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经国务院批准，每年的7月11日被确立为 “中国航海日”。而今年，“中国航海日”的举办城市正是郑和的家乡——云南昆明。616年之后，郑和下西洋，不仅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愈发凸显出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
1405年，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27000余人、200多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始发，出使中国南海以西的国家和地区，故而称为“下西洋”。
在此后的28年时间里，郑和曾先后七次率领船队远航，造访过亚非3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创造了人类航海史的伟大奇迹。实际上，明朝能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就派遣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绝非偶然。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基本恢复。在手工业方面， 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南京、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加之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等，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关于这点，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就曾分析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七下西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均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作为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郑和七下西洋客观上开辟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和欧洲大航海时代的侵略意图不同，郑和虽然率领着庞大的舰队，但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恩威并施，为明朝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不仅如此，郑和还推行明朝外交“厚往薄来”的政策，每到一地都要给当地大量的赏赐。在当时，从东亚到东南亚、以至印度洋海域，明朝是最强大的国家，而其它地区仍处于分裂的状态，纷争不断，弱肉强食，海盗横行。郑和远航目的是弘扬国威、邦联外交，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建立当地政治秩序的作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派遣使臣顺着郑和开辟的航道纷纷来到中国，进献出自己国家的特产，学习华夏先进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亚非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郑和也因此被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很多东南亚国家目前还保留着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和雕塑。例如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就为郑和所修建了一座文化馆。郑和远航带来的巨大利益刺激了沿海居民，人们纷纷沿着郑和开辟的航道来华贸易，既丰富了明朝人民的物质生活，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说，郑和七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推动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贸易发展，开创了最早的亚非自由贸易圈。郑和的远航，是一条和平之路、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文明交流发展之路。其不仅给当地带去了历法、冠服、科举制度、度量衡、图书等先进的成果，而且进一步传播了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建筑绘画、雕刻艺术等文化产物，把中华文明的火种撒向了全球。实际上，郑和下西洋中所反映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外交理念，是明太祖朱元璋就已经定下的基调。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而追根溯源，这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天下观”以天下一家为原则，以协和万邦、世界大同为目标；“和文化”以和而不同、和为贵为核心。两者有机融合构成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2013年，中国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目的是着眼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中国梦连接世界梦建起坚实桥梁，两者相融相通、交相辉映。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大国担当、天下情怀，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经验，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机遇。这既是对 600 多年前伟大的航海家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与“和文化”精华的汲取与升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在我们自己手中。中国的答案已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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