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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林 | 远去的教师节

每个开学季,我都盼望着教师节来临。偶尔,一个早年的学生给我发来短信,那亲切而又调皮的问候,会让我内心一阵激动。

忽然想起,许多年了,我没有辅导学生的循循善诱,没有教育学生的侃侃而谈。离开教师岗位,我活成了当老师时最希望的自己,可不经意间却发现自己还是当老师的样子。

在新的岗位,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发现我原来是会讲课的,把我重新推向讲台,让我收获了掌声和认可。但是,我毕竟已经不是老师了,站在讲台上,我感觉自己少了老师的底气,老师的尊严,老师的温情。

有很多次,作完两个小时的讲座,我筋疲力尽,无力地回答着围拢在身边的学员的提问。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成年人的眼睛里散发出来的目光,也可以那么清澈,那么真诚。每当这时,我总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在学校当老师的岁月,重逢了我那青春年少的学生。

恍惚间,我觉得自己真的成为了我经常开讲座的那所大学的老师,带着一群刚刚走过高考的青年,在秋风飒爽的晚边,与他们一起漫步,一起规划人生,一起寻求生命的终极价值;或者,向他们推介毛姆、加缪和卡夫卡,讲叙《百年孤独》,在一群未来职业警察的心底里种下文学和爱的种子。可是一阵刺耳的下课铃声让我惊醒,眼前的学生一晃又成了身强力壮的职业警察,眼神里的清澈渐渐消退,又见到了平日里我不太喜欢的职业性狐疑、忙碌、疲惫,或者茫然不知所措的空洞。各种各样的眼神,无情地碾过我的心,让我感受到了窘迫甚至绝望,从内心深处质疑讲座的意义。后来,我开始寻找各种借口逃离授课,把教案束之高阁,不再更新专业知识,最大限度地放空自己混沌的脑袋。我还捡起笔,不带烟火气地记叙周遭世界里的烟火气。在文字里遨游,我慢慢恢复了心灵的宁静。

现在我的身份是一个警察,我有警服、警官证等一身迷人的行头。除了这份体面的工作,我还有一连串的各种名头,只是怎么看这些都与老师毫无关系。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一位老师,家庭出身,成长、教育经历和人生首份工作等种种原因,让老师这个身份深深融入了我的血脉、骨子和基因里。

我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一辈子在单人校、双人校、多人校之间流转。有些时候他教一个班级,有些时候同时教两个班级,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教一所学校。从我记事起,我都是他忠实的学生,无论他到哪里,教几个班级,我永远坐在他教室的头一排。

1970年,父亲被调配到寿宁西部一个叫渺洋的村子教书。在遥远的渺洋村,父亲一呆就是四年,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也完成了从一个师范生到农村小学教师的人生转换。后来回忆过往,父亲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渺洋生活的点滴,以至于我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定格成了一张祖孙三代西行讨生活的场景:在西去渺洋的山路上,我年迈的爷爷和父亲轮流挑着一幅担子,担子的一头是锅碗瓢盆,另一头是正在吮吸脚指头的我,母亲则在一旁焦急地问到村子还有多远。

渺洋小学是一所双人校,两个老师四个班级。有些时候另一个老师有事请假,父亲就一个人教一所学校。他回忆起这事时常常一幅窘相,说四个年级哪里教得过来啊,更多只是维护一下秩序罢了。离开渺洋后,他调到一所离家较近的单人校,一呆又是六年。那时我大约五六岁,偶尔会随父亲去单人校,或者坐在教室的头排发呆,或者趁父亲不注意溜到校门口不远处的田里去捉青蛙、癞蛤蟆。那所单人校,一共就两个房间,一间是教室,一间是父亲的办公室、厨房兼卧室。上午课间休息时间,父亲从教室跑回卧室,生火烧炭,淘洗番薯米,再加水放入铝锅清炖。我不喜欢番薯米的味道,更烦那碟配饭的咸菜,寻思如何改变一下一成不变的的午餐。班级里的一个大孩子给我出主意,帮我捉了几只癞蛤蟆,又让我将它们投入正在蒸煮的番薯米里。中午父亲查明真相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没有惩罚我,但也不再重新煮饭,我们饿了一餐。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怜悯父亲在乡间流转的清苦,有时还会不怀好意地问他作为一个乡村教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在乡下教了二十多年书,呆过六所农村小学的倔强老头并不上当,而是认真地看着我们兄弟,得意地笑着。我大抵明白他的意思,他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材,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好吧,我服了你。

