值内涵是什么呢?概而言之,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为生命而欢乐。既包括对自然界生命的热爱和欢乐,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热爱和欢乐。清明节踏青游春蕴涵着生命欢乐意识。

五、插柳植树的生命培育意识

清明节还有插柳、戴柳、赠柳、植树的风 俗。插柳、戴柳、赠柳风俗起于何时、何因,尚须考证。其来源、含义为何,也有种种说法。有说插柳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有说插柳是用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有说戴柳条是为了留住青春,民谚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有说插柳、戴柳是为了辟邪、却鬼。柳为“鬼怖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佛教中的观世音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有说折柳赠人兼有挽留与祝愿双重含意。因柳与“留”同音,且柳条发绿于春意萌动之际,象征“春常在”,故折柳以赠别。《诗经·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之诗,李白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词。李白还有《春夜洛城闻笛》诗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清明插柳、戴柳、赠柳风俗的共同文化价值基因,就是对青春生命的关爱情感和对新生生命的培育情怀。因为杨柳有旺盛、强大的生命力,它容易栽植,易于成活。俗谚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清明节值柳条发芽时节,绿条婆娑,春意盎然。于是,杨柳就成了美丽春天的标志,青春生命的象征,生命萌生的符号。杨柳象征青春生命的顽强,故插柳戴柳可以辟邪、祛鬼;杨柳象征青春生命的美好,故戴柳可以保持青春;杨柳还象征生命的随处萌发和欣欣向荣,故赠柳可用以向离别的亲人表达随地生根发芽和“青春常在”的祝愿。由于柳树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于是古人借插柳戴柳赠柳以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与插柳风俗相联系,古代还有在清明时节植树的习惯。植树习俗由来已久,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西周,国家就设立了“林衡”、“山虞”等官职,掌管丈量种植、护理林木等事务。当时“列树以表道”,说明已开始种植道树。为了动员人们植树,甚至作出“不树者,无椁”(意思是说不种树的人死后不许椁葬)的规定。中国古人重植树,但并无植树节,也没有规定什么季节植树,但从植物、树木生长的规律和人们的习惯看,春季清明节前后无疑是植树的最佳时节。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农谚说“栽树莫要过清明,种上棒槌也发青”。

插柳、植树的节俗形式虽然不同,但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意蕴却是相通的,它们表达的都是中华民族珍爱生命和培育生命的美好价值愿望。

总之,生命感通意识、生命关怀意识、生命承传意识、生命欢乐意识和生命培育意识是由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源合流而形成的清明节所蕴涵和体现的价值意蕴,它集中表现着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尊重和关怀。所以,从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言之,可以说清明节是礼赞生命的节日,特别是礼赞青春生命的节日。通过这一礼赞生命的节日,使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祖德崇敬意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人生志趣;使道家“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76章)的生命哲理,“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的生命情怀;尤其是《周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精神,得到了生动而充分地展现。继承和弘扬清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念,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珍爱生命、承继祖德的民族精神和构建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选自《华夏文化》2009年第02期，原标题为《生命的礼赞——清明文化的价值意蕴》

赵馥洁，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