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 李天佑 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十一月底便出发去广西，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停下来。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说：“ 界首 。” 啊！界首，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呀！ 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偶然的历史巧合，又把我带回了十五年前长征时在这里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江对面的旧房子为界首镇“三官堂”，就是当年朱德、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渡江时的指挥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末，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以后，又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江兼程前进。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便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队尾追，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况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迅速地打过江去！ 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又继续前进。刚走出不远，译电员送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的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赶赴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左翼的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地图，按亮手电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圩前进。 次日下午四点多点，我们先敌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浚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阵地上。这里，离湘江约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通过我们的阵地，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这个地形使我们感到：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了新圩就无险可守了。 此时已是深秋，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松树和一个很深的灌木丛，刚好隐蔽部队。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把十五团布置在左翼，十四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在指挥所的背后。 新圩，李天佑的第五师师部就设在杨柳井村民黄百街家里。图为师部旧址 刚刚布置好，侦察员便来报告说，敌广西军第十五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我们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圩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四天就有困难了。但是，我们都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为了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创造出奇迹来。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浚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能让他们到新圩！”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他们沿着大路急进，一看就知道想快些赶到新圩，占领我们渡河点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先用排炮向我们前沿猛轰。一时，卧在临时修筑的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了。整营整连毫不隐蔽的敌人向我前沿逼进，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还是沉寂着。可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前沿只有几十公尺的时候，突然在敌群中腾起了一片烟雾——成排的手榴弹爆炸了。同时，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开来。紧接着，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敌人射击。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很不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像样的工事，在敌人的大炮轰击和机枪扫射下，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攻击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指战员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排排的伤员从我们身旁转移到后面去。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约五百余人。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也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时候，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知道，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仓促地转入长征，又未精简组织，而且连坛坛罐罐都带上，这就使我们行动迟缓，不但不能主动歼敌，而且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这庞大的机构转移。这时，我们真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啊！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对参谋长说：“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了。你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他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接着又抓起电话，要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师指挥所的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电话报告，胡参谋长在刚才的一次反击战中牺牲了。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浚同志到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他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钟政委和黄团长。接着，我又向黄团长谈了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的时候，胡浚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一句：“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 我们的战士们在保卫中央机关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立刻就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也越来越多……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仍然不能磨灭：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由于他们的逃跑主义，在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中，不能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只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应付，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了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烈士们永垂不朽！ 杨柳井新圩阻击战 红五师指挥所
李天佑，红军长征最年轻的红军师长，红3军团第5师师长，血战湘江新圩；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38军首任军长；开国上将。
在纪念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联谊会上，李天佑之子李亚滨对红3军团红5师血战湘江作了介绍，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第一仗。1934年冬，为了确保中央纵队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湘江，红5师两个团3000多红军将士在师长李天佑和政委钟赤兵指挥下，在灌阳新圩一带浴血阻击敌桂军，守住了前往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为此特别推出李天佑将军50年代撰写的回忆文章《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最关键的一仗，关系红军生死存亡之战。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渡过湘江后，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惨胜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是红军受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身处绝境时召开的，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深切缅怀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和和逝世的前辈，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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