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虽然大多是明清时期所建，但却留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印迹，涉及不同的民族（或民系），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堆积”。在万邦时代南越文化构成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根”；自秦汉以来至宋元，中原移民对明清广州府的持续开发，促成了广府民系的形成，为传统广府村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条件；
到明清时期，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粤东北的客家人不断向西、向南推进，促进广客文化的交融，奠定了广客杂居的村落聚居形态；到了清末民国年间，传统村落整体日渐凋敝，但在沿海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局部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乃至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村落风貌，即侨乡传统村落。
万邦时代南越族群的村落文化滥觞（先秦时期）
1.南越聚落文化源流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审美文化研究可追溯至万邦时代的南越族群文化。万邦时代是指秦朝统一之前，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小国，“万邦”是这个时期民族国家分布与演变的空间特征，也有学者称之为“戎狄蛮夷交相侵”的时代。这些邦国都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炎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五大部族，南蛮部族位于南方，包括三苗、百越、百濮等族群。
秦大一统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中原的建筑技术、营造规范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播和推广，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城池的规划、建筑的营建，促进了城镇聚落与建筑的发展，而乡村聚落的发展情况，由于实物考古的匮乏、文献史籍的稀缺不甚明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仍然是以百越族群文化为主，越人力量强大，赵佗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入粤的中原人也被“越化”。
即使在秦灭后，南海郡尉赵佗统一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但仍停留在物质、制度文化层面，史料记载南越王赵佗接见使臣陆贾时，以“蛮夷大长”自居，装束打扮是魋结箕踞，与中原的束发戴冠、跪式坐姿大相径庭，说明南越国的习俗是以越俗为主。
南越国将之前的土邦小国纳入版图，松散的南越族通过统一的政权得到强化，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得到空前加强，南越文化在这个过程得到定型和认可，并确定了南越族群文化在岭南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直接构成了包括明清广州府在内的岭南传统村落与建筑审美文化的原始基因库。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审美文化，就是以南越文化为“本根”，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吸收其它邦国、部落联盟的文化的精华，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创新为独具特色的地域聚落文化。
2.南越聚落遗址文化基因
根据考古资料，岭南聚落肇始于12.9万年前的马坝人栖居的洞穴，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逐渐由山地向丘陵、平原、滨海一带拓展，生产方式也由狩猎发展为渔猎农耕。在多山的地区，聚落建筑也逐渐发展为适合定居的“半穴居”、在多水的滨海地区形成“干栏式”建筑，比如“深圳咸头岭”遗址、“深圳大黄沙”遗址，形成了岭南巢居与穴居两种居址形态。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海岛与内陆已然形成对比鲜明的文化分野，在粤北和粤东是以农耕经济的山冈聚落为主，在沿海开始出现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贝丘和沙丘遗址。”这样聚落类型分布格局与今天我们在明清广州府所能看到的基本一致，即明清广州府北部的山地村落和南部的水乡村落。
在距今3500年的青铜时代，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定居聚落，在滨海邻水的地区仍然是以贝丘和沙丘的聚落遗址为主，如珠海宝镜湾、佛山河宕、三水银州遗址等发现了木骨泥墙的长屋和和干栏建筑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有柱洞、基槽、有榫眼的木桩，推测是干栏式建筑遗址，其中高要茅岗发掘了被认为是迄今最明确的滨水“干栏式”建筑遗址，其建筑文化特征与河姆渡遗址类似。
而且这个时期的聚落具有功能区的划分，比如东莞虎门村头的贝丘遗址就有住区、公共空间、垃圾区、墓葬区的划分。沙丘遗址有珠海香洲棱角嘴、香港元朗下白泥沙堤遗址，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在沙堤聚居，并形成以干栏式建筑为居住形式的聚落。
秦汉时期，由于受到中原建筑技术的影响，南越城镇聚落与建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根据近年在广州中山五路的对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王公御花园遗址便可见一斑。
