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林方红工作站 | 发布日期：2013-07-1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史书中记载，曾活动于我国土地上的民族有150个左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民族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众多的早期民族，这些早期民族其民族特征不稳定，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到秦汉统一中国后，各民族的特征逐渐稳固下来，其中以华夏族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汉民族尤为迅速，居住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特征的诸多要素更加稳固鲜明，从此，汉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居于中央，其他各民族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活动范围均小于汉民族，因而称为少数民族，分居四边。各民族共同劳动、开拓、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共同缔造着中国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兵戎相见，其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部战争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逐鹿中原的斗争史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匈奴北退700余里，不敢南下牧马，随后又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派兵屯住。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各代都曾在北方与游牧民族接境地带筑过长城，明朝洪武至万历的200余年里，先后修筑长城18次，以保护北方农业区和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坚固的万里长城未能阻止住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他们不断突破长城防线，与汉民族的冲突几未中断，并有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权。故而历史上曾有“四裔为中原患者，莫如北族”之语。
促使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且与汉民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因素，也有自然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环境与民族的形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始终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无决定性作用，但当人类社会活动与之发生联系时，自然环境的优劣就会加速或减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当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摆脱了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民族是民族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民族，也就无所谓民族战争。而民族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首先是一个“人们的共同体”，并且只有当这个共同体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四个共同特征后才能成为民族。在这里，地理条件是民族共同特征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就无从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在人类出现之初，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依靠狩猎采集而生存，这时，自然环境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只有在那些气候温暖、有充足水源和生物资源的地区，人类才可能得到繁衍生息。另一方面，决定了人类必须进行群体活动，共同劳动、共同协作、共同消费，“以群的联合力量来弥补自卫能力的不足。”这些为了适应自然而组成的群体，由于彼此协作、共同狩猎采集、共同防御的生活，需要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因而促使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共同的语言促进了思想的交流、经验和其他信息的传递，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自然环境不仅是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最初形成的民族，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民族特征的诸要素还不稳定，人口较少，活动范围也较小并且经常变动。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土地上曾出现大量的早期民族，仅活动于今山东南部的就有风夷、长夷、乌夷等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早期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在地形比较平坦、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早期民族不断融合，民族诸要素趋于稳定，形成比较稳定的新民族。而一些大的山脉、河流、荒漠是古代人类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民族的自然分界线。中国辽阔的疆域诞生了众多的早期民族，复杂的自然环境、多山的地形，限制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造成了民族间的长期对峙。
二、自然环境与民族特征
每个民族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与其他民族相分别，而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民族特征差异的基础。
自然环境首先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生产活动必须的各种物质基础，它决定了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人类有目的将自然物质加工利用的过程—自然环境以其自然要素的不同组合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平原宜农、山地宜林、草地宜牧。
中国背靠亚欧大陆，面临太平洋的地理位置加上巨大的经纬度差异使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非常显著，在中国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后，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种植业和游牧业。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５０００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
汉民族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平原地区，这片广大的区域属于中国东部季风区，季风影响显著，降水较丰富，雨热同期，新构造运动上升幅度不大，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岭不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一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种植业的生产。尤其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在西周时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1月最低温为3℃～5℃，属亚热带气候，地势低平、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土壤肥沃，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自然条件，掌握了种植技术，发展了农耕业，并将其不断向南扩展，越过南岭直达南海。农耕业的扩展过程，也正是汉民族的扩散过程。随着农耕区的扩大，汉民族的活动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整个季风区。农耕业的发展虽然依赖于自然环境，但收获的粮食可以长时间保存，这大大提高了汉族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耕业的稳定性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从而为汉民族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北方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是广阔的温带草原，地形起伏平缓，气候的大陆性强，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异常寒冷，夏季风又难以到达，终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到处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性。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的过程中，又养成了不畏艰难、英勇好斗的精神品格，自诩为“天之骄子”。另外，寒冷干旱的自然环境“弋猎禽兽、随水草放牧，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的经济生活，使北方游牧民族人民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汉族人民体格更为强健，且长于骑射，他们“儿能骑羊，引纪射鸟鼠，少长则射兔。”因此，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水平上落后于汉族，但战斗力却远远强于汉族。
