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润峰
1967年6月5日阿以之间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经过六天的战斗，以色列以极快的速度、极小的代价一举击败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夺取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格局，打破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战前敌对双方各自的预警比表面更复杂，对战局走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当以中东战争为历史背景谈到“预警”这一主题时，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其原因也不难解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夕，攻防双方对比以及胜负都很明确。此次战争在开始阶段完全是埃及和叙利亚单方面向以色列发动突袭，阿拉伯人完全可以看作是进攻的一方，而犹太人则并没有主动发动进攻的意愿，完全处于被进攻与实施预警的一方。在开战初期，以色列在西奈半岛与戈兰高地的防线几乎全部被攻破。从结果看，不论以色列人是否在战略或战术上得到了有关突袭的准确情报，他们都未能将因突袭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最后，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域外大国对战争的预警也是失败的。该事件也成为美国情报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误之一。由此可见，对第四次中东战争进行事后定性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至少在战争初期，这是一次阿拉伯人突袭的成功与犹太人预警的失败。
时间拨回6年前，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使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以色列人闪电般炫目的胜利：压倒性的空战、装甲部队的搏杀、激烈的巷战……人们大多会从纯军事或政治的角度剖析这场战争，而对于双方的预警与突袭却很少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一问题被以色列国防军的大胜、阿拉伯军队的惨败，这些更具冲击力的场景所掩盖;另一方面是由于这场战争相较于第四次中东战争更难定性，直到战争开打的最后一刻，阿以双方都处于预警与突袭的临界点，任何一方都既可能成为处于进攻位置的突袭者，也可能成为处于防御位置的预警者，这一切都让战前情况变得更复杂。但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情况能引发我们对历史与未来的更多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案例中预警问题的复杂性也许才更加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67年6月5日清晨，又被称为“六日战争”，以色列以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拉开了战争序幕，第一天就摧毁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大部分空中力量，夺取了绝对制空权，随后地面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将三国的地面部队击垮，一举拿下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約旦河西岸，并夺回了耶路撒冷旧城，整场战争在六天之内便结束了，从结果看，以色列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对于这场战争，以下几点误区必须澄清：
并非是以色列国防军完全突袭了埃及军队。从以色列一方看，这次进攻更像是一次重压之下的被动反应。在战前的危机中，埃及驱逐了驻西奈半岛的联合国部队，单方面封锁了蒂朗海峡，并联合了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在以色列周围集结了超过900架飞机、5000辆坦克和50万名士兵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足以将以色列抹平。而以色列国防军即使动员全国所有可用的力量也最多只有200架飞机、1100辆坦克和27.5万名士兵，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一旦开打，以色列将被迫实行多线作战，且其整个国土根本没有战略纵深。更棘手的是，美国始终未能给以色列提供令人安心的保证与实质性的帮助，却反复警告以色列不要先发制人、不要单独行动。传统盟友法国也断绝了对以色列的军售。这一切都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单独面对一切。从埃及一方看，纳赛尔将重兵部署在西奈半岛摆出进攻姿态，并发表许多好战言论，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处于一种准备进攻的状态，从这一角度看，埃及军队并非处于一种防御上的“被突袭”状态，甚至他们似乎才更像是发起突袭的一方。
第三次中东战争形势图
因此战前的状态成为了双方都做好了大战准备，但因各自顾虑都在等待看谁先开第一枪;双方的军队都相信能够战胜对方，就看哪一方出现了误判;双方都在准备着先发制人，并同时随时对敌方的突袭做出预警。因此，这并非一场单纯的攻与防的较量，而是蓄势待发的双方各自军事力量、情报力量与决策力量的综合对抗。
