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纷纷称王发生在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周天子的存在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比如公元前334年的徐州相王，魏惠王和齐威王互相称王，而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两年后，五国相王等，这个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已经与春秋时期大为不同。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都不存在称王的情况，但这仅仅说的是中原各诸侯国，而没有算上中原之外的诸侯国以及部落，说起来，以蛮夷自居的楚国，其称王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其他诸侯国，甚至早在西周时期，楚国就已经开始称王，楚国称王的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在我们通常的概念中，楚国一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春秋时期曾和晋国展开了百年争霸史，在战国时期又是七雄之一，而且秦末时期还是起兵反秦的主力军，更是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名言流传。
但其实，最开始的楚国是很弱的，楚国的先祖鬻熊曾参与周灭商之战，因此他的曾孙熊绎在周成王时期被封在了楚蛮，但仅仅是“子男之田”，不过方五十里，即便是这点地，也还需要自己去夺，因此楚国在丹阳一带与百越争夺土地，筚路蓝缕，重要在丹阳站稳脚跟，但是对于周天子和中原各诸侯国来说，楚国是蛮夷，是在华夏之外的，因此很被歧视。
而楚国却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楚国国君到了熊渠的时候，这位国君看到逐渐衰落的周王室，以及不断强大的自己，于是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然后，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这三个儿子被分封在不同的地方，就如同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熊渠的举动无疑是直接对周王室进行了宣战。
即便是宣战，熊渠也丝毫不惧，楚国在一步步强盛起来，而周夷王却没有时间、能力、精力去管楚国的逾距，而且楚国地处南蛮之地，附近又是百越之地，周王室还是很忌惮的，毕竟早在一年前，周昭王南征不还的惨痛教训让周王室对南蛮之地充满恐惧。
但是周夷王去世之后，周厉王即位，熊渠却“去王号”来躲避暴虐好武的周厉王的攻伐，这是楚国在西周时期的短暂称王，之后的近两百年间里，周王室越来越弱，楚国越来越强，但是楚国一直不曾僭越称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楚武王时期。
公元前741年，熊通杀死侄子即位，是为楚武王，雄心勃勃的楚武王继位后开疆扩土，想要将楚国的疆域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公元前706年，楚武王领兵攻打随国，随国国君觉得十分冤枉，就对楚武王说：“我没有罪，你为什么要攻打为？”
楚武王说：“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楚武王的意思是让随国国君替自己给周天子要个高点的尊号，当时的周桓王还是一个热血天子，对郑庄公尚且不愿意退让，又怎么会向一个蛮夷之国退让呢？所以周桓王断然拒绝了楚武王的请求。
随国国君将周桓王的意思告诉了楚武王，楚武王很生气，一气之下就自作主张了，自己就称了王，从此，楚国正式称王，不管周天子同不同意，也不管中原各诸侯国承不承认，总之，楚国就是称王了，楚国不仅要称王，还要北上问鼎中原，春秋时期与晋国展开了百年争霸史。
楚国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正是因为一代代楚子带领楚国人民筚路蓝缕，并且没有被周朝的礼乐所束缚。虽然楚国在春秋初期就已经称王，但是在春秋时期，却没有几个诸侯国会效仿楚国，因为在那一时期，周天子的权威虽然一落千丈，但到底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即便这话语权很小，但是春秋时期的那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意识到了“尊王攘夷”能够让自己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争得霸主地位。
所以中原虽然也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里，但是对于周天子还是表面上很尊崇的，自然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称王。称王基本上就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但是楚国毕竟不同，楚国本身就被中原排除在华夏之外，又实实在在是从南蛮之地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受中原礼乐的束缚，行为上自然会放肆很多。
所以我们看，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我们熟知的各个诸侯国中，只有楚国敢称王，当然在春秋末期，同样身处南方的吴越两国也来凑了热闹，但中原各国都没有那个胆子称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等春秋时期的雄主，都野心勃勃，并且都成为霸主，但是也都不敢称王，毕竟他们称霸靠的就是“尊王攘夷”，而称王是相当不尊王的行为，就算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之所以能成为霸主也是因为他学习中原文化和礼仪，尊王攘夷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但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几乎失去了作用，尊王攘夷也不再是主旋律，进一步的变法改革以达到称雄才是最重要。谁也不再去在乎那个多余的周天子，所以大范围称王也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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