民族性格与体格的差异，产生了民族不同的处世之道:汉族尚文，游牧民族尚武。汉族推崇“君子爱人以德”，以“德”来治理天下。而北方游牧民族则推崇武力，“家给人足，戎备整完，虎视四方，强朝弱附”。
三、气候变迁与中原逐鹿
在组成自然环境的诸要素中，气候是个经常变动的因子，气候的变化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命脉，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从中国历史上看，气候的变迁，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逐鹿中原最直接的原因。
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交替变化。
. 第一个温暖期（前３000年—前1100年）. 第一个寒冷期（前1100年—前770年）
. 第二个温暖期（前770年—公元初年） . 第二个寒冷期（公元初年—600年）
. 第三个温暖期（600年—1000年） . 第三个寒冷期（1000年—1200年）
. 第四个温暖期（1200年—1400年） . 第四个寒冷期（1400年—1900年）
. 新的波动期开始（全球气温上升）
１．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到公元前１１００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西安半坡遗址（前5600年—前6080年，仰韶文化）有河鹿、竹鼠、獐、貉等亚热带动物骨胳遗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亚洲象、犀牛等热带大型动物遗骸；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证明当时年均气温比现在要高２—3℃，亚热带动植物的北界生长线比现在也要北上２—3个纬度，代表着相当温暖湿润的气候。
２．第一个寒冷期约从公元前１1００年到公元前77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两次冻结的情况（前903、987年），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３．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200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４．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６００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４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２—４℃。
５．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６００年到公元１０００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６５０、６８９、６７８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６．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１０００年到１２００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１１１１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１１１０年、１１７８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７．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１２００年到１4００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１２２５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８．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１4００年到１９００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１３２９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１４９３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我们把气候变迁周期和历史发展周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和平时期都以温暖气候为主，而动乱岁月常常是寒冷的。最寒冷的时代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抗最激烈的时代，而且常常以汉族的失败而告终。
与这种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出现相对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小规模的犯边和大规模的南下逐鹿中原的交替。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区域性或全国性政权多出现在寒冷期。在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丰沛，有利于农业生产，整个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政治稳定，北方游牧民族既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必要，又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可能。而在气候寒冷期，气温要比温暖期低1℃～2℃，降水明显减少，温带草原要向南移动200千米左右，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必然随草原的南移而大规模南下。干冷的气候也使汉族的种植业遭到破坏，常常是赤野千里，颗粒无收，加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汉族内部战乱烽起，大大降低了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能力，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现实。
公元200年到公元600年前后出现第二个冷期,并于公元20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后逐渐减弱。
公元200~300年间，匈奴民族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这个时期大漠南北经历了20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大旱灾席卷整个欧亚大草原。这个时期沙漠南进，一些城镇消失，丝绸之路南路湮灭；匈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一部分在早些时候归附汉朝，一部分西迁。另外一些匈奴残部和其他少数民族趁中原大乱，纷纷南下攻城掠地。“五胡乱华”的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可见，气候的变化是导致三国至六朝时代动乱的重要原因。
南宋时期(1127~1279)及其前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也由于气候原因不断地南迁。当时我国北方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至少低1.5℃，气候干冷，丝绸之路中路湮灭。在这个寒冷期内，内蒙古地区300年间发生了13次特大冻灾，旱灾也十分频仍。在这种形势下，南迁的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蒙古族的这次迁徙与900年前匈奴的迁徙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生活在北方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都遇到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难以抵抗的寒冷和干旱，同时南迁的还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如契丹族、女真族等。这是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大搏斗。最终，蒙古民族以其强悍、勇猛夺得了胜利，而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因其统治集团的软弱、昏庸遭到失败。
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地处东北的女真族为什么能够南下建立清朝，是历史学家争论了很久的问题。但气候变迁的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实际上，16世纪、17世纪寒冷异常，东北的气候十分恶劣，女真族一直呈现出南迁的趋势。他们从黑龙江的北岸逐渐迁徙到了辽东东北的明朝边界地区，由以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成以农耕为主，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按照他们南迁的惯性，他们早该南下了，只是因为南边有一个强大的王国，无法再向南迁。但他们时刻觊觎着这片肥美的土地，中原的连年动乱和李自成政权的腐化堕落不过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没有吴三桂，他们也会南下的，历史的结局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吴三桂令他们达到目的更容易些罢了。
1640 - 1700年是这次寒冷期中最冷的时期,这与清军南下入关、建立政权的时间是一致的。被《明史》评为“慨然有为”的崇祯皇帝,死时怨天尤人,却高呼“天亡我也! ”可见,造成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复杂的:气候的寒冷再加上连续的干旱,造成外忧内患,农民起义迅速发展,战争连连,内外交困中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性，产生了众多的民族，使民族战争有了物质基础，长城南北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在生产力未进入到更高级阶段以前，是无法消除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自然环境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鹿中原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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