战争并非由以色列“先发制人”挑起。实际上，整个事件是一系列真假参半的预警与误判的连锁反应：以色列最好战的邻国叙利亚威胁要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而以色列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在非军事区对叙利亚采取了打击行动;作为回应，叙利亚则支持游击队开展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的破坏活动，这自然又引发了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报复行动。这时苏联及其情报机构却向纳赛尔提供了不准确的预警，称以色列将入侵埃及;纳赛尔为了稳固自身的国内陆位急于干出一番事业，此时的他早就想给以色列一点颜色看看，苏联错误的预警加之其近臣阿米尔对埃及武装力量乐观的评估正好迎合了纳赛尔的野心，即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带领阿拉伯人将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一同消灭，一雪1956年西奈战役的耻辱。
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纳赛尔雄心勃勃
于是这一系列诡异的连锁反应使得危机一步步升级，最终引向了战争。纳赛尔先是驱逐了联合国驻西奈半岛的军队，接着封锁了蒂朗海峡，然后又联合叙利亚和约旦将重兵压至以色列边境。但埃及却决定不打第一枪以求在道义和政治上占据制高点。而同样不想打第一枪的也有以色列人，这便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预警的内容。对于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战略预警上不存在太大争议，敌方已经明确表现了入侵的意图，也展示出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问题并不在会不会开战，而在于敌方将在何时何地进行突破，也就是说关键问题是战役-战术层面的预警。从军事层面看，也许先发制人并不能说是以色列最好的选择，而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准备，而政府能否有决心下达进攻的命令，取决于判明美国是否会给以色列的进攻“开绿灯”。
阿拉伯国家虽然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下准备联手行动，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阿拉伯国家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也是其自1948年以来难以在战场上战胜以色列的原因。埃及的纳赛尔渴望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想借助对以色列的战争将其他阿拉伯国家招唤到自己旗下。叙利亚更为激进好战，但其思路与埃及的最大不同在于，叙利亚坚持应当先消灭以色列，再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同时叙利亚还想同埃及在领导地位上一较高下，因此在多国联盟中作战并不积极。约旦相对而言较为温和，其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约旦河西岸及耶路撒冷，同时约旦又因其亲美倾向而在阿拉伯世界中不受待见。于是现实情况是，1967年夏天走入战争的就是这样一个各怀算盘，谁也看不起谁的松散“联盟”，这在军事上便为以色列将其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接下来，以埃及和以色列为代表，从双方身上便能看出战前各自预警的成败得失。
对于埃及，其战略预警在一开始就是失败的，他们对以色列人发动进攻的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埃及听信了苏联提供的错误预警，加之自身的愿望，促使其做出了以色列将入侵埃及的错误判断，从而“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危机不断升级，最终反而真的将以色列拖入了战争，而实际上以色列最初想攻击的对象是叙利亚。对于以色列是否会率先进攻，埃及人总体上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从军事上看，以色列无法承受后发制人付出的代价，加上以军名将摩西·达扬重出江湖就任国防部长，于是埃及的情报部门、军队甚至纳赛尔本人都认定以色列一定会先动手，甚至预判出了以军发动攻击的方式（空袭）和大致日期（6月5日至7日之间），但其失败之处在于未能对自身承受打击的能力进行准确的评估。埃及空军情报部门认为在以军发动空袭后埃及空军将仅损失10%～20%的战力，而事实是，在战斗开始几小时后整个埃及空军就已经失去几乎全部战斗力了。
战术预警方面，虽然埃及比较正确地预判出了一些信息，但这些信息不够具体，且埃及方面并未及时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将损失努力减至最小，反而让以色列空军收获了比预期更大的战果，可以说，无论是从结果还是过程看，埃及的战术预警总体上也是失败的，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埃及未能预判出以色列空军空袭的具体时刻。以色列人选择于早上7时45分发动进攻，在该时刻埃及飞行员刚刚结束例行巡逻任务正在吃早餐，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以色列空军完全达成了突然性。
第二，埃及并未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埃及空军的飞机不加任何伪装并分门别类地露天摆放，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完美的攻击目标。
以色列名将摩西·达扬重出江湖，影响了外界对于战争爆发的预测
第三，埃及人遭到了以色列人的“拒止与欺骗”。在以色列第一波次的空袭中，以色列空军的飞机采取超低空飞行（距地不超过15米）以避免被埃及的82个雷达站发现;同时保持无线电静默，即使出现故障也不得用无线电求救;在飞行路线上，大多数以色列飞机先向西飞向地中海，然后突然侧身向南绕向埃及。在代号为“红床单”的西奈地面行动开展前，以色列也采取了一系列欺骗措施，如空军对亚喀巴湾频繁开展侦察，海军将大量登陆艇从地中海转移到埃拉特，这一切都成功使埃及人相信以色列会从西奈半岛南部发动进攻，而以色列真正的进攻方向则是半岛北部和中心地带。
