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主义运动，是在行为主义对美国心理学界的主宰瓦解的背景下崛起的。在20世纪60年代，“自尊”不过是个心理学的概念，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影响教育界；到20世纪80年代渐渐进入公共政策领域，成为自由派的一面社会政治旗帜，形成了“自尊主义运动”。“自尊”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被简单化、庸俗化，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至今仍然争议不休。
无论是行为主义还是“依恋理论”，都聚焦于人与外界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自尊”（Self-esteem）理论则是描述人与自己的关系，即人的自我估价。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在1969年出版的《自尊心理学》中，把“自尊”界定为“自信”（self-confidence）和“自敬”（self-respect）的总和。“自信”是对自己迎接生活的基本挑战感到胜任的经验；“自敬”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和对生命之幸福的感受，并且能够理直气壮地尊敬和捍卫自己的需求和利益。
布兰登的自尊理论非常复杂。这里不妨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一番演绎。我5岁~15岁期间赶上文革，父母长时间在干校，我们兄弟三人留守北京，小学和初中都学业荒废。不仅如此，我还一度加入坏孩子的团伙，险些失足。升初中时只能看看连环画，而且只看图不看字。初中毕业的化学考试是开卷，考题是书上的6道例题，只要找到例题在哪里，原样抄下来，就可以得满分。然而，我因为从不读书，有几道题找不到，勉强及格。父母一谈起我来就摇头，说三个孩子唯有我不成器，日后要操心不断。但是，进入高中后，我就成绩飙升，马上成为班里头名。1979年高考，居然在北京文科中获得前十名左右的高分，神气活现地进了北大中文系。那次“范进中举”，把一直以来对我愁眉苦脸的父母都搞懵了。大人都说，这是“聪明”的男孩子到一定年龄突然“觉醒”后“有出息”的经典案例。其实真实的原因只有我自己最清楚，那就是“自尊”的力量。
我曾经在《北大批判》的自述中讲过，我很小的时候看到过一次农村的葬礼，心里受到的刺激很大，觉得自己早晚也要死，从此一直和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作斗争，同时思考如此有限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当时虽然学业全部荒废，这个问题则始终折磨着我，渐渐形成一个牢固的信念：生命不能白白度过，我来此世一遭，必有使命在身。另外，我认定我很聪明，而且是大聪明。这一信念，使我过滤掉许多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比如我对数学一直没有兴趣，也不擅长，但我认为我仅仅不擅长于低端的机械计算，而高端的数学思维肯定是不错的。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接触任何高端数学，只是老师讲极限的概念时我一点就透，其他同学则百思不解，于是我把极限的概念归于高端数学思维的范畴。
现在想想，这一切似乎都很好笑。我不停地为自己制造证据，证明自己很聪明，把证明自己不聪明的事实贬低为无足轻重的因素；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富有使命，只是一时还不知道这种使命是什么。其实，后来接触了许多智力测验，才发现自己智商实在平平，唯一不同寻常的就是这种“自信”和“自敬”。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功的典范。相反，我认为我目前的事业远远达不到自己的期待。但是，在高中期间，我从一个很差的学生到高考在北京名列前茅，以这一狭隘的尺度衡量，我这两年还是相当成功的。由此我也提醒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不要总盯着孩子的成绩。即使从追求成绩的角度来看，孩子人格的发展和完善，自信心、野心和兴趣，都比成绩本身重要得多。这些方面发展得健康，成绩不用抓自然会上去。
让我们再回到布兰登的“自尊”理论，他的学说在心理学界激发了许多争议和讨论，也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兴趣。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理论很快被政治化。加州的一位政治家约翰·瓦斯康塞洛斯（John Vasconcellos）对“自尊”理论深信不疑，并且马上要将之应用于实践。他称犯罪、青少年怀孕、毒品、学业表现过差等社会问题，都源于“自尊”的缺乏。他进而呼吁，提高年轻人的“自尊”是一种“社会疫苗”，在这上面投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他甚至相信，增强“自尊”有助于平衡政府预算。因为“自尊”增强，必将带来学业的改善、日后收入的提高，进而使政府税收也跟着增加。最终他说服了加州州长乔治·多克梅吉安（George Deukmejian）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研究这一课题。可惜的是，特别工作委员会经过3年的研究，发表的报告并没有证明瓦斯康塞洛斯的理论。不过，此时“自尊”的理论已经进入教育实践，形成了“自尊主义运动”。2006年1月，批判“自尊主义运动”的主将之一、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家琼·温茨（Jean Twenge）对美国小学的“使命宣言”进行谷歌搜索，竟然发现了30万关于“自尊”的网页。可见，“自尊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美国教育的主流。（薛涌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著名社会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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