年青时不更事,我讨厌当老师,讨厌粉笔划过黑板的嘎吱声,讨厌与教师职业相关的清苦与孤独。可是,冥冥之中,教师职业就像一张网,静静地候在我前进的道路上。

初三毕业报志愿,父亲要我填写师范学校,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想起家里兄弟姐妹多,还是捏着鼻子填报了。老天有眼,我的语文只考了71分,完美地被72分的单科分数线拒绝在了校门之外。等到高三毕业,好运气不在了。那时是高考之前填报志愿,简直就是一场摸盲盒比赛,我摸到一所不太知名的师范大学。大家为我惋惜了好久。

四年后,我打着背包坐了数个小时的汽车到达闽东的一个古镇,终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这时,我才真正明白当年父亲拿着35元工资养活一家人的艰辛。我每个月385元工资,就是伙食费、回家车旅费外加买一件衣服和一场喜酒随礼的事情,别说支持远在外地念书的弟弟,就是生存也越来越成问题了。年轻教师的情况基本与我一样,于是大家就向学校出纳借钱,或说透支下一个月的工资。

钱,并不是那时乡村教师最缺少的东西,因为就算穷了,也还可以“穷开心”,可以淡泊明志,即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事实上,对于乡村教师来说,最大的难题还是找对象。古镇里的女青年实在不多,百货的几个售货员,加油站的一个小姑娘,国营工厂的年轻会计,都成了年轻男教师追逐的目标。“七十年代嫁军人,八十年代嫁大学生,九十年代嫁干部”,在她们眼里,老师是算不干部的,鲜有被正眼相瞧的时候。

教书第三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漫巻诗书喜欲狂”的情绪里,我开始慢慢悟到乡村教师的内涵,知道这种经历对于个人的成长是何其奢侈。一个乡村教师,直面生活最底层的生存逻辑,直视世俗最直白的鄙夷漠视,此后的人生,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父亲告诉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就就是你给孩子指明前进的方向。是的,我当老师的父亲就是这样改变了我,而我也这样改变我的学生。我大学学教育学心理学,中学没有相应课程,我觉得自己可以教语文、英语或者政治,但是他们却让我教生物、历史、学法,无所谓了,只要站上讲台上,我相信就可以在学生心里播种诗和远方。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福州北门公交车站等车,发现一个青年男子一直盯着我看,甚感诧异,我转头看他,目光相遇的那一刻,我们几乎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他是我在闽东古镇教的第一届学生。街头偶遇,相谈甚欢,我夸他成长了,他谢我当年指路之恩。回家后我不无骄傲地告诉父亲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也很兴奋,说当年他教的渺洋学生里,出了好几个大学生,有的还在省委省政府工作。那一刻,我才明白上次他得意地笑的全部含义。

研究生毕业时,我婉拒了导师让我留校任教的好意。既然把人生定义为一个体验过程,我就决然不会轻易固守某个城市或者某种职业了。

离开教师岗位后我当过记者,又考公务员当警察,加上更早以前干农活和打工、卖茶叶的经历,我算是把工农商学兵诸种职业整整经历了一遍。在各种职业里穿梭,我发现老师这个职业才是我的精神原乡,我离不开,也一直没有离开过。

我的孩子上学了,在城里很好的学校。我送他上学,看到了他的老师,如我当年一样年轻,也如我当年一样富有激情,只是离开乡村,在这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她们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什么呢?我的疑虑显然是多余的,新时代城里老师的专业水平、敬业程度,都远非我们那个时代可以比拟。

也许,这源于“老师”这个名词的高起点,第一位真正符合老师定义的就是“万世师表”孔子,他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把老师定义成为了神圣而又智慧代名词。

数年前我写过一段话:“不要羡慕别人的职业,那只是一份工作。工作就如婚姻,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当老师时我想改行,当记者时我想从政,到政府部门后我只想当老师。”的确,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回到我的精神原乡——永远当一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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