第四，情报交流不畅。约旦拥有英国提供的中东最为精密的雷达，在以色列战机升空飞向地中海时，约旦的雷达实际上探测到了以军飞机的动向，于是值班的约旦军官立即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埃及的国防部长。但埃及却无法破译约旦对情报的加密，因为埃及人于前一天改变了他们的编成频率却没有告知约旦，且当时埃及国防部长并不在位。埃及空军情报部门对以色列的进攻也做了大量预警，但却都被埃及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无视了。
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在战略预警上几乎不存在太大争议：对手的进攻意图不仅十分明显，而且也充分展示出了发动毁灭性进攻的能力。以色列在预警上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预判了对手发动进攻的具体时间地点;另一方面预判了美国的反应。对于前者，以色列人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如果无法预判敌方的进攻，那就自己率先向敌人发动进攻。用达扬的话来说就是“让战争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打下去”。这样一来，以色列便将战术预警的难题扔给了敌人。而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战略是否可行，另一个关键是预判清楚美国是否会给以色列“开绿灯”。
美國最初曾明确警告以色列“不要单独行动”“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举措”，像以色列政府中的许多官员一样，美国最初也希望依靠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为了探明美国方面的意图，以色列先后派遣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和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出访美国并对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其他高级官员施加影响，同时探明美国人的态度变化。以色列人收到了约翰逊无力启动“赛船”计划的报告，并察明了许多迹象表明华盛顿不再对以色列先发制人持消极态度。埃班和阿米特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消息来源得到了美国想让以色列“放手去干”的征兆，如国务卿腊斯克称：“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更有许多美国的高级官员透露，只有以色列自己才能应对事关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威胁：“你们现在得靠自己，如果你们真的单独行动了，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正是外交部和摩萨德将美国的这些“不干预”信号带回了以色列，才最终使以色列政府定下了开战的决心。
以色列在战争第一天的突袭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从情报角度看还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自身努力：
第一，人力情报的成功打入。1962年，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派遣间谍沃尔冈夫·洛茨前往埃及，洛茨以德国游客和养马专家作为其掩护身份，广交埃及上层名流，从他们那里，洛茨搜集到了有关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等重要情报，帮助以色列在战争准备中获得了主动权。洛茨也被以色列人称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和“东方佐尔格”。
第二，策反行动的成功实施。战前摩萨德成功策反了伊拉克飞行员雷德法，诱使其驾驶阿拉伯国家最新式战机米格-21叛逃至以色列，由此以色列人得以对阿拉伯国家的空战力量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以色列空军甚至还据此建立了一支假想敌部队来专门对空军进行针对性训练。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以色列军队
第三，空军情报工作的得力开展。以色列空军情报机构根据各种来源梳理出了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邻国空军基地的详细资料，甚至具体到了每一架战机的具体停放位置以及每一位飞行员的详细个人资料。
第四，拒止与欺骗措施卓有成效。如前文所述，以军飞行员采取超低空飞行与无线电静默成功避开了敌方的侦察，边境的地面部队也通过一系列欺骗措施成功诱使敌人误判了以色列地面部队在西奈半岛的主攻方向。
正是这些情报方面所有短期与长期的努力，使以色列在由预警方向突袭方转换时仍能占据主动。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三次中东战争在预警方面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时间上看，此次战争并非只是由单独的一次预警决定的，实际是各方之间相互预警的一系列成败才最终促成了战争的发生，并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其次，从预警主体看，此次战争并非是单方面预警与反预警的攻防对抗，双方既可能成为处于防御位置的预警方，又可能成为处于进攻位置的突袭方。再次，从预警层次上看，此次战争中各方对敌方战术与战略层面的预警相互交织、互有成败，但总体上胜负在战术预警层面展开。最后，从预警内容上看，在战前双方的情报工作的对象不仅包括敌国，对域外大国态度立场的预判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刘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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