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的派系之争

 胡博   2009年10月16日12:29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早在孙中山依靠地方军阀建立政权时就产生了，后来几经整编平叛，终于成立了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而在实际上，第一批成立的八个军在本质上就分为八个派系，在接下来的北伐战争中又有各路军阀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收编，这就使本来已经复杂的派系环境更为复杂。

　　在军阀混战中，蒋介石战胜了其他各路实力派，成为了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领袖人物。事实上，蒋介石因为自身实力有限，加上红军在全国各地的革命以及日本对中国的逐步蚕食，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名义上归顺中央的军阀维持现状，以维护他的统治。抗战胜利后，大派系还留有李宗仁、阎锡山等，其他小派系如马步芳、马鸿逵、冯治安、刘汝明、刘文辉、邓锡侯等更是不胜枚举，就连蒋介石所谓的中央军也分嫡系和旁系，大的就有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小团体则有孙立人、杜聿明、王耀武、李弥等等。

　　这些派系的形成使得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重重。嫡系看不起旁系和杂牌，作战时总让杂牌充当炮灰。杂牌则为自保，出工不出力，在同一系统中又有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形成了嫡系与杂牌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同系与同系间的面和心不和，从而给了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如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围于孟良崮，因师长张灵甫与同系同僚李天霞不和，导致李天霞的整八十三师不以全力解围，其他两路的旁系整二十五师和桂系第七军也是出工做个姿态而已，以致张灵甫直接向外围的嫡系第八军和整十一师求援。远水解不了近渴，整七十四师的覆没就这样成为了定局。荒唐的是，在战后的检讨会议中，负有责任的李天霞、黄百韬都没有受到处罚，还在半个月后被分别授予三等和四等云麾勋章。后在舆论以及阵亡将士眷属的压力下，才将李天霞调为第一绥靖区附员，黄百韬则被撤职留任。用“友军有难，不动如山”这句话来形容这个战例，实在是太贴切了。

　　主持华北军政的傅作义出身晋军，但又自成一系。东北国民党军队覆没后，蒋介石要傅作义将华北国民党军队撤往长江以南。但傅作义明白自己的地盘在绥远、察哈尔，失去地盘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军权，他宁愿选择困守华北也不愿意南下，蒋介石对此也无可奈何。随着北平的解放，蒋介石能赖以作战的精锐损失殆尽。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将士人人自危。在此危急时刻，国民党内部理应抛弃前嫌精诚合作，但是派系在军内的根深蒂固，使得这些将军已经无法看清症结所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战”，根本不听统一指挥。嫡系部队还能稍事抵抗，杂牌部队则是一路从长江南岸“转进”到福建广东。与此同时，坐拥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对于蒋介石的命令早已阳奉阴违，纷纷联系起义。当胡宗南在西康一隅作了最后一次象征性的抵抗后，国民政府终于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来源：老年生活报

 

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也是导致它在抗战胜利以后讯速败给解放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军——蒋介石。东北军——张学良，由原北洋奉系军阀直接易帜而成。西北军——冯玉祥，由北洋直系军阀分化演变而来。晋绥军——阎锡山，由北洋时期山西军阀发展而成。马家军——主要有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两只，为西北回族武装。新桂系——首领先是李宗仁、黄绍弘、白崇禧，后变成李、白、黄旭初，由北洋时期旧桂系脱胎而出。鄂军——由北洋和西南两大势力间生长和保存下来的地方小军阀。赣军——系护国二军残余。浙军——由辛亥革命时期新军第十一镇创建，因与蒋介石同乡，所以基本上以被中央军同化。粤军——由北伐时的第四军发展演变而成。湘军——由北洋时期旧湘军演变而成。川军——由北洋时期旧川军直接易帜而成。滇军——由北洋时期旧滇系军阀发展而成。黔军——由北洋时期旧黔军分化而成。孙殿英部队——系豫西绿林武装。十七路军——系陕西地方部队。此外，还有一些历史较短、规模不大的派系，新疆盛世才部，国民二、三、四、五军余部，直军余部，直鲁联军余部，镇嵩军余部，绥西白海风部队，建国豫军残部、陕北井岳秀部队、甘肃陈圭章部队、陇西南鲁大昌部队、甘肃邓宝珊杂军等等。这些都只是民国中期的派系，在后期(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派系分化更为繁多，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黄埔系、cc系、土木系(十一军和十八军的番号组合来看土和木)、政学系。还有的派系以人名命名比如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陆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据报导，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调查统计局。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