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王守仁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今绍兴）人。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生于县城瑞云楼（今武胜门内寿山堂）。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弘治元年（1488）于南昌完姻，结?之夜，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术，次日晨还。次年归姚途中于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见娄谅，听他讲授朱熹“格物致知”论。五年中举人，寓京师父亲官署，遍读朱熹遣书。为决疑虑，“格”竹七天，无所得且罹疾。六年、九年会试均落第，遂归姚以诗书棋自娱。寻闻边关告急，精究兵家秘书。十二年中进士，值西北告急，疏陈“蓄村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严守乘弊”八事。十四年至安徽审查案件，事成游九华山，与道士谈仙。次年因病南归，先后隐居，养病于绍兴阳明洞、钱塘净慈、虎跑诸寺。十八年于北京与湛若水结为好友，同倡“圣人之学”。 正德元年（1506），刘瑾专权，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要武宗“开忠谠之路”，触犯刘瑾，受廷杖，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驿丞。三年春至龙场，自筑草棚栖身，因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后人称“龙场大悟”）。又创龙岗书院，为开化西南首举。次年应聘主府城文明书院讲席，始宣讲“知行合一”，学转陆九渊，渐自成体系。 五年三月，任庐陵知县，决积案，清邮驿；杜苛捐杂税，禁迷信神会。八月，刘瑾伏诛。十二月，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间事学术活动。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初赴职便道首亲，途中向徐爱阐述《大学》新说与“知行合一”思想。十月督滁州马政，闲时聚徒讲学。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十一年升佥都御吏，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头池仲容等农民起义。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农民起义军，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起义，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年57岁。葬绍兴兰亭洪溪（1989年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今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谥文成。《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二、所属流派
王守仁是杰出的学者，也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初习程朱理学与佛学，后转陆九渊心学，提倡“心学”，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 专心儒学，“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求诸事物，世称姚江学派，其学识影响巨大。
三、主要思想简介
王守仁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其学深受南宋陆学和禅学的影响，但比陆学精致完整和广泛得多。王守仁之学，经历了“学凡三变”的历程。黄宗羲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始得其门”即所谓“龙场悟道”，此为王守仁心学诞生之时。“心即理”为王氏心学之理论基础，也是其宇宙观。他服膺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为简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传。并且发展了陆之命题，完全否认了待“明”之“理”的客体，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命题。认为孝、弟、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从而以一元论的“良知”说代替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论。王守仁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此“心”不仅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着天地、鬼神、万物，“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同上）。“吾心”不仅化生天地万物，即便六经学术，亦在“吾心”之中，“六经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同上）。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抛弃了宋儒“知先行后”的传统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开。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认为人如果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之弊。他称“知行合一”不是凿空杜撰，说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断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谓之行者，只是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是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并进”，认为学、问、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关于认识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称此为“学问大头脑”、“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此命题实际是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观点结合起来。但他认为“格”不应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所谓“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将孟子“良知”的观点大加发挥，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生天生地”，是“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推而衍之，便为孝、弟、忠、信、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由哲学到伦理学的逻辑论证，树立了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他举例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他认为“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门四句教。王守仁也承袭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传统命题，而将其方法概括为两种：一为静的功夫，即无事时存养，防人欲于未萌之先，静处体悟，以存天理（致知）；二为动的功夫，即有事时省察，克人欲于方萌之际，事上磨炼，以灭人欲（格物）。王守仁自称其“致良知”为“孔门正眼法藏”，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王守仁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与朱熹对立。朱熹将《大学》一书分为经传,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王守仁则认为原无经传可分，更无经传可补。朱熹重视“格物致知”，把它置于“诚意”之先；王守仁则认为格致本于诚意，以诚意为主。朱熹将心与理析而为二，把知与行分离开来；王守仁则主张心与理一，知与行合。朱熹以格物为穷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对经典的一字一句细心理会；王守仁则认为朱熹这种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他以格物为正心，要求发挥良知的作用，以良知为评判事理的标准和解释经典的根据。