可见，在万邦时代，南越族群的聚落分为山岗聚落和贝丘聚落、沙丘聚落，山岗聚落的建筑经历了穴居、半穴居、木骨泥墙的长屋的演化历程，贝丘聚落、沙丘聚落主要是以源于巢居的干栏式建筑为主，侯幼彬教授认为“穴居、半穴居充分体现了'土’文化的建筑特色，巢居、干阑（栏）充分体现了'水’文化的建筑特色”。
侯老的的“土”文化是基于黄土地带的窑洞建筑提出的，并不适合岭南山区的聚落与建筑，山冈聚落是对山的适应，我们可以归纳为“山”文化；“水”文化的概括是符合岭南滨海、多河涌水系的实际情况。“山”文化和“水”文化主要是基于聚落与建筑的地理环境提炼而得，相比较“水”文化更能代表以广府文化为核心的岭南聚落与建筑特色。因为临水，南越人善于造舟、用舟。
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南越人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南越人背山，面海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形成了“万物有灵”的信仰，鬼巫文化十分兴盛。意思是越族人经常与水打交道，通过断发纹身，以避蛟龙。
此外，为越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水稻种植区，《史记》称越地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认为蛇是鼠的天敌，有利于水稻的保护，介于各种原因，越族人视蛇为图腾。这些习俗禁忌经过历史的演变，逐渐形成了岭南特有的鬼巫文化。鬼巫文化对传统村落，尤其是建筑装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万邦时代南越族群的村落构成形态主要包括以穴居、半穴居、木骨泥墙的长屋为主的山冈聚落，体现了“山”文化的建筑特色，以巢居、滨海干栏、坡地干栏建筑为主的贝丘聚落、沙丘聚落、以及水上聚落，彰显的是“水”文化的建筑特色，从习俗禁忌看，又可概括出南越族的“鬼巫”文化。
从今天留存的少数民族和传统广府村落建筑看，许多村落与建筑文化现象必须追溯到早期村落的“山”、“水”、“鬼巫”文化的构成形态，方能做出合理解释。
小结
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逻辑构成和时空演变的研究是的基础。依据审美文化理论，从静态角度分析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审美文化的逻辑构成。依据文化圈理论，从动态的角度探讨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演变及其演变规律。
在村落审美活动中，首先引起审美主体注意的是包括村落环境格局、空间布局、景观要素在内的村落物质形态。
其次审美主体在获得村落物质形态审美感知后，通过对村落经济、社会、制度、军事等社会内涵的理解，进入到审美活动的体验阶段，感悟蕴含其中的精神价值。在这个历时性的村落审美活动过程中包含有外层的物质形态维度，中层的社会内涵维度，核心层的精神价值维度，这三个逻辑构成彼此关联，呈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依据文化圈理论，就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方言语系、村落主体、建筑构筑等文化圈的划定因素的分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圈的区划类型分为传统广府村落、广府侨乡传统村落、广客交融型传统村落、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同时结合传统村落“审美文化圈-审美文化亚圈-审美文化丛-审美文化分子”的逻辑关系，厘清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圈框架结构体系。传统村落审美文化是在具体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呈现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现存的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虽然大多是明清时期所建，但却“堆叠”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印迹，涉及不同的民族、民系。
在万邦时代南越文化构成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根”；自秦汉以来至宋元，中原移民多次南迁于岭南，与当地土著长期融合，促成了广府民系的形成，为传统广府村落审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条件；
明清以降，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粤东北梅州、河源等地的客家人不断向西、向南推进，促成了广客杂居的聚居局面，同时奠定了广客交融型村落审美文化的形成；到了清末民国年间，传统村落整体日渐凋敝，但在沿海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局部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村落风貌，即侨乡传统村落。
在阐释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空间演变与时间演变的基础上，借鉴“核心-边缘”理论和“年代-区域”理论回答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圈中心与边缘的演变机制，即广府水乡居于广府审美文化圈的核心，其文化承袭性、同质性极高，审美文化圈边缘处则呈现为多元性、交融性特征。广客交融型村落审美文化亚圈为梅州客家核心审美文化圈、广府核心审美文化圈所辐射。
侨乡村落审美文化亚圈主要为欧美核心审美文化圈和广府核心审美文化圈所辐射。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演变规律概括为多线演进、自我运动发展，以及村落文化类型的差异不仅是空间上的分布差异，也是时间上的分布差异。每一种村落文化类型因为不同的历史机缘分布于不同的区域。这就必然导致村落的历史发展线索与村落的地理空间分布绞合在一起，表征为文化圈之间的时空耦合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