他们虽然都反对佛老的虚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思想琐屑支离，不足以驳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与陆九渊?接近。他们都在根本观点上强调心与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简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并非直接继承于陆九渊。他的格物致知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不但与朱熹的思想相对立，也与陆九渊的学说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完成了一个心学体系。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王守仁认为,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低？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万事万物皆是如此。因此，没有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离开天地万物，也就没有我的灵明。王守仁认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却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对立，进而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王守仁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主观的道德意识，它既是是非标准，又是善恶标准，即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圣人不会多一些，常人不会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说，虽是一种先验论，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具有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无善无恶的思想，认为良知是超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绝对真理。善与恶对,是与非对,这都是相对的,但良知是绝对的,因此他称之为“至善”或“无善无恶”。他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作为立言宗旨，表现了王守仁思想的内在矛盾，引起了王门后学的争论和分裂。
四、主要著作
王守仁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一称《阳明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传习录》、《大学问》为重要哲学著作；主要教育著作《答顾东桥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等。
五、名言名句
王守仁能看到明王朝“波颓风靡”的社会危机，亲自感受到“沉疴积萎”的种种弊病，所以他的不少诗歌对此有所表现和揭露。
《立春》二首指出了“人间菜色正离仳”的痛苦现实，同时也倾吐了诗人“破屋多时空杼轴，东风无力起疮痍”的怅惘和感慨，《观傀儡次韵》则对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进行了揶揄和讽刺。“处处相逢是战场，何须傀儡夜登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他也常在诗里流露出退隐山林的情绪和欲望。《舟山除夕》里感喟“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六、对中国社会及哲学界的影响等
王氏为明代心学泰斗，中国古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其学发展为姚江学派，对明代及后世儒学影响甚巨。
王守仁哲学力图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烦琐与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将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达 150年之久，形成了阳明学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观的知识，只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道德规范的形成上，又忽略了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产生了“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废学,一切解脱。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着某些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为中国近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并成为显学，后来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一）主要教育活动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从34岁起他开始从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历时23年。其中除6年（1522-1527年）是专让从事讲学之外，其余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建书院，设社学办学校。此外，他还不拘形式，随处讲学。王守仁如此热心设学、讲学、其目的一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二是为了对民众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教化，即所谓“破心中贼”。但在客观上，对于明中叶以后书院的发展、讲学之风兴起，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关于“心学”思想
王守仁的教育学说，带有明显的哲学色彩，哲学思想是指导他的教育活动的一般理论，而教育学说又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在他的教育学说中贯穿了他的思想的基本原理。把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考察，能够更好地把握他的教育思想。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他是用“心学”的观点来阐明这一思想的。
尽管王守仁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心学”基础上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积极的内容。他认为“良知”人人都有，因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天赋条件，圣愚的区别仅在于能不能“致良知”；由于“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研”，总要受到物欲的引诱，所以人人都应该受教育；教育是为了去除物欲对“良知”的昏蔽，因此它“不假外求”，而重在“内求”，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觉“胜私复理，去恶为善。”王守仁教育作用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三）、“致良知”的学习论
“致良知”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学习论。在王守仁的学说中，“良知”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认识本体，道德修养的本体。“致良知”既是认识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
王守仁批评朱熹的学习论是“支离”，标榜自己的“致良知”学习论是一种“简易”、“轻快脱洒”之教，实际上是以内心的直觉体验来代替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否定人们向外界学习的重性要，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习论。这种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学以去其昏蔽，”从而达到“灭人欲，存天理”，这又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异途而同归，所不同的是，朱熹提倡通过读圣贤之书来达到，而王守仁则强调通过自我体验来实现。
但王守仁“致良知”的学习论，也包含了一些富有意义的见解。第一，他反对盲从《六经》，提倡“自知”、“自得”，认为学习不能死抠典籍，盲从典籍，为典籍所束缚，而是要“自知”、“自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第二，他反对迷信古圣先贤，提倡“惟是之从”,肯定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三，反对道学教育对个性的束缚，提倡“点化”、“解化”和“谏师”。所谓“点化”，指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指点和开导，朋友之间的砥砺和切磋；“解化”指发生独立思维解决问题，认为这才是“一子百当”的功夫；所谓“谏师”是指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师生之间应以朋友之道相待、提倡师生之间直谏。上述这些见解对今天的教育来说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四）、论道德教育
王守仁坚持了我国古代儒家教育的传统，把道德教育与修养放在首要地位。他认为培养学生形成优良的品德是学校中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在此基础上，也使学生的各种才能得到发展，日臻精熟。
王守仁所要培养学生形成的优良品德，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正是基于让述认识，他猛烈抨击当时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虽然仍以“明伦”名堂，但实际上由于受科举的影响，为了追逐“功利”，老师所教，学生所学，都全失去了“明人伦”的立学本意。由此可见，王守仁“明人伦”的道德教育目的论，虽然并没有超出儒家思孟学派的一贯主张。然而，他在当时士人“皆驰于记诵辞章”，重功利而轻修养的社会风气中，重新强调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三）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王守仁提出四个基本主张。
（一）、静处体悟
所谓"静处体悟"，实际上是静坐澄心，反观内省，摈去一切私虑杂念，体认本心。这是王守仁早年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他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任务是“去蔽明心”，即去除物欲的昏蔽，发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因而，道德修养无须“外求”，而只要做静处体悟的功夫。
（二）、事上磨炼
王守仁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静坐澄心，容易使人"喜静厌动，流入枯稿之病"，或者使人变成"沉空守寂"的"痴呆汉"，"才通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因此，他又提出“事上磨炼"。"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在事上磨炼”，亦即"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问，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指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去体认"良知"。他反对离开事物去谈"致良知”，认为在口头上谈"致良知"是无意义的，"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守仁晚年重视“在事上磨炼”，是他“知行合一”思想在道德修养方法上的反映。
（三）、 省察克治
王守仁继承与发展了儒家传统的"内省”、"自讼"的修养方法，提出"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克已必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副而来"。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克己内省"思想，强调了"拔去病根次"斩钉截铁久"扫除廓清"一毫不存"主张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察，自觉克制各种私欲。这是对儒家传统的“内省”、“克已”修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的包含的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合理因素，是可以批判地吸取的。
（四）、贵于改过
王守仁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一些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过错，即是大贤人，也难以避免，因此，在道德修养中不贵无过，而贵改过。要能改过，首先必须对过错要有认识，表示悔悟，但悔悟并不就是改过。“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这种“贵于改过”的主张，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的求实精神和向前看的态度，是可取的。
王守仁道德教育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但他对于道德教育的某些主张，反映了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五）、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比较集中地了他的儿童教育思想。现简述如下：
1、揭露和批判传统儿童教育不顾儿童身心特点的弊端
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常常借故逃学，“以肆其顽鄙”，“以遂其嬉游”，放肆地从事各种顽劣活动，达到嬉游的目的。久而久之，“偷薄庸劣，日趋下流。”因而，他深刻地揭露到：“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不顾儿童的身心特点，把他们当作小大人，这是传统儿童教育的致命弱点。王守仁的揭露和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切中时弊。
2、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
王守仁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牙，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16）因而，他主张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身心特点，以诱导、启发、讽劝的方法代替“督”、“责”、“罚”的方法，使他们“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这样儿童自然就能不断长进，就好比时雨风滋润草木一样，日长月化，生意盎然，而不是如冰霜剥落，生意萧索。
3、儿童教育的内容，“歌诗”、“习礼”、和“读书”，具有促进情感和身体发育的作用。对儿童进行“歌诗”、“习礼”、和“读书“教育，是为了顺导儿童的意志，调理他们的性情，在潜移默化中消除其鄙吝，化除其粗顽，让他们日渐礼义而不觉其苦，进入中和而不知其故，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诸方面都得到发展。
4、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王守仁认为儿童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即所谓“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因此，儿童教学必须考虑到这个特点，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随人分限所及”。同时，王守仁还认为儿童教学“授收不在徒多，但贵精熟。”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虽其目的是为了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即所谓“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但他反对“小大人”式的传统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要求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诸多方面都得到发展等主张，充分反映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这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已提出，确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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